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撕裂了东北的平静，中国人民自此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在这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没有钢枪铁甲，却以试管、图纸、锉刀为武器；他们未曾冲锋陷阵，却在实验室、兵工厂、荒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撕裂了东北的平静，中国人民自此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在这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没有钢枪铁甲，却以试管、图纸、锉刀为武器；他们未曾冲锋陷阵，却在实验室、兵工厂、荒野深山里筑起了一道“科技长城”。

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期间，从战略防御的紧急驰援，到战略相持的坚韧坚守，再到战略反攻的星火燎原，他们的精神，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忠诚，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韧，是“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奉献。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中国科学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将个人命运熔铸于民族救亡的洪流，用智慧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科学报国”的激情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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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初燃

以智为盾，筑牢防御之墙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铁蹄踏遍华北、华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片国土沦陷。

此时的中国科学家，最先扛起的是“应急之责”。他们或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冲破封锁回国；或拆解实验室、抢运设备，在炮火中完成“科研大迁徙”；或把纯理论研究转向军需生产，让尖端知识变成御敌利器。每一个选择里，都是“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的决绝。

严济慈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正在巴黎参会的严济慈拍案而起，怒斥日军的暴行，“日军正在威胁北平！我呼吁世界舆论谴责这一罪行。”他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会后，严济慈不顾劝阻，毅然选择启程回国。他说：“国家危在旦夕，我怎能袖手旁观？我虽不一定能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知识为国家效力。”

为躲避日军特务，他绕道香港、越南，历经数月抵达昆明。经过考察，严济慈决定将北研院物理所迁到昆明远郊的黑龙潭，并停止了理论研究，转而为抗战服务。抗战中，他带领团队制成优质水晶振荡片，安装在警报器和无线电台，为预防敌机空袭、稳定无线发报机波频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他们还制造出大量测距镜、望远镜、显微镜等，供给抗战部队、学校和医院。

李承干

同一时期，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正经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迁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陵兵工厂开始内迁。李承干带领职工把全厂5000吨设备运至重庆，兵工厂更名为第21兵工厂，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

李承干致力于武器制造技术的研究与改进，与枪长工程师一起改造汉阳式步枪生产设备，设计制造了新式中正式步枪，枪筒质量、瞄准和击火性能等均明显优于旧式步枪，穿透力甚至强于日本三八式步枪。整个抗战期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每月步枪产量可装备一个师。

沈鸿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鸿不愿沦为亡国奴，经过重重险阻到达武汉后，却被告知不能建厂开工，需要继续内迁至四川。彷徨失望的他，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急需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决定奔赴延安支援抗战。1938年2月，沈鸿带着7名工人和10部机器经西安辗转到达延安，成为了抗战时期唯一一家从上海内迁至延安的民营工厂。

茅以升

而在钱塘江畔，茅以升正经历着“亲手摧毁心血”的剧痛。1937年9月26日，由他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可通车不足两个月，为阻止日军南下，茅以升接到了炸桥的命令。

1937年12月23日，日军先遣部队抵达桥头，茅以升果断下令炸毁大桥。看着自己耗费心血建成的大桥在火光中坍塌，茅以升悲愤交加，立下了“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

叶企孙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等学校的南迁也因铁路中断备受阻隔。叶企孙放弃出国考察计划，负担起抢运图书、仪器，协助办理清华南下的工作。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正践行着“以所学报国”的誓言。远在昆明的叶企孙，一边主持西南联大的教学，一边秘密为冀中输送技术人员和物资。他在诗中写道：“一朝君奋起，从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这对师生的默契，是知识分子“文以载道，技以报国”的最好诠释。

罗沛霖

1938年初春，延河畔杏花初绽，罗沛霖背着装满无线电书籍的藤箱踏入清凉山南麓的窑洞，被安排在中央军委三局，成为一名通信战士。在这里，罗沛霖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任工程师并主持技术和生产工作，随即投身电台研制。

缺乏原材料，他就和工人就地取材，组织收集群众的收音机、手电筒里的干电池；没有润滑油，用猪油代替；没有酒精，就用当地烧酒；绝缘材料匮乏，便用当地山里的杜梨木……凭借这些方法，他带领团队研制出可变电容器、波段开关等关键零件，并造出了属于八路军自己的通信电台，其中波段开关技术比当时的苏联和大后方还领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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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持岁月

以技为刃，坚守生存之线

随着广州、武汉失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日军实施“以战养战”，对大后方进行经济封锁、物资禁运，石油、钢铁、药品等战略物资极度匮乏。

此时的中国科学家，面临的是“长期攻坚”。他们要在“无设备、无材料、无技术”的“三无”条件下，用“土办法”破解“卡脖子”难题。他们在太行山里用土锉刀造武器，在四川盆地找石油，在陕北荒野里种粮食，在延安窑洞里办教育。每一次突破，都是“自力更生”的生动注脚。

叶渚沛

在重庆化龙桥，叶渚沛正用“菜油灯下的图纸”点亮冶金工业的希望。1941年，他主持的电化冶炼厂炼出了99.93%纯度的电解铜，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电解精铜生产厂，每年产铜近500吨，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关键原料。

