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挂羊头卖狗肉到窝里斗——艰苦卓绝的儒家上位史

摘要：就像本文开篇好像在跑题一样，上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扯淡。事情的关键之处不应该是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吗？只要我们觉得舒服、觉得爽，想喝啥喝啥想看啥看啥，谁管得着？

春日暖阳下，围一壶茶，捧一卷书，享受一个悠闲慵懒的午后——这段文字是不是很有画面感，而且显得很高级、很有格调？

但要是把茶和书换成肥宅快乐水和手机，会不会就让人有逼格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崩坏感？

就像本文开篇好像在跑题一样，上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扯淡。事情的关键之处不应该是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吗？只要我们觉得舒服、觉得爽，想喝啥喝啥想看啥看啥，谁管得着？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这个小例子可以作为“名实之辩”的一个浅显的解析。话说在2500年前，孔子跟墨子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隔空对喷。后者是典型的工科男思维，坚定认为应该“取实予名”，强调 “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卷十二·贵义第四十七》），就是只捞干货，不管面子；而前者不仅认为名重于实，而且简直就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础——把茶和书换成快乐水和手机简直就是倒反天罡，绝不可容忍。就算日子不过了，也得先把这事捯饬清楚再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

你瞅瞅，人家老夫子可是说了，你那个下午过得咋样他一点都不关心，因为不~重~要！那啥重要呢？就是你当时喝的啥看的啥。有多重要？重要到了你要是没喝对、看对，没准歌者就能随手扔个二向箔来毁灭地球！

当然啦，孔夫子顶多是嘴上叫得欢，身体却很诚实。他宁可周游列国去忽悠诸侯讨个官做，凄惨到了“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地步，也没见他去给周天子效忠——谁不知道那位闲到蹲在洛阳城头抓虱子的抠脚老汉才是整个天下最大的“名”？反正人家万世师表就是假装不知道这码事。

祖师爷还有务实的一面，可两千多年后的徒子徒孙们却彻底魔怔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着朱由检自挂煤山，大明朝看似已经完蛋了。可问题是皇帝没了，但在近300年的时间里寄生在这个王朝的躯体上吸血为生的无数既得利益者还活蹦乱跳着呐，他们可不想让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寿终正寝。

那该咋整？好整，再弄个大明天子供起来不就得了？

所以问题的核心就是得弄个皇帝出来，可东林党却跟阉党（余孽）就到底该让福王朱由崧还是潞王朱常淓上位吵了个不可开交。论吵架，马士英、阮大铖以及刘孔昭之流肯定不是钱谦益、吕大器、雷演祚等饱学宿儒的对手，但问题是一旦人家亮出刀把子、枪杆子，全身上下就嘴好使的东林党人就没戏唱了，所以最终上台的还是他们最讨厌的朱由崧。

在当时闯逆未平、建贼入关的恶劣形势下，新生的南明小朝廷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即便无力北伐收复失地、中兴大明，起码也得积极防御，保住江南这半壁江山吧？在这个大前提下，别说大明天子是朱由崧了，就算龙椅上栓条狗其实也无关紧要——要是守不住，就算朱由检复生，不也得再吊死自己一回？

可东林党人却不这么觉得。毕竟祖师爷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你朱由崧的爹叫朱常洵，这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还敢腆着张大脸坐上那个位置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除非要了自己的小命——否则一定要先把他拉下来再说。

与之相比，什么北伐收复失地、抵御满洲南下、重振大明雄风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得往后排。满洲人来了，大不了亡国灭种。朱由崧不倒——用不着歌者，钱谦益就恨不得先扔出去一大把二向箔。

就像开头说的，你在那个秋日午后过得咋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不能喝快乐水看手机！

其实一开始的儒家不是这样子的。从祖师爷孔夫子开始，这帮家伙最擅长的本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儒家的诞生，应该就是老夫子口中的那个“礼崩乐坏”时代的产物。如今我们都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高速发展最大的推动力，又往往是混乱和战争。这一点已经一次次的被历史所证明，无需赘述。

