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达日本后，鲁迅、周作人等五人决定合租夏日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这个地方啥都好，就是房东不在，没人打扫。

鲁迅一生与多位女性有过交集，但最令他厌恶的莫过于弟媳羽太信子。

这位从日本远嫁而来的女子，不仅改变了周氏兄弟的命运轨迹，更成为鲁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她的故事，折射出民国时期跨国婚姻的复杂面貌，也展现了人性中最赤裸的贪婪与算计。

01

1906年，21岁的周作人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随后，他便与长兄鲁迅同往日本留学。

到达日本后，鲁迅、周作人等五人决定合租夏日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这个地方啥都好，就是房东不在，没人打扫。

无奈之下，五个大男人经过商议，决定请个女人来帮忙做杂务。机缘巧合下，房东将日本女青年羽太信子介绍给了他们。

羽太信子是一个相貌普通的日本女子，她身材不高，圆圆的脸庞，小小的眼睛，结实的身子，干活勤快，性格热烈、爽朗。很快，羽太信子便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女人。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羽太信子觉得年纪最小的周作人最有意思。因为，他比其他四个留学生更加害羞。偶尔，与羽太信子说一句话，他竟都会脸红。

每次打扫周作人房间，羽太信子都格外认真仔细，就连看不见的边边角角她都会收拾得干干净净。偶尔，她还将家乡的食品带来给周作人品尝。

周作人一直是个喜欢依赖的男人，在家里他喜欢凡事都让鲁迅做主，鲁迅不在的时候，他宁可听从母亲鲁瑞安排，也绝不会去费心想事。日本留学的这段日子，大事全由鲁迅做主，他只一心做学问。而在生活上，他开始依赖羽太信子。

发觉自己对羽太信子的感情发生变化后，周作人不知所措。但羽太信子却落落大方，她直接找家里的老人和鲁迅兄弟说了两个人的事。

当时中国留学生愿意娶日本女子，而日本女子对中国留学生也很有好感。因为，一般能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家境很好而且有才。

但羽太信子家境贫寒，据周氏兄弟的回忆和研究者考证，信子的家庭可能属于城市小市民或下层武士后代（明治维新后许多武士阶层没落），但并无显赫背景。

鲁迅曾直言："作人娶妻，当娶学问相当者。"在他看来，弟弟与女仆的结合不仅有失身份，更可能带来无穷后患。

然而，周作人不顾兄长反对，1909年，执意与这位女仆结了婚。此时周作人24岁，羽太信子23岁。

02

同是这一年，鲁迅先于周作人返回了国内，并去往浙江大学任教。当时鲁迅的收入并不高，一月也不过30块钱而已，远不足周作人和羽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为了能够让周作人在日本安心求学。鲁迅不仅将自己的收入悉数寄往日本，还开始变卖田产予以补贴。

到了1911年，周家积攒下来的田产，已经被鲁迅卖得差不多了。实在是无能为力的鲁迅，才给周作人写了信，希望他尽快回国工作，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到了1911年的秋天，周作人才带着妻子羽太信子极不情愿地回到了绍兴老家。

回国之后，先是在浙江的教育司工作，后来又去学校做了教员。虽然收入不高，但足以应对他与羽太信子的生活。

当时信子的弟弟、妹妹还在上学，需要很大的开支。此时的周作人已经是成家立业，妻子是他自己选择的，羽太一家的生活，也本该由他自己解决。然而，这一切还是由经济实力更强大的大哥替他承担了下来。

鲁迅把自己的收入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留给自己零花，一部分寄给老家的母亲，用于一家人的开销用度，另一部分则寄给羽太一家，替周作人解决岳父一家人的问题。

就连信子妹妹福子和弟弟重久的学费，也一并是由鲁迅来解决。

1912年的7月末，鲁迅接到了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寄信人是羽太信子的家人，信中言明家中的生活有些拮据，言外之意是希望鲁迅能够给他们寄些钱。

从1912年下半年到1913年的上半年，鲁迅就给羽太一家寄去了七八十块钱。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笔小数字。

后来，鲁迅连信子弟妹的学费也承担了起来，可见鲁迅对弟弟一家的生活，照顾到何种地步。

这段时期，是鲁迅和周作人相处最为融洽的阶段，也是羽太信子对鲁迅最为尊敬的一段时期。

鲁迅去往北京之后，羽太信子时不时地总要给鲁迅写一封信，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鲁迅对这个家，和对远在日本的亲人的照顾。

