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联播慷慨激昂的片头曲，像一把钝锯，在我的太阳穴上来回拉扯。妻子林悦默默地将一盘切好的橙子放在我手边，然后拿起她的平板，戴上耳机，把自己缩进沙发的另一角，熟练地为自己构建起一个无声的结界。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张空荡荡的茶几，却像隔着一片风平浪静却无法渡过的海。

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开到35。

新闻联播慷慨激昂的片头曲，像一把钝锯，在我的太阳穴上来回拉扯。妻子林悦默默地将一盘切好的橙子放在我手边，然后拿起她的平板，戴上耳机，把自己缩进沙发的另一角，熟练地为自己构建起一个无声的结界。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张空荡荡的茶几，却像隔着一片风平浪静却无法渡过的海。

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十年，也是我们婚姻的第七年。生活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精密仪器，分毫不差地运行着。我，陈家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经理，习惯了用数字和表格衡量一切，包括情感。而这台电视，是我父亲留在这间屋子里，唯一不守规矩的变量。他三年前回了老家，可他震耳欲聋的习惯，像幽灵一样盘踞在这个客厅。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屏幕上是一个来自广东湛江的陌生号码。我皱了皱眉，直接按了静音。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三次了。八成是诈骗电话，说着蹩脚的普通话，试图推销一些我永远不会需要的东西。我将手机倒扣在茶几上，冰凉的玻璃面贴着昂贵的黑胡桃木，发出一声轻微的磕碰声。

我的目光扫过玄关。那里有一个半个月前寄来的泡沫箱，地址同样是广东湛江。箱子没拆，但从侧面渗出的些微油渍和隐约的咸腥味判断，大概是些海产干货或者酱料。父亲再婚的那个女人寄来的。我没动它，就像我从不回拨那个湛江的号码一样。在我心里，有些东西，一旦贴上了“湛江”的标签，就自动归入了“廉价”、“麻烦”和“与我无关”的类别。

林悦忽然摘下一边耳机，轻声说：“家明，爸那个高血压的药快吃完了，你记得……”

“我明天让助理去买，一样的牌子，德国的。”我打断她，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喙的确定。

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点了点头，重新戴上耳机。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是不是该打个电话问问爸的近况。可我不想。自从三年前，我母亲去世仅一年，他就匆匆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湛江女人结了婚，搬去了那个我只在天气预报里听过的沿海小城，我就单方面中断了大部分与他相关的、需要投入情感的联系。汇款、寄药，这些可以用钱和程序解决的事情，是我维系“父慈子孝”这块招牌的全部内容。

我站起身，准备去书房加班。经过玄关时，我鬼使神差地踢了踢那个泡沫箱。它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我的脚尖，仿佛触碰到一个遥远而潮湿的世界。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不是电话，而是一条短信。依旧是那个湛江号码。

“家明，我是刘姨。你爸，可能不行了。”

没有称谓，没有铺垫，几个字像烧红的钢针，瞬间刺穿了我精心维持的平静。

第一章：南下的列车

去湛江的高铁票很难买，我只抢到一张二十多个小时的普速卧铺。

车厢里混合着泡面、汗水和劣质香烟的味道，与我身上昂贵的木质调香水格格不入。我穿着熨烫笔挺的衬衫，坐在一群操着天南地北口音、大声说笑的民工和学生中间，感觉自己像个误入热带雨林的北极熊，每一寸皮肤都写满了不适与疏离。

这是我人生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我的助理曾建议我飞到广州再转车，但我拒绝了。或许是潜意识里，我想用这种漫长而充满折磨的旅途，来惩罚自己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愧疚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关掉那条短信，抬头看见林悦眼中一闪而过的担忧时，我第一次感到了狼狈。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不用，你上班。我一个人能处理。”我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领带，那是我在紧张或试图掩饰情绪时的小动作。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软弱的一面，尤其是在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上。

列车有节奏地晃动着，窗外的景色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逐渐变为低矮的平房和无尽的农田。我拿出笔记本电脑，试图处理一些工作，但邮件里的英文单词和财务报表，此刻都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