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其实也差不离。

有明确文字记录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就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说就是那个诞生了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大爆炸运动，并由此基本奠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社会的思想框架，谁也甭想跳出去。甚至可以说，即便到了今天，情况也没有本质的改变。

为啥？在以前，夏后说我遵天命而远鬼神，商帝说我也信天命但亲鬼神，周王说你俩整的那点玩意太浅显了，不如跟我学学阴阳五行以及礼法……而夏商周唯一能达成的共识，就是如果你不认同我的信仰和理念，那就拉出去砍掉好了。

就算没被砍掉的，统治者也有足够的办法让他老老实实的闭嘴。在这样的统一意志下，思想别说启蒙了，露个头都得被掐死。

可在周王东迁后就成了泥塑傀儡，诸侯蜂起，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大争之世正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吸收和笼络人才是与富国强兵同样重要的头等大事，再堵住人家的嘴不让说话，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所以才有了轰轰烈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不过在当时别的学派混得都挺不错，有些还能在某个大诸侯国混成当权派。比如道家在楚国非常吃香；法家在秦国一家独大，在赵、韩也很吃得开；兵家在魏国、燕国非常受推崇；墨家在宋国等中小诸侯那里很有市场；齐国则有点“多神信仰”的意思，道家、法家、阴阳家以及儒家成天在那吵架，但谁也没法独霸一方。

即便是在被视为儒家大本营的鲁国，孔子这个祖师爷最高也只做到了第四把手（司寇），还没几年就下岗了。后来周游列国求官做，大家都对夫子他老人家客客气气，但就没一个人蠢到真敢把自家的花花江山交到他手里去祸害的。

没错，谁都知道，儒家的那些主张，就是祸害。

由孔子提出并呼吁推而广之的儒家“基本法”，说白了就俩字——复古。当然这个古也不是瞎复的，具体说就是恢复到周公制礼时的社会秩序。而周公搞出来的那套礼制的核心原则就是尊尊和亲亲，简单解释就是在家要对老爸毕恭毕敬，出门要对周王言听计从，反正就是等级森严、壁垒分明，不可逾越。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朱熹等人又对这套理论进行过进一步的阐述和延伸，但基本价值观是始终不变的。

这套理论表面看着没问题，但放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对当时的各大诸侯来说，简直就是对着他们贴脸开嘲讽。

诸侯不是啥新鲜玩意，在周公之前就存在。可西周分封诸侯的目的是开疆拓土、拱卫王畿，谁让你们相互倾轧厮杀，还动辄非得争出个霸主来，尤其是把堂堂周王弄成了个人形图章的？所以从周公礼制以及试图恢复这一秩序的儒家视角来看，诸侯就是复古最大的祸害；而换成诸侯这个“礼崩乐坏”的最大受益者的角度，甭管是周礼还是儒家，不也同样是最大的祸害？

所以哪个诸侯要是待见儒家甚至是重用儒家，那才是脑子一边进水一边被门挤了还被驴踢了的蠢材。

其实孔子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在鲁国刚一掌权就迫不及待的砍了少正卯，先爽了再说，反正是心知肚明这个位置自己肯定坐不长。在周游列国时，还故意混淆是非，含含糊糊的用诸侯代替周王作为尊尊的对象，试图蒙混过关。

然而能干上诸侯的就没几个傻子。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老夫子“惶惶如丧家之犬”，连个芝麻官也没求来。

乱世之下，遍地的草头王不待见儒家这个另类不奇怪。那么等到六国被秦横扫，全天下就剩下皇帝最大的时候，情况该不一样了吧？

答案是原来啥样，现在还啥样。

在短暂的秦朝儒家混不出头不奇怪。因为这是法家的贼窝子嘛，天生的冤家对头，能让儒家伸头冒泡才是见了鬼。那么为啥在（起码在表面上）凡事都喜欢跟秦朝对着干的汉朝，儒家还是捞不到多少实在的好处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汉朝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怎么会捞不到好处？

