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4月21日，新西兰退伍军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持短期签证抵达上海。在租界工部局担任工厂督察期间，目睹了令他终生震撼的景象：童工蜷缩于轰鸣机器旁，脊背布满工头抽过的鞭痕，辛劳的工人每日劳作14小时，所得却不足糊口。

▲工业合作社利用简陋设备，克服战时重重困难，生产范围达50余门类的500多个品种的产品。

1927年4月21日，新西兰退伍军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持短期签证抵达上海。在租界工部局担任工厂督察期间，目睹了令他终生震撼的景象：童工蜷缩于轰鸣机器旁，脊背布满工头抽过的鞭痕，辛劳的工人每日劳作14小时，所得却不足糊口。

1879年，路易·艾黎生于新西兰南岛的斯普林菲尔德镇，1917年至1918年在新西兰第二远征军服役，两次负伤。原计划短暂考察中国的他，被中国民不聊生的景象震撼，决心为这里的人民做一点事情。在返程船期临近之际，他毅然撕毁船票，在日记中写道：“留下，才是对苦难的诚实回应。”这一决定，开启了他与中国紧密相连的传奇人生，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生产运动。

此后十年，艾黎先后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督察、工厂安全督察长，更加深入接触和了解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使上海沦为废墟，无数工人失业、士兵伤残，如何让这些群体摆脱“要么回乡种地、要么沦为乞丐”的命运，成为艾黎心头的沉重命题。

艾黎选择加入了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之后他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共同发起“工合”运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致力在破碎山河中编织一张坚韧的经济自救之网。其尤为独特之处，是为战争中失去肢体的军人、失业工人和难民提供了重获尊严与生存能力的路径，使他们得以在缝纫机的嗒嗒声与钢锯的嘶鸣声里探寻重生希望。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社会满目疮痍。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一聚餐会”。在一次聚会上，来自美国、同样支持中国人抗战的斯诺夫妇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他们讲话后，大家推举艾黎为这项事宜的召集人。

在一次关键讨论中，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向艾黎提出：“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运动……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这成为工合运动的最初动意。

在那之后，艾黎写下《关于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的小册子。其核心是“分散工业”战略——将工厂化整为零，依托日军摩托化部队难以深入的农村山区，鼓动民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斯诺夫妇积极联络宋庆龄争取支持。

经过一系列详细、深入的探讨，工业合作社的策划书由银行家徐新六提交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并得到国民政府肯定，同意邀请艾黎赴汉口筹备组织。然而，点燃炉火谈何容易，计划在武汉遭遇挫折。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对此嗤之以鼻：“难民能造什么？不如买点进口货。”转机来自宋美龄，她听闻英国大使卡尔盛赞工合计划，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夫孔祥熙，促成其拨款。最终，“行政院”批准了500万元启动资金。

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艾黎出任技术顾问，标志着工合运动正式启动。工合运动开展后，得到海内外人士的热烈关注和支持，国民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和海外捐款在运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宋庆龄在香港创建工合国际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担任名誉主席，成功在海外募资超过500万美元，为工合注入了强劲的国际支持。工合运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海外促进机构—国际委员会—内地合作社”的援助模式。

▲合作社的一名伤残军人在缝制一件衬衫。工合运动中，有很多伤残军人和丧失生活来源的难民参与生产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前线战场所需。

工合运动迅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它广泛吸纳在前线负伤归来的老兵、失业工人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特别是为残疾人提供了发挥能力的平台。1940年，在重庆实验救济院的一幕深深触动了艾黎：独臂老人熟练编织草鞋，盲人用竹篾编筐，跛足者精心照料猪羊。救济院院长感慨道：“他们从被供养者变成生产者，尊严比救济粮更珍贵。”这正是工合运动重塑残疾人社会角色的缩影。

当时工合运动尽量争取时间，把汉口的一些工厂迁到日军还未渗透到的西北去，艾黎运用他的影响，设法使三座棉纺厂和60个中小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地区。一座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厂迁到西安附近。