我的思绪不可抑制地飘回过去。父亲陈建国，曾是上海一家国营厂的工程师。他严谨、刻板，不苟言笑。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永远在图纸和零件中忙碌。他表达爱的方式，是检查我的作业，是纠正我的坐姿，是要求我凡事做到最好。母亲是典型的上海女人，精致、温柔，是我们父子之间唯一的缓冲地带。她会笑着嗔怪父亲：“建国，侬凶巴巴的做啥啦，吓到阿拉儿子了。”（你凶巴巴的干嘛，吓到我们儿子了。）

母亲的病逝，抽走了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以为我会和父亲相依为命，共同舔舐伤口。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以一种近乎逃离的姿态，迅速地、决绝地，从我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

他要去湛江再婚的消息，是在一个家庭饭局上宣布的。我、叔叔、姑姑，一大家子人都在。他喝了点酒，脸颊微红，用一种近乎通知的口吻说：“我跟刘秀莲准备把证领了，以后就住湛江了。”

刘秀莲，就是短信里的“刘姨”。一个他在海南旅游时认识的女人，据说是个渔民，比他小十岁。

整个饭桌瞬间安静下来。我能感觉到所有亲戚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放下筷子，用我自认为最平静的语气问：“我妈才走一年。”

父亲的眼神躲闪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人总要往前看。”

“往前看？”我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每个人都听清，“是往前看，还是往南看？看上湛江什么了？空气好？海鲜便宜？还是那个女人比我妈好？”

“家明！”叔叔厉声喝止我。

父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嘴唇哆嗦着，半天，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他的口头禅：“随便你怎么想。”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从那以后，“随便”这个词，就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一堵墙。他用这个词来结束所有可能引发争吵的对话，而我，则用沉默和距离来回应他的“随便”。

列车广播里传来含混不清的报站声，将我从回忆中拉回。我烦躁地关上电脑。对面的一个大哥正捧着手机，和他女儿视频。屏幕里的小女孩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大哥笑得满脸褶子，用粗粝的方言说着一些家长里短。

我忽然觉得无比疲惫。我掏出手机，犹豫了很久，还是点开了那个湛江号码的通话记录。我没有打过去，而是给林悦发了条信息：“到哪了？”

她几乎是秒回：“刚开完会。你还好吗？别太累了。记得吃饭。”

看着屏幕上的字，我的鼻子莫名一根，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猛地扭过头，望向窗外飞速倒退的、模糊的绿色。

我究竟在跟谁赌气呢？

第二章：潮湿的相遇

湛江站到了。

一股湿热的、夹杂着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让我瞬间感到呼吸困难。空气是粘稠的，像一层薄薄的糖浆，糊在皮肤上。车站广场混乱而嘈杂，三轮摩托车、小摊贩和拉客的司机挤作一团，与上海虹桥站那种秩序井然的科技感，恍如两个世界。

我按照短信里的地址，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黝黑的中年男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打着电话。车里的空调聊胜于无，我只能摇下车窗。沿途的建筑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式，斑驳的墙体上爬满了青苔，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杂乱地挂在空中。

这里的一切，都在加深我的偏见。父亲就是为了这样的地方，抛弃了上海，抛弃了我。

车子在一个老旧小区的巷口停下。司机指了指里面：“喏，就那栋楼，车开不进去了。”

我拉着价值不菲的行李箱，在坑洼不平的水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海鲜和垃圾混合发酵的古怪气味。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老人们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好奇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我找到了那栋楼。没有电梯。我提着二十公斤的箱子，爬上了五楼。汗水已经浸透了我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背上，狼狈不堪。

门是虚掩着的。我推开门，一个瘦小的女人正背对着我，在厨房里忙碌着什么。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衣和一条灰色的裤子，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她听见动静，转过身来。那是一张被海风和岁月侵蚀过的脸，皮肤黝黑粗糙，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种局促不安的笑容，双手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

“是……是家明吧？”她开口，带着浓重的口音。

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这就是刘秀玲，那个取代了我母亲位置的女人。她比我想象中更普通，甚至……更苍老。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行李箱上，立刻就要上前来提。“哎呀，坐了那么久的车，累坏了吧？快进来，快进来坐。”

我下意识地侧身躲开了她的手，自己将箱子提了进去。“我爸呢？”我开门见山地问，声音冷硬。

她的笑容僵在脸上，随即黯淡下去，低声说：“在房间里躺着。医生刚走。你……先喝口水吧。”她指了指客厅里的一张旧木桌，上面放着一个暖水瓶和几个玻璃杯。

客厅很小，摆设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一台老旧的显像管电视机放在墙角，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渔网作为装饰。唯一看起来有些价值的，是那套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红木家具，但上面也蒙着一层擦不掉的岁月油光。整个屋子都充斥着那股若有若无的咸腥味。