刘邦确实是打着“非秦”的旗号夺的天下。可问题是这厮也就是嘴硬，身体却很诚实，大汉朝的立国之本，基本还是秦朝的那一套。即便是面对新出现的复杂局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刘邦宁可选择躺平任撸的“无为而治”，依然坚定不移的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反正就是不用儒家声嘶力竭的死命推荐的那一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所谓仁义治国的理论。

而从包括后来被儒家吹捧上天的刘恒、刘启到刘彻、刘询，实际上又坚定的走回了重用法家的老路上。而在此期间备受重用的所谓权臣，如侯封、晁错、郅都、张汤、赵禹、主父偃、桑弘羊、张安世、丙吉、杜延年乃至于霍光，都是如假包换的法家信徒。

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么回事？

其实不过是刘彻的权宜之计罢了。当时这位汉武大帝十分想要干翻匈奴，可朝野上下都觉得现在日子过得还凑合，顶多给匈奴人送些财帛、公主有点丢人，但无伤大雅。没必要为此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基本就没有支持他的。中国历来讲究“师出有名”，所以刘彻就非常急需找出一套支持自己出兵的理论。

这时候董仲舒就适时的蹦了出来。他充分发挥了祖师爷擅长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绝技，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的教条都假装不存在，唯独从故纸堆里挑出来一句从来没人搭理过的“圣人之言”，叫“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公羊传·庄公四年》）——陛下您看，太祖高皇帝蒙受白登之耻，这才过去了不到70年，那帮背祖忘宗的混账东西就不认账了？俺们家的祖师爷可说了，这事就算过了3000年（一世等于30年）也不能算完，必须得报仇！

这就是公羊派主张的“大复仇论”，也就成了刘彻对匈奴开战的最充足的理论依据。后来只要有人反对他出去掐架，就直接甩出一句“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啥啥都瞬间摆平。

但董仲舒对刘彻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相反双方达成了一场交易——董仲舒不但为对匈奴开战提供理论支持，还利用其士林领袖的地位招呼来大把的徒子徒孙，为刘彻赚吆喝镇场子。而后者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学术这个小圈子里，替儒家当打手，扫平一切牛鬼蛇神。

请注意，刘彻答应老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条件是有前提的，就是仅限于学术圈。具体的措施就是设《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博士，在太学里教授弟子。而其他诸如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的学者统统撵走，反正不能再在太学这个官方最高学府里授课了。

至于学术圈之外，刘彻就不管了。所以被老董恨之入骨的如张汤、桑弘羊等法家“酷吏”照样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稳如泰山，挥挥手就能轻轻松松的整死一打儿儒生……到这时董仲舒才明白过来——本以为被忽悠瘸了的是皇帝，谁知到头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老董窝囊啊，老董憋屈啊，老董抓狂啊，到最后干脆就走火入魔了，整出部神神叨叨的《春秋繁露》。在这部书里，董仲舒几乎全盘抛弃了公羊派的原有主张，一门心思的宣扬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又是“性三品”的人性论，又是“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又是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反正不是阴阳就是五行，跟正经的儒家半点不沾边，更像个神棍在发癫。而他的这番神经错乱的举动，非但没有再次打动刘彻、换来实权，反而招来了后者极大的嫌弃和反感，差点因此丢掉狗头。

更要命的是，原本在儒家中最富革新精神的公羊派，被他弄成了神棍大本营，留下了“善于谶”的恶名，从此一蹶不振。

但倒下一个董仲舒，还有千千万万个儒生继续前赴后继，反正就是要夺权，要让儒家的不仅统治所有人的思想，还得操纵他们的身体。

先被儒家盯上的，是太子刘据。于是像石庆、瑕丘江公、严青翟、狄山、卜式等儒家门徒蜂拥而至，成天给刘据魔音灌脑。结果到最后不但彻底把太子爷给教迂了，还引起了刘彻极大的警惕，随手弄出个巫蛊案，不但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儒生一网打尽，连老婆孩子都顺手一锅给烩了……

