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后，因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整个东北军群龙无首，蒋介石乘机收买分化。强令在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军分别调到河南、安徽、湖北、江苏一带，于学忠将军所部调到江苏北部。东北军虽然受到歧视，但装备军纪各方面和其它杂牌军相比，还是较好的。东北军的官兵，也希望张先生能早日

黄本仁/文

西安事变后，因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整个东北军群龙无首，蒋介石乘机收买分化。强令在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军分别调到河南、安徽、湖北、江苏一带，于学忠将军所部调到江苏北部。东北军虽然受到歧视，但装备军纪各方面和其它杂牌军相比，还是较好的。东北军的官兵，也希望张先生能早日恢复自由，统率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所以士气很高。但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不但没有满足东北军的心愿，反而把东北军调到好几个战区，由李宗仁、顾祝同等统率，名义上放在抗战第一线，实际上是起配角作用，饷械粮弹各种物资补给都比蒋系“中央军”差。

抗战前一阶段，东北军划归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的是原东北军一〇五师，即后改建制为四十九军的刘芳波（多荃）部和二十五军张文德及所属一〇八师。张文德部驻地和由戴笠指挥的军统直属武装“忠义救国军”的防区较近。当时，我在“忠义救国军”任参谋和情报主任，所以对这支“友军”的情况比较熟悉，由于职务上的关系，和他们联系也较多。

张文德将军原是东北军王以哲的部下（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他这个军指挥四十师、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共三个师。

其中四十师师长是方日英，五十二师师长是刘乘哲。这两个师名义上归张文德指挥，但张是东北军系统，而这两个师的军官大都是身穿“黄马褂”，头戴“绿帽子”的御林军，即黄埔军校毕业和经过陆军大学进修的，所以关系不密切。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就是黄埔三期毕业的。他盛气凌人，根本不把张文德放在眼里。四十师自以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也同样瞧不起一〇八师。相比之下，一〇八师中上层军官连黄颜色染过的也不太多。原来蒋介石为了同化杂牌军，把年轻有为的少校级以上军官分期分批送往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接受蒋家王朝法西斯政治军事思想的洗礼，和蒋介石结成师生关系，毕业后也就自认为蒋系军官了。蒋介石也就另眼相看了。这就叫做“染黄色军官”。由于以上各种关系，张文德这个军长宝座，是坐而不安的。真是“指而不挥”、“司而不令”。虽然五十二师副师长

朱惠荣也是东北军出身，但在五十二师中没有实权，张所能指挥的也只是大部分官兵是东北人的一〇八师。

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也是王以哲的旧部（保定九期毕业），副师长顾宏扬，参谋长姓史。该师辖有四个团，番号是六四三、六四四、六四七、六四八，当时（一九四一年前后）常驻苏南、皖南、浙西一带。这是第三战区的前沿地区，接近上海杭州、南京、芜湖等地。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经常抽调一一四、二二师团从浙西苏南、皖南等地集中到这个前沿阵地，举行大规模的“扫荡”战。一〇八师全体官兵怒火中烧，奋起杀敌，比其他部队打得勇敢，但伤亡也较重。一〇八师对抗战大业作出了贡献，作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对这样的部队却一次也没有嘉奖过。一〇八师的官佐告诉我说：“我们打胜仗，是职责应该，我们要是部队伤亡，那是没有补充，倒霉活该。”事实也真是这样，一〇八师和日寇作战一次，兵员伤亡，物资消耗，数字是不小的，但每次都得不到应有的补给。一〇八师在作战中，如果伤亡一个连，甚至一个营左右，向三战区报请补充，从来没有批复。这是顾祝同奉蒋的密令，妄图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所致。一〇八师的上层领导也知道这个阴谋，明知道打胜了也得不到升级和赏赐，但由于大敌当前，加之由于张学良将军的教诲和中共的启发、帮助，所以还是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顾祝同是不准他们打败的，打败了就得追究责任，以贻误战机罪处理。

一〇八师上层领导者考虑到和日寇拼掉一个连，甚至一个营，不给补充，对全师生存影响还不算太大，要是拼掉一个团，那一〇八师的命运就危险了。因为少了一个团，顾祝同不给你补充，而且顺水推舟，立刻把你这个团的番号撤销。顾祝同对杂牌军的一贯手法是要是少了一个团，那就会可能把这个师和别的师合并，或者分割建制处理。