我没有动，径直朝她示意的那个房间走去。

房间的光线很暗，窗帘拉着。父亲就躺在那张床上，瘦得脱了形。曾经那个在我面前无比威严、身板挺直的男人，如今像一截枯木，陷在被褥里。他双眼紧闭，呼吸微弱，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疼得我喘不过气。我以为自己会愤怒，会质问，但真正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所有预设的情绪都崩溃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轻轻地叫了一声：“爸。”

他没有反应。

我伸出手，想去碰碰他的额头，却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不是我母亲的照片，也不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而是他和刘秀玲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穿着一件土气的花衬衫，咧着嘴笑，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齿。他搂着刘秀玲的肩膀，背景是湛蓝的大海和沙滩。

那笑容刺痛了我的眼睛。在我记忆里，他从未那样笑过。那是一种完全放松的、卸下所有防备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一种尖锐的嫉妒和被背叛的感觉，瞬间淹没了我。

刘秀玲端着一杯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轻声说：“医生说，他这是……肝上的毛病，晚期了。前阵子还能走动，这两天就……就不行了。”

我没有回头看她，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他不让。”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怯懦，“他说，你在上海忙，压力大，不想给你添麻烦。他说……随便怎么样，他自己扛着就行。”

又是“随便”。这个词像一根毒刺，再次狠狠扎进我心里。

“他就是这样，什么都自己扛着，什么都不说。”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也不知道是在对她说，还是在对自己说，“从我妈走后，他就是这样。”

“不是的。”她忽然小声反驳了一句。

我猛地转过头，凌厉地看着她。

她被我的眼神吓得后退了一步，低下头，小声说：“你妈走了以后，他……他整晚整晚地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电视开到很大声，看你妈以前最喜欢看的越剧。他说，听着那个声音，就觉得……家里还有个人。”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客厅里那台电视，那35的音量，那每天准时响起的、让我烦躁不堪的噪音……原来，不是他的习惯，而是他的思念。

我站在这里，在这个充满咸腥味的、陌生的房间里，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第三章：沉默的战争

父亲是在第二天下午醒来的。

他睁开眼，浑浊的目光在天花板上聚焦了很久，才缓缓转向我。当他看清是我时，眼中没有惊喜，反而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慌乱，又像是被戳穿了什么的窘迫。

“你……怎么来了？”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来看看你。”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无奇。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刘秀玲连忙上前扶住他，在他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他躲开了我的视线，看着刘秀玲，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说：“去，给我倒杯水。”

刘秀玲立刻转身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父子俩，空气瞬间凝固。

“公司不忙？”他问，眼睛却看着床脚的被子。

“请了假。”

“瞎胡闹。那么重要的位置，说请假就请假。”他责备道，仿佛我还是那个需要他训导的孩子。

我没有接话。沉默像藤蔓一样在我们之间蔓延。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为什么生病不告诉我？为什么宁愿在这里等死也不回上海？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地方？

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一句：“医生怎么说？”

“死不了。”他硬邦邦地回答，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我起身想去给他拍背，他却挥手把我打开。“别碰我！”

他的手没什么力气，但那个动作，却像一记耳光，火辣辣地打在我脸上。

刘秀玲端着水进来，看到这一幕，连忙放下杯子，熟练地给他顺着气，又从床头柜的药瓶里倒出几粒药，连哄带劝地让他服下。他很顺从，像个听话的孩子。

看着他们之间那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我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一个多余的、不合时宜的局外人。

晚饭，刘秀玲做了一桌子菜。清蒸石斑鱼，白灼沙虾，蒜蓉生蚝……都是最新鲜的海产。她把最好的部分都夹到我碗里，热情地说：“家明，尝尝这个，今天刚从码头拿回来的，很新鲜的。”

我没什么胃口，只是象征性地动了动筷子。父亲也吃得很少，基本就是喝几口白粥。

饭桌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只有刘秀玲在没话找话，试图缓和气氛。“家明啊，你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呀？听你爸说，很厉害的，是个什么……什么师？”