儒家的下一个目标，则是西汉第一权臣霍光。尤其是在昭帝年幼、老霍权势熏天，俨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天下第一人时，董仲舒的弟子眭弘觉得是个投机的好机会，便公然上书要求刘弗陵禅位给霍光：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谁知马屁却拍在了马脚上——霍大爷觉悟多高啊！人家只想蹲在幕后当棋手，根本无意走上前台当显眼包，所以就顺手一刀摘了眭弘的狗头。

下任皇帝刘询是刘彻真正的继承者，儒家拿他根本没办法，所以只好故技重施把主意打在下一代身上。于是又有大批儒生将太子刘奭团团围住，简直将后者弄成了第二个刘据，气得刘询大骂“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

可惜刘询缺乏刘彻的魄力再搞次巫蛊案，所以刘奭即位后果然因为“柔仁好儒”而导致威权旁落，西汉的国势也正是从此走向衰落。

不过儒家也没能得偿所愿。因为西汉有着强大的外戚干政的优良传统，所以像萧望之、石显、匡衡、何武等儒生出身的宰相根本干不过人家，自然抢不来权柄，还把自己弄得非死即废。

整个西汉一朝，儒家就像个马粪蛋，只有表面的光鲜，实则是被皇帝、外戚甚至是宦官随意拿捏的小卡拉米，混得十分凄惨。好不容易有个叫王莽的外戚跑来弃暗投明，愿意全盘按照儒家的想法治国了，结果最后双方还是闹掰了。

之所以会闹掰，是因为儒家“既要又要”，最终分赃不均。表面上看王莽是被刘姓宗室复辟，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如说是被儒家给卖了。

在东汉，儒家的日子好过多了。起码因为皇权不振，使得他们挤进朝堂攫取权力的阻力大为减少，最为尊崇的三公等职位几乎被其所垄断。不过也正因为皇帝不给力，所以外戚的势力愈发无人可制。等到好不容易把外戚干掉了，公公们又雄起了……所以别看袁绍他家四世三公，杨修他家四世太尉，其实还是马粪蛋，拿出来不能说屁用不顶，最多也就能顶个屁用……

最典型的就是袁绍。没事时这厮是天下楷模，不用露面就能被公推为诸侯盟主；可一旦有事了，哪怕坐拥莫大优势仍被一个阉宦子弟三下五除二就给打发了。

最糟糕的是，那个讨厌的曹贼还是个“唯才是举”的法家拥趸，这就太打脸了。所以后来儒家才拼命的褒刘贬曹，算是无能狂怒的一种表现吧。

三国之后，西晋没太平几天，就自寻死路的搞出个五胡之乱。从汉末到南北朝，天下分崩离析了近400年，几无一处净土，更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太平盛世还有些搞头的儒家，到了乱世几乎就是末日。因为儒生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手中有刀的武夫和擅长搞富国强兵的法家，甚至连比较擅长逃避现实，自我麻醉的道家都比他们有市场。

隋唐再次一统，还搞了儒家最爱的科举，这回日子该好过了吧？

还是那个鸟样。

话说士族门阀从东汉开始萌芽，两晋发展壮大，至南北朝长成庞然大物。这帮家伙当时有多嚣张？“王与马，共天下”那都是给面子，要把人家整不高兴了，改朝换代都是分分钟的事。到了隋唐，虽经杨李两朝天子持续不断的打压削弱，士族看似没了当年之勇，再想把皇帝当提线木偶操弄已没了可能。但要说控制朝廷，垄断大多数重要的官职，对他们还真不是啥难事。

就拿唐朝来说，在289年里当过宰相的共有381人。其中有过参加科举经历的（含明经、明法等杂科）还不到一半，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能身居高位，靠的还是出身门第和家族世袭。