由三战区指挥的杂牌军有湘、川、滇、粤等部队。桂军大部分在五战区由李宗仁统率。这些杂牌军要是遇到顾祝同采取歧视措施时，他们纷纷向他们的各省地方军阀哭诉，再由各省当局向蒋介石力争，以挽回危局。唯独东北军没有后台，因为统帅张学良已被囚，有谁来和蒋介石力争呢?所以东北军在三战区，我们叫它为“孤儿军”。意思是失去了亲生父母，任凭蒋介石和顾祝同来宰割，蒋顾是他们的继父母。

一〇八师的上层军官，心理状态是非常复杂和痛苦的，他们既有报国杀敌的热诚，又有部队被消灭的忧虑。当顾祝同遇到日寇“扫荡”时，从来不让“中央军”去阻挡，这个任务经常落到一〇八师的肩上。一〇八师上层军官就得既小心又大胆，既要不十分消耗实力，又要不贻误战机，真是煞费心机。

下级官兵看到顾祝同这种毒辣阴谋，真是怒火万丈，宁愿和日寇拼死拼掉，但又体谅自己生死与共的上级的艰难处境，只得有气往肚内吞，上上下下，相对无言。这种痛苦心情，作为一〇八师的驻地友军当然知道。俗话说，“不平则鸣”，但谁敢“鸣”呢?一方面顾祝同在一〇八师内部也布置了内线，你还没有开始“鸣”，顾祝同的走狗军就对付你了。又何况一〇八师和其它杂牌军不一样。一〇八师是戴“共嫌”帽子的部队，顾祝同对它防范特别严密。凡是与新四军等革命部队作战时，顾祝同就有一套特别措施，既要一〇八师卖命，又得严防一〇八师受“赤化宣传”而发生兵变。原来一〇八师的官兵，早在陕甘地区时就了解中共的政策和革命部队的性质，顾祝同对一〇八师之所以不放心，就是恐怕一〇八师和革命部队结合。所以在三战区，一般部队官佐没有公务在身，都不敢也不愿和一〇八师接近，恐怕也戴上“共嫌”的帽子。内心虽然同情，但外表却“敬而远之”。

我出于对张学良先生的崇敬，对东北军的同情，时常去“串门”，因为我所供职的部队是蒋介石最忠诚的军统部队，直接受戴笠指挥，有权给别人戴“共嫌”的帽子，别人无法给我们戴“共嫌”的帽子。“忠义救国军“名义上受顾祝同的节制和调请，实际上顾祝同对“忠义救国军”是调不动，遣不了。

我们内部有一句公开的口号，叫做“只有戴老板（戴笠），没有顾粥桶（祝同）”。顾祝同曾想在忠义救国军内部搞情报，结果被戴笠发觉后，立即以“汉奸”刺探军情为由，立即处决，吓得顾祝同的走狗们，再也不敢来领教了。

一〇八师被戴上“共嫌”帽子后，这个“孤儿军”的处境更加孤立了。四十年代初，蒋介石对各战区部队团级官佐以上人员一再讲话，要保存实力，鼓吹中日问题是太平洋问题的一部分，太平洋问题不解决，中日问题无法解决，唯一希望是等待美日开战，美胜也就是国民党胜利。目前只有边抗战边休整，采取必要进攻，重点防御的方针，前沿部队距离日寇不能太近，以免被日寇“扫荡”掉。顾祝同学着蒋介石的腔调，胡说“日本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共军”。造谣诬蔑“‘共军’是苏俄的别动队，是苏俄的工具，亡给日本还可以做亡国奴，亡给共军即亡给苏俄，要做亡国奴都做不成……”对此，蒋系“中央军”和戴笠的军统部队是积极奉行，各杂牌军是又信又不信，只要顾祝同按月开饷，其它不去多想，唯有东北军一〇八师是根本不信。这一点顾祝同心中是有数的，所以把一〇八师就当成眼中盯、肉中刺，对一〇八师百般挑剔，无事生非。蒋系部队实际人数和花名册是不相符的，各级官长可以大吃空额。对一〇八师则经常派三战区的点验委员会来查人数，点名发饷。四十年代初，一个上校月薪是120元、中校100元、少校80元、上尉50元、中尉40元、少尉32元。对一〇八师则不然，来一个七折八扣，美其名曰“国难饷”。一个少校营长月薪只有64元，一个上尉连长月薪只有40元。对士兵克扣的更凶，一个上士班长只能拿到14.4元。有一次我曾问过三战区点验委员会一个朋友，为什么要对一〇八师发饷这样“认真”。据说并不是“歧视”，而是一〇八师不合编制要求，多了一个团。按照国民党休整新计划，一个师只能三个团，采取三三制，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排，而一〇八师大部分都不符合规定，一句话就是“超编”了。既然“超”了，就得挨“整”，此事理所当然。