“会计师。”我言简意赅地回答。

“哦哦，会计师好，有文化。”她笑着，露出被劣质茶叶染黄的牙齿。

我心里一阵烦躁。这种刻意的讨好，让我觉得虚伪。我放下碗筷，说：“我吃饱了。”

我走到阳台，点了一根烟。阳台很小，堆满了渔网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工具。从这里可以远远地看到海。夜色中的大海是黑色的，只有远处渔船的灯火，像星星一样闪烁。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刘秀玲。她手里拿着一件外套，递给我：“晚上风大，别着凉了。”

我没有接，只是吐出一口烟圈。“你图他什么？”我冷不丁地问，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未察觉的刻薄，“他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子，没钱，脾气又臭，还一身的病。你图什么？”

她愣住了，拿着衣服的手僵在半空中。

良久，她才低声说：“你爸……是个好人。”

“好人？”我嗤笑一声，“他要是好人，就不会在我妈尸骨未寒的时候，就跑到这天涯海角来另结新欢。他要是好人，就不会连自己生了重病都不告诉唯一的儿子。”

我的情绪有些失控，声音也大了起来。

刘秀玲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她把外套轻轻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转身回了屋里。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烟头烫到了手指。

回到客厅，父亲房间的灯已经关了。刘秀玲在客厅的沙发上铺着被子。我这才意识到，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根本没有我的住处。我来了，她就只能睡沙发。

她见我进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家里小，委屈你了。我去给你打点热水，你洗洗早点睡吧。”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躺在父亲房间的行军床上，我一夜无眠。隔壁传来父亲压抑的咳嗽声，和刘秀玲轻手轻脚起夜、倒水的声音。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在我缺席的这三年里，就是这个我不屑一顾的女人，在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的父亲。

而我，除了每个月准时到账的钱，又为他做过什么呢？

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林悦曾把一张银行卡塞给我，说：“爸可能需要用钱，你别跟他犟。”我当时不以为然。此刻，那张卡像一块烙铁，在我的口袋里发烫。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陈家明睡下后，刘秀玲悄悄地走回阳台，捡起被他扔在地上的烟头。她看着远处的海，轻轻叹了口气。隔壁的邻居张婶也还没睡，探出头来小声问：“阿莲，是你上海的儿子来了？”

刘秀玲点点头。

“哟，看那穿着打扮，就是大城市里的人，有出息。”张婶羡慕地说，“这下你可享福了，他肯定会把你家老陈接到上海去治，那里的医院好。”

刘秀玲摇了摇头，眼圈有点红。“他……他好像不太喜欢我。”

“孩子嘛，一时转不过弯来。”张婶安慰道，“你对老陈那么好，他早晚会明白的。当初老陈刚来湛江的时候，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们都看着呢。要不是遇到你，他这把老骨头……唉。”

刘秀玲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褪了色的布包。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小小的金耳环，款式很旧了。这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上个月，为了给老陈买一种进口的靶向药，她已经把陪嫁的金镯子当掉了。这对耳环，是她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

她把布包捏在手心，喃喃自语：“只要他好好的，就行了……”

第四章：尘封的相册

我决定带父亲回上海。

这个决定是在一夜未眠后作出的。无论我对他有多少怨言，他都是我的父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这里，在这样简陋的医疗条件下耗尽生命。上海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我负担得起。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们时，预想中的阻力出现了。

“我不回去。”父亲的态度很坚决，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把头转向了窗外。

“为什么？”我尽量压住火气，“这里的医疗条件能和上海比吗？你的病需要最好的治疗！”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不用你操心。”他油盐不进。

“你这叫什么话？我是你儿子！”我终于忍不住拔高了声音，“你必须跟我回去！我已经让助理联系好医院和专家了！”

“我说不回就是不回！”他也激动起来，挣扎着要坐起来，“你走！你现在就走！我不用你管！”

“老陈，你别激动……”刘秀玲在一旁急得团团转，想劝又不敢。

“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我把怒火转向了她，“是不是你不想让他走？你怕他回了上海，就没人给你养老送终了？”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这太刻薄，也太伤人。

刘秀玲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突然，他猛地一拍床头柜，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一句上海话：“侬……侬滚出去！”

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摔门而出。

我在楼下的小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的愤怒、委屈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我不明白，我明明是为了他好，为什么他就是不领情？为什么他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愿意依靠自己的儿子？