宝鸡是陇海铁路的终点，聚集了许多从武汉撤退到后方的工人和伤残军人，此外满街都是逃来的难民。宝鸡市面商品非常缺乏，连一般日用品都买不到，是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最理想的地方。

▲伤残军人作为合作社成员正在编制网兜，残疾人用行动支持国家抗战。

同年8月24日，陕西宝鸡的十几位铁匠利用内迁的废旧机床组建了首个工业合作社。社员以难民、失业工人、伤残军人为主。短短两周内，生产织布、药棉、烛皂等物资的十几个合作社破土而出。于是，长寿山的网袋合作社里，行动不便的身影俯首劳作，他们生产的网袋有的运往前线，有的则经由工合国际委员会，送达八路军战士的手中。

在甘肃兰州，工合组织迅速组织了军用皮件合作社。多位参加过淞沪会战的伤残军人凭借战前积累的制鞋经验加入其中，带领社员生产前线急需的皮靴、枪套等军需品。这些合作社不仅提供了物质产品，更重塑了伤残者的身份认同，正如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所评价：“艾黎的卓越之处在于，他让伤残者不再是被怜悯的对象，而是转变为生产者。”

▲工合运动遍及西北、西南大后方和各革命根据地，生产出了各种军需民用品，有效地满足了抗战前线的需要和群众生活，其得益于国际友人、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工合社利用简陋设备，克服战时重重困难，生产范围涵盖纺织、制毯、开矿、铸造、简易机床、陶瓷、化工、药品、皮革、造纸、食品、烛皂以及帐篷、担架、军服、军毯、手榴弹等超50门类、500个品种的产品。这些产品一方面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另一方面也销往后方市场，满足民众日常所需。宝鸡、西安、凤翔、天水、南郑、兰州各地也在开始进行工业合作社的筹组工作，虽然数目不多，但生气勃勃。

在艾黎和众多同仁的努力下，工合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发展。工合协会先后建立了7个大区办事处和140多个事务所或指导站。从西北、西南，到华东、华南的广袤土地，工业合作社如星火燎原。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了近两千个不同规模的合作社和作坊，社员三万多人，累计援助失业者和难民超过30万人。

工业合作社由此成为“举凡国计民生，无所不包”的战时经济支柱，在繁荣战时经济、供应军需民用、抵制日货倾销、粉碎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经济侵略图谋方面，构筑起一条坚韧的“经济防线”，是战时中国经济版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工合的发展并非局限于国统区。1939年初，艾黎在考察西北工业合作社途中，特意取道延安。他在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代表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亲自会见了艾黎，对工合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和热情鼓励。艾黎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工合得以在延安设立指导站，并开挖五孔窑洞作为办公场所，为支援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济协作渠道。

抗战胜利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剧变，以手工业为基础、具有鲜明民主性、民族性和民间性的工合运动逐渐萎缩。部分管理人员和工人返乡，大部分合作社交由地方管理。1952年，“工合总会”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宣告将其全部档案和财产移交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接管。至此，轰轰烈烈的工合运动完成了其特殊历史使命。这场波澜壮阔的战时经济自救运动，就此在官方层面画上了句号。

艾黎于1953年定居北京，致力于向世界介绍新中国。当他发现北京一处工合残疾人剪纸合作社在时代夹缝中艰难喘息，这位老人又一次伸出了手。他不仅亲自去鼓励那些在红纸上雕刻梦想的巧手，还带去了新奇的圣诞卡片做参考，甚至动用自己的关系，试图将那些精美的剪纸推向家乡新西兰的市场。

▲1941年，宝鸡的一处妇女培训学校，年轻女孩通过学习成为工业合作社的成员，进行手工生产。

回望工合运动，它远不止是一场经济救亡。在艾黎、斯诺夫妇以及无数无名英雄的推动下，它更像一次深刻的社会实验。它证明了即使是被战争碾碎的身躯，也能在民生这条战线上，重新拼接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那些伤残军人、盲人、跛足者，从“被救济者”的名单上挣脱出来，淬炼成“社会生产者”。“分散生产、合作自救”是工合的口号和宗旨，这八个字背后，也是对人的潜能最朴素的信任，是对弱者的赋能而非简单施舍。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