一〇八师这支孤儿军的危运还不止这些，除“共嫌”的帽子外，接着又戴上“倾汪”招牌。原来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组府”，满以为他的“和运”通电一发出，凡是过去和他有关系的，或者和蒋介石有矛盾的部队，如张发奎，龙云等等部队都能“闻风来归”，哪知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命令南京的伪军头目、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富双英等人打东北军的主意，想把受蒋歧视的东北军拉过来。鲍文樾做过张学良将军的副司令、行营办公厅主任，富双英做过东北军的旅长、师长，他们认为对东北军有号召力，特别是三战区的东北军，近在咫尺，可以招之即来。于是明则广播诱降，暗则派人联系。这可急坏了顾祝同，他马上把刘芳波调到长官司令部附近，将一〇八师则调到第二线，密令各军师就近监视活动。

我去一〇八师“串门”时，曾亲自听到汪方对一〇八师的广播，据鲍文樾说：他之所以参加“和运”，主要是为了给张学良先生报仇，张学良的仇人是蒋介石，希望所有东北军参加“和运”共同反蒋。如果一个师投诚，全师官佐各升一级。

我曾问过一〇八师的官佐，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暗地说：“鲍文樾叫我们反蒋，为张学良报仇，这一点我们不反对。但张将军是抗日的，鲍却用做汉奸的方法来为张将军报仇反蒋，这和张将军的意图是大相违背的。我们抗日是忠于祖国和民族，也是忠于张学良将军。我们的部队戴上‘共嫌’帽子，我们并不认为可耻。共产党主张抗日，我们也主张抗日，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现在，鲍文樾叫我们去附逆做汉奸是真，为张将军报仇反蒋是假，我们绝不会上当……。一句话，我们光明磊落，坚决抗日到底，打回老

家去……。”我听了很受感动，但也有少数东北军零星部队，由富双英、荣子恒收编为伪军第十一军。抗战胜利后，富双英等人在济南被处决，这支部队也被徐州绥靖公署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后来，我因为职务关系，没有机会再和一 八师接触。这个师以后的命运，我就不清楚了，仅仅知道四十九军的刘芳波（多荃）的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急切希望回到沦陷十四年的故土东北，但蒋介石没有满足他们的心愿，而是把大批嫡系部队空运辽沈吉林大地，从事劫收。熊式辉、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极力排斥东北地方部队，连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都不能在东北立足，一气之下，撤回北平。陈诚更是过分，把东北的地方团队完全归并撤消，因此东北军——孤儿军的命运更是悲惨不堪。刘芳波将军后来被发表为热河省政府主席，蒋政府借此夺去他们部队指挥权，不久省主席一职也被挤掉。

蒋政府在东北覆亡前夕才明白，没有东北本地人组成的部队协同他们“中央军”作战，等于盲人骑瞎马，因此急电滞留在江苏长江南岸江阴、常熟、无锡一带的四十九军王铁汉部，调回辽沈，但蒋家王朝在辽沈的统治在人民解放军铁拳的打击下，已经奄奄一息。王铁汉部去沈，根本挽救不了其灭亡的命运。

总之，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东北军不仅是一 八师处于孤儿军地位，整个东北军都是处于同样境地，后来有部分东北军摆脱了蒋的控制，实现了张学良先生和中共合作的伟大愿望，这是值得欣幸的事。

来源：萨彦布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