不知不觉，我走到了海边。湛江的海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不是那种浪漫的蔚蓝色，而是一种浑浊的黄绿色。海滩上停着很多小渔船，渔民们在修补渔网，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鱼腥味。

一个小孩不小心把球踢到了我脚下。我捡起球，递给他。他用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说了声“谢谢叔叔”。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儿子，小远。他今年六岁了，正是调皮的时候。每次我出差回家，他都会扑上来抱住我的腿。我和林悦的关系虽然平淡如水，但小远是我们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我拿出手机，给林悦拨了视频电话。

屏幕那头，林悦正在陪小远搭积木。看到我，小远兴奋地大叫：“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我看着儿子天真的笑脸，心里一阵酸楚。

“爷爷呢？爷爷好了吗？他为什么不住我们家呀？”孩子无心的一句话，像针一样刺痛了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海边坐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

回到那个“家”，屋里静悄悄的。刘秀玲不在，父亲的房门紧闭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父亲睡着了，呼吸均匀。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在他苍老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看到他床头柜上那本相册，鬼使神差地拿了起来。

相册很旧了，是那种老式的、需要把照片插进去的本子。第一页，是我父母的结婚照。他们穿着那个年代的礼服，笑得矜持而幸福。往后翻，是我小时候的照片，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被母亲抱在怀里……一幕幕，都是我几乎已经淡忘的温暖。

相册的后半部分，是我母亲生病后的照片。她日渐消瘦，头发也掉光了，但父亲总是陪在她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最后一张，是母亲的遗像。照片下面，有一行父亲写的字，字迹因为泪水的浸染而有些模糊：“爱妻玉芬，永生难忘。”

我的喉咙哽住了。

我继续往后翻，后面是空白的。我以为相册到此结束了，却在最后一页的夹层里，发现了几张没有插进去的照片。

照片上，是父亲一个人。他一个人在上海的家里，坐在那台老电视前，背影萧索。他一个人在公园里，看着别人一家三口，眼神落寞。他一个人……在母亲的墓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原来，在我忙于工作，忙于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以为他已经“往前看”了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如此孤独地度过了那么长的时间。

最后几张照片，背景换成了湛江。他和一个黝黑的女人，也就是刘秀玲，在海边散步，在码头整理渔网，在一张小桌子前吃饭。他的脸上，慢慢地，重新出现了笑容。那种我从未见过的、舒展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后，我看到父亲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

“这里，能活下去。”

第五章：那碗猪脚姜

我把相册放回原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刘秀玲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砂锅。她看到我，眼神有些躲闪，没说什么，径直进了厨房。很快，厨房里飘出一股浓郁的、混杂着姜味和甜醋味的香气。

我走过去，靠在厨房门口。“做的什么？”

“猪脚姜。”她一边用勺子搅动着砂锅，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你爸这几天胃口不好，这个……开胃。”

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忽然觉得，自己早上的话，实在是太过分了。

“对不起。”我低声说，“今天早上，我不该那么说你。”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爸他……为什么不肯回上海？”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最困扰我的问题，“是因为你吗？”

她关了火，转过身，靠在灶台上，沉默了很久。

“算是，也算不是。”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你爸这个人，自尊心比天都大。他跟我说过，他在上海，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他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网上挂号，出门坐地铁都怕坐过站。他说，他在那个城市里，像个多余的零件，除了给你添麻烦，什么都做不了。”

我的心脏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我想起有一次，他想用手机支付，结果弄了半天也没成功，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催促，他涨红了脸，最后还是掏出了现金。我当时还觉得他顽固，不肯学习新东西。

“他觉得，他拖累了你，也拖累了你妈。”刘秀玲继续说，“你妈生病那几年，家里积蓄都花光了，还欠了不少债。他说，他没能让你妈过上好日子，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不想再成为你的负担。”

“我不在乎钱！”我激动地说，“他是我爸！”

“我知道。”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悲悯，“可他在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在上海，他是工程师陈建国，是你那个无所不能的父亲。可在这里，他只是个需要人照顾的糟老头子。他说，他想给你留一点……最后的体面。”

“体面……”我咀嚼着这个词，苦涩无比。我毕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两个字吗？我努力工作，住在高档小区，开着好车，把儿子送进最好的国际学校，我以为这就是体面。却没想到，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守护着他那卑微而固执的体面。