更令人动容的是，叶渚沛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资助白求恩奔赴延安，并通过埃德加·斯诺为延安捐款、为新四军购买作战物资等。1941年，叶渚沛为周恩来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让“皖南事变”的真相通过外交途径，大白于天下。

陈康白

“坚决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救国就要去延安参加革命。”跟恩师徐特立在长沙的一次见面，彻底改变了陈康白的人生轨迹。他听从徐特立的建议，通过层层封锁，抵达延安。

1939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同年4月，陈康白奉命组织筹划陕甘宁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展会上展出大量新型工业产品，让边区各阶层充分了解边区工业建设新面貌，极大振奋了广大人民建设边区的热情。

乐天宇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面临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封锁，经济陷入极度困境。危急时刻，乐天宇只身奔赴延安，投身边区建设事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任职。在此期间，他兼职农业学校教学，同时对边区林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后续的大规模考察埋下伏笔。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生物系，乐天宇任系主任兼陕甘边区林务局局长，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边区建设紧密结合，从校园革命先锋转变为边区发展的实干者。

黄汲清

1938年至1941年，黄汲清带领团队开展四川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与天然气普查，并率队前往四川江油、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二叠纪茅口灰岩中发现天然气苗，这一发现打破了外国学者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小”的错误认知，也让“多期生油说”在他脑海中萌芽。此次调查后，黄汲清在《钻探四川石油之我见》中就提出“陆成地层可以为重要含油层”的见解。

谢家荣

1937年9月，谢家荣化装成日本商人只身南下，途中接到调查矿产和地质勘察任务，从此脱离教职，投身地质勘察工作。1940年，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成立后，谢家荣任总工程师。不顾日军的轰炸和侵扰，谢家荣主持了叙昆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与研究。

张光斗

张光斗辗转回国后，一心寻找能直接服务抗战的工作。1937年11月，他离开南京，逆长江而上抵达重庆，最终来到四川省长寿县龙溪河水力发电站。当得知这里的水电资源直接供给兵工厂，是抗战军工生产的“能源命脉”，他当即决定留下，以自己的水利专业知识投身抗战。

1941年设计3000千瓦的下清渊洞水电站，1942年启动鲸鱼口水电站修建。这是我国第一批自主设计、施工的1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结合地形地质创新施工方法，不仅保障了电站顺利运行、持续为军工供电，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更为我国水电事业积累了自行设计建设的宝贵经验。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里，另一种“坚守”正在上演。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历经3680里迁徙，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没有教室，就用茅草盖房；没有桌椅，就用木箱代替；空袭来了，就把黑板搬到防空洞里上课。叶企孙、周培源等教授，在炮火中坚持教学科研：张钰哲带领观测队穿越封锁线，在1941年成功拍摄中国首张日全食照片……这群知识分子，用“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的坚守，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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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号角

以知为炬，照亮胜利之路

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

此时的中国科学家，不仅要支援前线反攻，更要为战后重建“播撒火种”。他们赶制炮弹助力反攻，研发技术打破封锁，坚持科研保存实力，用“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为胜利铺路，为未来奠基。

吴运铎

1944年初，针对日伪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命令吴运铎负责主持平射炮的设计制造，军工部着手筹建炮厂，改制平射炮弹。

吴运铎不但要绘图，还要着手解决缺材少料的问题：炮身缺钢就用生铁，炮弹用铸铁，炮弹壳缺铜就用绸子包炸药，炮架的轮子用黄杨木……几个月后，造出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粉碎了日军伪军的“碉堡战术”。

华寿俊

在延安，华寿俊正用“马兰草的奇迹”破解物资困局。这位青年化学家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已用了10万斤马兰草造成20万张纸。1943年，他又接到制造钞票纸的任务，为边区货币系统奠定基础。

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亲自为华寿俊颁奖，并送他一件羊皮大衣以资鼓励。

侯德榜

1939年，侯德榜赴德国购买“察安法”专利，遭到德方无理要求，不准在中国东北三省出售用该专利生产的产品。侯德榜内心深受刺痛，愤然终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他带领技术人员进行了500多次试验，分析了2000多个样品，集传统的察安法与索尔法之所长，创造性地发明了新式制碱法。

1943年，该工艺在川厂试验中大获成功，中国制碱化学工业一跃登上世界舞台。

叶铭汉

在西南联大，叶铭汉正用“青春选择”诠释“逃责非丈夫”。1944年，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政府动员知识青年从军，作为大一学生的叶铭汉本不在此次征调范围内，但他决定报名参军，与200多位西南联大同学一道加入青年远征军。参军后，叶铭汉被编入炮兵营，后随军乘飞机到了印度，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暂编汽车第一团。战争胜利后，叶铭汉和大部分同学返校复学。

1945年9月2日，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场胜利，镌刻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与担当。

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些在烽火中闪耀的科学家精神，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延续着“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追求，依然是我们前行的力量。唯有科技自强，才能民族自立；唯有传承精神，才能续写辉煌！

来源：科技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