即便有近一半是考出来的，唐朝宰相中士族出身的占比仍高达65.8%。而那些真正出身寒门的宰相，绝大多数也得向高门豪族卖身投靠才能得以晋身高位。否则就算天下才华十斗你独占八斗，照样也得在科举中名落孙山——除非你像马周那么拽，有个李世民护着。

当然，那些士族子弟大多也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科举也只考这玩意。但问题就在于哪怕你把四书五经读得比孔孟还牛批，但最终决定前途的还是自家的门槛有多高。所以一旦你考中了、发达了，最该感谢的是至圣先师，还是自己家里供着的那位老祖宗？

所以唐朝的儒生，与汉儒、宋儒以及明儒相比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唐儒非常现实，对其余朝代同行拼命的排除异己、所谓的“除魔卫道”基本没啥兴趣。

典型如魏征。这位同样被儒家吹捧上天的“千古人镜”，早年当过道士，还学过纵横术，入仕后当过“五姓家奴”……显然算不上是个正经的儒生，要是生在宋朝或明朝，恐怕早就被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而永世不得翻身了。不过在唐朝就没关系，你到底信的是啥根本没人关心，关键看你现在站的是哪边的队。

从他的政治主张来看，鼓吹教化、仁爱、节俭；推崇偃革兴文、以静为本，极力反对战争；尤其是特别头铁和一根筋，最爱干的事就是怼老板，而且越是给钱多、越对他好的老板就怼得越狠……在学术上，魏征总撰了唐初八史中的五史（即《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和《隋书》），主编过《群书治要》五十卷、《大唐仪礼》一百卷、《类礼》二十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独撰过《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可谓是著作等身、Buff叠满——放在哪朝哪代，都够得上一代宗师的标准了。

然而后世儒家推崇魏征的，唯有极言直谏这么一条。事实上唐朝在后来有“思想家的荒漠”这一恶名——话说两千多年来，儒家有资格搬进孔庙陪祖师爷享受香火祭祀的孝子贤孙高达156人，而堂堂大唐仅有韩愈和陆贽这么可怜的两个名额入选，能被汉（12人）、宋（35人）、明（17人）等朝甩出八条街去，就算是跟元（6人）、清（6人）这样的异族王朝比，都是一副没脸见人的衰相。

究其原因，就在于唐儒都喜欢各玩各的，根本不在乎“组织”，也不咋在乎道统、提携同道，更没多大跟皇权、武夫等“邪门歪道”进行“正义斗争”的兴趣，所以自然不受待见。

汉儒虽然从头到尾都是灰头土脸，但起码人家还知道争一争，虽然从来没赢过。而唐儒连争都懒得争，就算执掌了大权，那也是他个人的事，跟儒家有什么关系？

简单说，就是唐儒只管自己，根本懒得“卫道”。

唐儒各顾各，宋儒明儒就非常抱团，齐心协力“卫道”，或者说排斥异己，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答案就在于利益。

在宋朝之前，有儒家，有儒生，但不能说有儒教，因为没必要。

就拿唐朝来说，尽管也有科举，但入仕的渠道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可以世袭，可以举荐，可以祖荫，更可以凭借军功飞黄腾达——当然这是指世家子弟。寒门出身的除非能力超强且运气极佳，连参与这个游戏的资格都没有。

而士族教育子弟，当然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但绝不局限于此。只要你想学而且能学成，道法墨名、农工商兵随便学。简单说就是素质教育，并非为了应试。反正一个大家族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甭管培养出什么样的怪物，都能用得上，不会浪费。

而且士族搞教育，从不吝啬成本，因为人家不差钱，而且还能大赚特赚——仅“五姓七望”，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在唐朝就出了59个宰相，投资回报率简直高到爆。

更重要的是，世家培养出来的几乎都是全才。像李靖、李勣、郭子仪这样的名将搞内政照样得心应手，像娄师德、唐休璟、高适这样科举考出来的抡起刀子来亦有万夫不当之勇。简单说就是文武皆能，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民，所以在那个时候“出将入相”，不过寻常事也。