“那你们……”我看着她，“是怎么认识的？”

“在三亚，一个老年旅行团。”她笑了笑，皱纹在眼角堆起来，“他一个人，不怎么说话。有一次在海边，他差点被浪卷走，是我拉了他一把。后来就认识了。”

“他跟我来湛江，一开始只是想散散心。我带他出海，带他去吃大排档，教他认各种鱼。他话不多，但看得出来，他慢慢开心起来了。后来，他就在这里住下了。我们……就是搭个伴，互相照顾。”

她的话很平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只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生的暮年，相互取暖。

“这锅猪脚姜，是你妈教他做的。”她忽然指了指砂锅，“他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他怕忘了，还专门写了个菜谱。喏，就在那个柜子里。”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拉开吊柜，里面果然有一个小本子。我翻开，里面是父亲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详细地记录着猪脚姜的每一个步骤，用料精确到克。在菜谱的最后，他写道：

“家明最爱。甜醋要用八珍的，姜要用老黄姜，不能马虎。”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鼻子一酸，猛地转过身去，用力地眨了眨眼，不让那股热流涌出来。

原来，他什么都记得。他不是不爱我，只是用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在爱着我。

刘秀玲把一碗猪脚姜端到我面前，轻声说：“吃吧，趁热。”

我拿起勺子，舀了一块猪脚放进嘴里。那熟悉的、酸甜中带着微辣的味道，瞬间在味蕾上炸开，和我童年记忆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吃着吃着，眼前的景象就模糊了。

第六章：海边的日出

第二天，我没有再提回上海的事。

我试着融入这里的生活。我陪刘秀玲去码头买海鲜，看她和鱼贩们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讨价还价。我帮她把沉重的渔网搬上楼，尽管姿势笨拙，弄得自己一身腥味。我还学会了用那台老式的燃气灶，笨手笨脚地熬了一锅白粥。

父亲依旧不怎么和我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态度在软化。他会默许我扶他去阳台晒太阳，也会在我给他递水的时候，轻轻点一下头。

我们之间，隔着多年的心结和误解，像一座冰山。如今，它正在一点点地融化，虽然缓慢，但真实地发生着。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刘秀玲就把我叫醒了。

“家明，走，我带你去看日出。”

我有些不解，但还是跟着她出门了。

凌晨的海边很安静，只有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我们走到一处礁石上坐下。刘秀玲指着远处的海平面说：“你爸最喜欢在这里看日出。他说，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就觉得……今天又有盼头了。”

我们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海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刘秀玲从包里拿出一件外套，披在我身上。就是那天晚上，我拒绝了的那一件。

“家明，”她忽然开口，“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你说。”

“你爸……他给你留了样东西。”她说，“一个铁盒子，他一直锁在柜子里，不让我碰。他说，等他哪天不行了，就让我交给你。”

我的心一沉。

“前几天，他趁我出去买菜，自己把盒子拿了出来，放在了枕头底下。我猜，他可能觉得……时间不多了。”

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海和天的界限逐渐清晰起来。一轮红日，像一个巨大的咸蛋黄，从海平面上喷薄而出，将整个世界染成了温暖的金色。

那是我见过的，最壮丽的日出。

回到家，父亲还在睡。我走到他床边，轻轻地从他枕头底下，摸出了那个冰冷的铁盒子。

盒子没有上锁。我打开它，里面没有存折，没有房产证，只有一沓厚厚的信，和一本……保险单。

我先拿起那份保险单。受益人的名字，赫然写着：陈家明。保额是五十万。购买日期，是他刚到湛江后不久。

我颤抖着手，拆开第一封信。信的开头写着：“吾儿家明亲启”。

“家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可能已经不在了。原谅我，用这种方式跟你告别。爸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也没给你留下什么家产。你妈走后，我卖了上海的老房子，一部分还了债，剩下的，就买了这份保险。我知道五十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这是爸能给你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爸知道，你怨我。怨我那么快就忘了你妈，怨我跑到这个破地方来。其实，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她。只是在上海，每一个角落都有她的影子，我喘不过气。我怕自己会垮掉，会成为你的累赘。来到湛江，换个环境，只是想……换一种活法。”

“刘姨是个好人，她很苦，命不好。我走了以后，你如果方便，就帮我照看一下她。如果不方便，也别勉强。爸不怪你。”

