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八位日军将领，在日寇投降后，他们的结局如何？

摘要：“松井石根还在抄佛经？”值夜的看守问同伴，同伴耸肩：“他说这样可以让幽灵安静。”一句轻描淡写的对话，把时间拉回到八年前的南京血雨。

【1946年4月23日夜，巢鸭监狱】“松井石根还在抄佛经？”值夜的看守问同伴，同伴耸肩：“他说这样可以让幽灵安静。”一句轻描淡写的对话，把时间拉回到八年前的南京血雨。

1937年12月，人称“帝国铁拳”的第三、第十军在江南会合后一路西进。之前的淞沪鏖战耗尽了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南京城防连补洞都来不及。12月1日至12日，二十万日军包围南京，12日夜城破，屠杀自此开始。各路师团长、军司令一边争功，一边竞相施暴，下文提到的八个人正是在这场屠杀中出尽恶名。

先看被押往东京受审的“大亚细亚主义旗手”松井石根。1945年9月，新桥车站外人群指指点点，一名瘦削老军官低头上车，他就是松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他戴上甲级战犯的标签。1948年12月23日零时，他在绞刑架下结束了70岁的人生。据看守回忆，松井走向刑场时双腿发抖，但仍试图高呼“天皇万岁”，被粗暴按住。

同样被送上法庭的还有“南京剃刀”谷寿夫。守寡多年的谷夫人曾对邻居抱怨，“他只在家里练习刺刀。”1947年4月26日，雨花台刑场枪声响起，谷寿夫伏法。临刑前，他要求保留军帽以“示军荣”，法庭拒绝。

松井与谷被定为甲、乙级，其他六人境遇不一。柳川平助其实在屠城前已患重病，他仍强撑着下达“放纵部队士气”的指令。1945年1月心脏病发死在汤山疗养所，遗体由部下秘密火化，军机处以“病殁”上报。东京法庭开庭时，此人只能在卷宗里列名乙级战犯。

牛岛贞雄的晚景颇具讽刺意味。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丙级战犯通缉，但因驻屯冲绳的旧部提供伪装与交通，他成功潜回熊本。1960年秋天，牛岛在自家榻榻米上死于胃癌。邻居直到他下葬才意识到，这位“种花大叔”竟是当年南京的屠城师团长。

吉住良辅在作战日志里写下“火光映城，士气大振”，战后却白衣过市。驻日盟军曾考虑逮捕吉住，但美国情报机关更需要他的华中占领资料。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字，他的名字从嫌疑名单删除。1963年，吉住脑溢血身亡，未受法律追究。

鹰森孝相比其他人军阶略低，却是屠杀第一线指挥。1946年7月复员时，他带着妻儿挤在大阪码头。“再当兵？不。”答复记者时，他拒绝回忆南京。1968年4月，鹰森病逝，遗像亦未配军装，家族讳谈往事。

中岛今朝吾被称作“16万幽灵的噩梦”。南京陷落前后，他曾以师团为单位搞所谓“肃清演习”，随机挑选平民作射击靶标。1945年秋，尚未移交审判的中岛在东京第二陆军医院因肝硬化死亡。盟军医生随后发现，他生前靠吗啡勉强止痛，临终神志已混乱。

最后是皇族中的刽子手朝香宫鸠彦王。作为天皇叔父，他在南京随军检阅，留下“皇族镇东南”四字题词。1945年麦克阿瑟为稳住天皇制，将其档案悄悄雪藏。朝香宫从此隐居，1981年4月病死，终身未出庭。

八个名字，八条路径。有人绞刑、有人枪决、有人病毙、有人逃脱。共通之处在于，无论他们的结局多么不一，他们无法洗掉“南京”两个字。资料显示，东京审判期间，检方提交的屠杀照片超过4000张，最年轻的受害者仅3个月。对照法庭原件，可清晰看见谷寿夫签署的“格杀勿论”手令；松井石根的日记里写着：“城内尸臭漫天，终胜于速战。”这些墨迹，永远钉在史料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宣判时，旁听席坐着七十多位幸存者。宣判一刻，一名老纱厂工人握紧双拳，却没有鼓掌；他只是盯着谷寿夫的背影发呆。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枪声没能带走我妻儿的声音，那声音在夜里还在。”冷静而刺骨，这恰是屠杀留下的久痛。

八将的下场既有惩戒也有漏网，法律与政治在战后交织，留下诸多缺憾。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对侵华罪行的追诉尚未完成，部分证据仍在海外档案馆尘封。鉴于屠杀规模与性质，学者呼吁继续系统梳理审判记录，对未被起诉者进行学术层面的“追判”，以补司法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