依靠家族，功名利禄就能唾手而得，犯不上抱团取暖，所以“卫道除魔”有何意义？

但到了晚唐，因为军阀势力的一家独大，尤其是黄巢和朱温的一通嘎嘎乱杀，让士族门阀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就导致传统上的人才培养机制突然就断掉了，那么谁来当官？

答案是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不过因为庶族地主的财力、底蕴、眼界都没法跟积累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世家相比，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更没有意愿再去培养所谓的全才，只能死盯科举这么一条出路，然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所以唐朝的官员——其中大多可以称之为儒生，都是素质教育结下的丰硕果实，在能力上非常全面，甚至可以称之为花里胡哨。而之后的宋儒明儒，则基本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就把几本儒家经典颠来倒去的死记硬背，然后应付过考试，就算成才了。

因此从秦汉到隋唐，基本是没有文武之分的，文尊武卑也不会有市场——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武夫，粗鄙吧？但人家没准就姓崔、姓范、姓卢，谁能瞧不起他，谁又敢瞧不起他？

可到了宋朝以后就不一样了。随着士族门阀的倒掉，世袭、举荐、祖荫等传统的晋身渠道要么消失，要么式微，就剩下科举这座独木桥。而随着庶族地主出身的只会死读书、读死书的士大夫借科举崛起后，就一门心思的筑起“小院高墙”，并严防死守，任何异类都甭想进来。

当然这样的吃相太难看，所以必须出师有名。因为能在科举中混出名堂的唯有儒生，所以诸同门团结起来，打起卫道的旗帜来排除异己，是不是就看上去名正言顺了？

恰好当皇帝的老赵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于是双方就一拍即合了。

话说从晚唐起武夫就失去控制，“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成了普遍真理。这对野心勃勃的军头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比如赵匡胤，他就深知自己要是像李存勖、郭威们那样瞎混，他的大宋朝铁定会沦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老赵家满门都得死无葬身之地。

这位宋太祖想到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崇文抑武。但他崇文抑武的初衷，可不是后来后来那种文官当爷爷、武将灰孙子的奇葩局面，而是把自晚唐以来“武尊文卑”的风气拽回来，实现文武双方势力的均衡——没有一家独大，老赵的宝座才坐得稳嘛。

因此在北宋初立的时候，尽管赵匡胤经常“吹黑哨”使得文官的势力迅速得到增强，但相对而言文武均能各司其职，起码井水不犯河水。

诸如在宋军一统天下之战以及与契丹的一系列战事中，都是由武将主导的。文官既插不上手，也没啥机会瞎哔哔，就算哔哔了，也没人搭理。

但在高粱河一战之后，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灭了北汉之后信心爆棚，赵光义贸然发动了收复幽云十六州之战。又因为他的瞎指挥，导致宋军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战败——请注意，宋军虽然没有达到战役目的，但十几万的兵力实际上只损失了万余，绝对称不上大败。

但在局势最混乱时，赵光义却出现了判断失误，于是率先撒丫子开溜。结果一口气跑了一百多里地，却没瞅着啥败兵溃将，心怀疑惑下派人回去打探，才知道在他跑了以后石守信、刘遇等将领迅速稳定住了局面，与辽军形成了对峙。

也就是说，有他这个皇帝在宋军败了，没他在宋军起码跟契丹人打了个平手。

这就让赵光义丢光了老脸的同时也恼羞成怒，这才有了逼死赵德昭、剥夺曹彬、石守信等大将兵权，同时以文官为主的原晋王府嫡系执掌枢密院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使得北宋朝堂上文武间的力量对比再一次出现失衡，只不过相对晚唐五代，重心却倒向了文官一边。

不过赵光义虽然本事不行但毕竟不蠢，所以此时的政治局面只能算崇文抑武但并未文尊武卑。但他儿子宋真宗赵恒是真蠢，在澶渊之盟同样丢了把大脸之后想到的挽尊之策居然是“东封西祀”和贿赂文官试图封口。而赵恒之后的宋仁宗赵祯不但出了名的性格软弱，而且在继位以及亲政等问题上受惠于文官良多，故此对其愈发纵容。