“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看到你成家立业，有自己的事业，有幸福的家庭，爸就放心了。只是，爸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选择了逃避。如果还有下辈子，爸一定好好补偿你。”

“勿念。父，陈建国。”

信纸上，有几处被泪水晕开的墨迹。

我一封一封地读下去，每一封信，都像一把刀，在我心上反复切割。他记录了自己如何与病魔抗争，记录了对我的思念，记录了对过去的忏悔。他把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写在了这些信里。

我终于明白，他不是不爱我，他是爱得太深，太沉重，以至于他选择了用自我放逐的方式，来成全我的“体面”人生。

我抬起头，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窗外，阳光灿烂。

父亲不知何时已经醒了，他静静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亮。

我走到他床边，跪了下来，将头埋在他的床沿，像个迷路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爸，”我泣不成声，“我们……回家。”

这一次，他没有再说“随便”，也没有拒绝。他伸出枯瘦的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头上。

第七章：回家的路

最终，我们还是没能回上海。

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经受长途跋涉的折磨。在我来的第五天，他陷入了深度昏迷。

最后的日子，是在湛江市的一家医院里度过的。我请了长假，和刘秀玲一起，守在他身边。林悦也带着儿子小远飞了过来。

小远第一次见到躺在病床上的爷爷，有些害怕。我把他抱在怀里，指着父亲的脸，轻声告诉他：“这是爷爷，爷爷睡着了，我们不要吵醒他。”

小远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他最喜欢的巧克力，小心翼翼地放在爷爷的枕边。

林悦默默地处理着一切琐事，订酒店，联系护工，安抚我的情绪。她没有多问什么，但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家明，我觉得你变了。”

我问她哪里变了。

她说：“以前，你像一根绷紧的弦。现在，这根弦松了。”

我才意识到，这些天，我没有看过一次邮件，没有接过一个工作电话。我生命中那些曾经被我认为是天大的事情，在生死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父亲是在一个清晨走的。

走的时候很安详。我和刘秀玲、林悦都在他身边。我握着他冰冷的手，把脸贴在上面，一遍又一遍地叫着“爸”。

他没有再睁开眼睛。

按照他的遗愿，我们将他的骨灰，一半撒进了湛江的大海，一半带回了上海，和母亲合葬。

处理完所有后事，我们要离开湛江了。临走前，刘秀玲把那个泡沫箱，重新打包好，塞进了我的后备箱。

“这是你爸前阵子亲手晒的鱼干和虾干，还有他自己做的海鲜酱。他说，上海买不到这个味道。”她眼圈红红的，“家明，以后……常回来看看。”

我看着她，这个曾经被我视为“入侵者”的女人，郑重地叫了她一声：“刘姨，您多保重。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她愣住了，随即捂住脸，蹲在地上，压抑地哭了起来。

回上海的路上，是我开的车。湛江的天很蓝，云很白。沿途的风景，来时觉得破败不堪，此刻却觉得充满了生机和人情味。

我忽然想起那句被广泛传播的、对湛江的评价：“一个本地人想逃离，外地人却想留下的城市。”

我想，我大概明白其中的含义了。对于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精致利己的都市人来说，这里的“慢”和“真”，或许才是最奢侈的东西。它治愈了我的父亲，也点醒了我。

回到上海的家，一切如常。

晚饭后，林悦在看她的平板，小远在玩他的乐高。我打开那个从湛江带回来的泡沫箱，拿出父亲做的海鲜酱，煮了一碗面。

那味道，咸香中带着一丝微甜，是我从未尝过的味道，也是我将用一生去怀念的味道。

我走到客厅，拿起电视遥控器。

我看着音量键，犹豫了片刻，然后按下了“+”号键。

10, 15, 20, 25……

数字在屏幕上跳动，最后，稳稳地停在了“35”上。

新闻联播慷慨激昂的片头曲，响彻整个客厅。

林悦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我对着她笑了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窗外，是上海璀璨的万家灯火。

从今天起，这35的音量，不再是噪音，不再是习惯，而是我们家，一份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关于爱与思念的纪念。

不吹不黑，湛江，真的比网上评价的，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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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家里的某位长辈，或者某段被忽略的亲情？在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一个类似电视音量“35”这样，起初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其中深意的细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些藏在生活细节里的爱。

来源：才思敏捷蜻蜓u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