几年下来，这弟媳妇写给大伯哥的信就有几十封之多，而且常常是单独寄给鲁迅。只不过这种尊敬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把鲁迅当作了供给自己的财神爷而已。

03

1919年7月，38岁的鲁迅先生看上了北京八道湾一座罗姓的住宅，以3500元的价钱将它买了下来。

随后，鲁迅与朱安、周作人一家和羽太信子部分娘家人、周建人等便住到了一起。

此时，整个周家的三个女人中，鲁瑞年纪大了且对北京不熟，而鲁迅原配朱安性子弱且没读过书，自然：此时唯一能当权的女人，只能是羽太信子了。

于是，住到八道湾后，周家的经济大权就全权抓在了羽太信子手里。

当时，鲁迅每月有300来元，周作人也有240元，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由翻译、写作也有所收入。

这个家的家业，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下子抓这么多钱在手里，羽太信子顿时有了一种暴富的感觉。

她在经济上开始失控，坚持要住洋房、雇多个佣人，家中日用必须全部采购日本进口商品。

鲁迅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信子又索钱""作人处支取百元"。据统计，仅1919年至1923年间，鲁迅就为弟弟家垫付了超过5000银元（折合现今约250万元）。这笔巨款大多流入了信子的口袋，用于满足她奢侈的生活需求。

就在羽太信子大手大脚花钱的同时，因为时势的缘故，各处欠薪，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而此时，羽太信子与鲁迅、周建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起来。

一方面，鲁迅提倡节俭，他对羽太信子的花钱习惯很是不满，为此，他还多次和周作人沟通，但都无果。

另一方面，羽太信子完全日本化的生活习惯也让鲁迅很不爽，这也就算了，羽太信子竟然还信不过中国医生，每次看病不管大小，都要请日本医生，这也让鲁迅很不悦。

而周建人，则经常被信子羞辱。在鲁迅给周作人的孩子买糖被羽太信子扔掉后，他甚至不满地说：“在她眼里，穷人的东西就都是低贱的。”

1923年7月19日，矛盾终于爆发。这天上午，鲁迅按惯例到八道湾胡同的周宅取书，却遭到羽太信子歇斯底里的辱骂。

她高声叫嚷鲁迅"偷窥"她，并逼迫周作人立即与兄长绝交。

第二天一早，周作人便将一封绝交信拍到了鲁迅讹桌上，信上写到：“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在听了妻子的“一面之词的控诉”后，周作人甚至连一句解释也不想听，就直接给鲁迅甩了绝交信。这就足以看出羽太信子在周作人心中的地位，在妻子与兄弟之间，对周作人而言：妻子显然重要得多。

这也难怪，毕竟，真正能决定周作人一生幸福的，是作为妻子的羽太信子，而不是兄长。这点，人性都是如此。

气不过的鲁迅当即就决定带着朱安还有鲁老太太，搬出八道湾。

搬走后几日后，鲁迅来八道湾拿东西，竟还与羽太信子爆发了肢体冲突。这些，被鲁迅详细地记录在了日记里。

04

鲁迅走后，羽太信子完全掌控了周家的财政大权。

她变本加厉地挥霍，甚至要求周作人向北大预支薪水。1924年，鲁迅在《弟兄》一文中隐晦地批判了这种寄生虫式的生活："她总是先花未来钱，把将来的收入都抵押干净。"与此同时，信子开始染指鸦片，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危机。

历史学者在分析这段恩怨时指出，羽太信子的行为模式具有典型的"经济依存型人格"特征。她通过控制丈夫、排斥亲属来巩固自身地位，用奢侈消费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

周作人在离开鲁迅后，的确开始“创造新生活了”，抗战爆发后，当所有文化界名流都选择撤离北平时，他却选择了留守北平。

1939年，周作人出任了伪职，挂名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自此，他的文化汉奸之路便拉开了序幕。

世人都说，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和最后落水沦为汉奸，都与羽太信子分不开。可见，羽太信子对周作人一生的影响之大。

1961年，73岁的羽太信子在北京孤寂离世，临终前竟无人愿意通知上海鲁迅的遗孀许广平。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女人，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一个"周家祸水"的骂名。

回望这段往事，羽太信子的形象已超越了个体范畴。她既是民国时期跨国婚姻困境的缩影，也折射出传统家庭在现代转型中的阵痛。

鲁迅研究者钱理群指出："信子现象背后，是知识分子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普遍无力。"

当我们剥离那些狗血的情节，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碰撞与人性挣扎。

来源：稀鸿市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