而蹬鼻子上脸的文官趁机煽动舆论，炮制出“与士大夫共天下”之类的谎言，居然还让傻不愣登的赵家皇帝信以为真。自此，宋朝的文尊武卑之势已无法逆转。

同样的事情，也在明朝上演。

明初，朱元璋总结宋亡的教训，对儒家和士大夫非常警惕。洪武四大案中除了蓝玉案外的其余三案，刀子其实都是砍在了文官的头上。尤其是废掉了宰相，对文官的打击简直堪称是史无前例。

虽然在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倒行逆施，但很快就有朱棣拨乱反正。永乐一朝虽然号称文武并举，但实际上哪个武将要是给了文官左脸个大逼兜，后者不说赶紧得把右脸递过去，实际也差不离。

反正有朱老四带头，他那帮靖难功臣没人把文官当回事，就是武尊文卑，这是当时公认的事实。

然而在永乐末期的储位之争中，武勋集团站错了队。宣德年间朱高煦造反，这帮粗坯又没少起哄架秧子，引起了朱瞻基极大的警惕。于是他开始完善和重视内阁，重用“三杨”等文官，并通过裁兵、撤军、弃地等手段不断削弱武勋集团的力量。此后正统年间的一场土木之变，大明朝的武勋集团以及精兵强将被瓦剌人一勺烩了，自此文武相争的天平就彻底往一头倒了。

就像宋朝那样。

当赵匡胤给文官通往权力巅峰的屏障上打开了一道口子，赵光义再把这道口子扯成一条通衢大道，直到赵恒、赵祯又继续添砖加瓦将其建设成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以后，文官的第一反应却是十脸懵逼。

毕竟从晚唐以来的百余年间，文官可是被军头们给祸害惨了，说活得不如狗真是一点不夸张。甭管你被朱佩紫也好，才高八斗也罢，哪怕德高望重到成了士林的泰山北斗，都保不齐随时随地被人家一刀砍下来，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更可怕的，是想死都死不成的，典型如五代的冯道。这位当时公认的文官领袖，曾历仕桀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先伺候过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后周太祖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共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过臣……而且甭管在哪儿当官，他始终都担任宰相、三公、三师等高职，号称十朝元老——这算不算成功人士的楷模，是不是令人艳羡欲狂？

其实冯道有苦自知。之所以谁都爱用他，是因为这位“长乐老”名气太大、地位太高。把他摆在自家的朝堂上，其意义与现今奢侈品上的那个巨大的Logo没什么区别，就是为了炫耀。除此以外，谁又会觉得这玩意真有啥用？

冯道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无数次的请辞，然后无一例外的刀子就会架到他或他的亲人、故旧、弟子的脖子上。甚至当冯道长辈亡故归乡守制，都有契丹人不惜越境发兵想要掳走他，然后也摆在自家朝堂上显摆一下。

所以你能想象当赵家皇帝从天上扔馅饼，还个个砸在文官脑袋上时，他们的感觉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个人尽可夫的倡妓，突然被一个财大气粗的恩客明媒正娶抬回家，还是当家主母，换谁谁不像做梦一样？

等醒过神来，文官的反应不是感恩戴德，而是又掏出了祖传艺能，就是窝里斗，搞党同伐异。具体说，就是因为北宋是个北方政权嘛，刚开国时文官大多也是北方的。于是他们又筑起“小院高墙”，集体排挤更会考试的南方同行，甚至一度形成“南人不得为相”的潜规则。同时对能奋力爬上高位的南方人，则不吝诋毁抹黑之能事。比如被包装成“北宋五鬼”的王钦若（江西人）、丁谓（江苏人）、林特（福建人）、陈彭年（江西人）、刘承珪（江苏人）无一例外都是“南人”，这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