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我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组训组长。当时，由于我和胡宗南的阶级利益相同，所以我极其反动，既为胡所信任，我亦为胡大卖气力，甘为他所利用。我不仅为胡入幕之宾，在参与出谋定计方面，无形中成为胡的“智囊团”分子之一。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

1948年，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我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组训组长。当时，由于我和胡宗南的阶级利益相同，所以我极其反动，既为胡所信任，我亦为胡大卖气力，甘为他所利用。我不仅为胡入幕之宾，在参与出谋定计方面，无形中成为胡的“智囊团”分子之一。

1948年冬，我参与了胡宗南的《陕西省、晋南、豫西地区总体战实施纲领》的拟定，淮海战役中胡宗南向蒋介石的建议，固守西安计划以及逃窜决策，我都在西安参与其谋。

一

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由西安逃窜汉中，从表面上看，当时他东北面无路可逃，西逃兰州又怕马家挟持，只有南逃汉中一条路。实际上，胡这一行动，是为配合蒋介石据守西南半壁的整个战略决策。

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正在准备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会战进行部署的时候（国民党叫淮海战役为徐州会战），胡宗南非常重视这一战役，每天都要亲阅和研究有关这一战役的情况。当1948年11月6日战斗打响时，胡开始不见客了，用全力来注视这一战役的发展。约在11月10日胡宗南曾约我到西安下马陵谈过徐州会战的问题。我们一见面，胡就首先问我：“你看徐州会战怎么样？”我说：“战斗才开始，还看不出分晓。”他说：“我在讨冯、阎战役时就在徐州，后又在徐州练兵多年，所以我对徐州的地形很熟悉。陈辞修他们对徐州会战的部署叫什么‘车轮战’，完全被动，就像教师爷摆出桩点；我们是一个教师爷在徐州摆着桩，叫共产党来打，共产党就集中很多的教师爷来围攻，一个教师爷纵然有多大本领，亦恐怕难以战胜很多的教师爷吧？”大家哈哈一笑。

接着我又说：“徐州是我国南北交通枢纽，是南京北面的门户，是历代兵家争夺的军事要地；在今天的形势来说，若徐州一失，我们不但在北方失掉凭借，南京危险，国本动摇，国民党的江山完了。你看怎么样？”胡接着说：“徐州这一战，是我们同共产党决定胜负的关键，我们好好注视其发展吧。”之后，我即注意研究徐州会战的战局，每天晚上就到西安东大街兴华书店后院阎雨村家里与王宗山、韩光琦等一起，既听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广播，又听共产党广播电台的广播；而且边听边谈，都认为徐州这一战与自己的命运有关，所以只要在广播上一听到共产党的军队占了上风、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利的情况，大家就着急起来。

当黄百韬兵团在徐州东面碾庄地区失利以后，胡宗南急了，约于11月22日在西安六谷庄招待所约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秘书长赵龙文、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秘书长蒋坚忍、社会处长陈固亭和我晚餐；饭后，即座谈有关徐州会战的时局问题，罗列主持。胡宗南在座谈会上，听别人意见，自己很少发言。

罗列首先作开场白，他说：“徐州会战的局势发展得很快，我们来谈谈大家的看法和意见。”蒋坚忍说徐州这一战，是很重要的，我看黄百韬兵团的失利，是局部的，不能决定全局的胜负。共产党虽然对这一会战用全力来攻，缺少重武器和新武器，没有阵地战经验。总裁（指蒋介石，后同）对这一战争特别重视，亲自指挥。守徐州的大将是杜聿明，其他的部队都是新式装备，而且蒋纬国率新式装甲兵团参加。这一会战的胜利，我们是有把握的。平时，我们的部队与共产党作战，苦于找不到主力，消灭不了它，在徐州会战中吸引了共产党的主力来作战，我们得到了歼灭共产党的机会。”

赵龙文说：“共产党用十倍以上的兵力来围攻徐州，黄百韬兵团的失利，这是不好的象征。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军队没有大炮、没有新式武器、没有阵地战经验，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公主岭、四平街、长春等处打过很多阵地战，得到我们不少的大炮和新式武器，而且已有了不少阵地战经验了，我们对今天的共产党部队，不能以过去的情况视之。我认为我们在徐州会战中摆的是挨打阵势，完全落于被动。”

董钊同意赵龙文的看法并补充说：“锦州战役，范汉杰被捉，全部失利，这证明共产党军队今天已有阵地战经验了。我们在陕北与共产党的部队作战时，固然我们是找主力打，可是一找到共产党部队的主力，总是好几倍于我的部队，我们总招架不了。所以我当时就认为共产党的部队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这是在抗日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因此，我对徐州会战的前途不大乐观。”王宗山、陈固亭都同意赵龙文、董钊的看法。

我除同意赵、董的看法外，认为：“徐州会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江山的决定性战争，这是一个很大的战役，这一战斗不只在徐州一个据点，而是在各个战场，共产党现在已经把战争由华北推到中原，我们现在应该把战争由中原推回华北去。因此，我们现在应发动全国的兵力来援徐州会战，但援军不应直援徐州，而应打到华北去，与傅作义配合作战。这样才能解徐州之危，使共产党不能集中力量来攻击徐州。”

我当时更认为：“徐州会战一旦失败国民党的江山就快完蛋了。不如孤注一掷。我希望胡先生向总裁建议。”我的话刚一说完，胡宗南立刻站起来说：“大家的意见怎样？”大家讨论了好久，都同意由胡宗南向蒋介石建议为解徐州之危，调动大军攻进华北。胡宗南更具体地说：“我可以抽调五个军以上的部队，亲率攻打华北。”赵龙文并说：“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西安。”由于赵龙文提出必要时放弃西安的意见，罗列又提出：“如果放弃西安后，我们应该往哪里逃？”陈固亭说：“我们可以逃兰州与马家合作，固守西北。”王宗山亦是这个意见。赵龙文主张逃天水，既可以固守西北，又可以保卫西南。他说：“胡先生在天水住的时间相当长，人地都熟谙，是最适宜的。”董钊、蒋坚忍和我都主张逃汉中。由于王宗山、陈固亭不愿意离开西北而去南方，总说逃兰州好。赵龙文在甘肃省府任过民政厅长，还想过一过甘肃省府主席瘾，总说逃天水好；董钊是陕西省府主席，蒋坚忍是秘书长，都不愿离开陕西，我想乘机逃回四川，所以主张逃南郑。争执了好久，胡宗南说：“最后以四川为根据地，固守西南半壁，从印度、缅甸打通国际路线，徐待后图。这是总裁既定的决策，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关中、汉中为根据地保卫川北。我们为了配合总裁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如西安不守，只有往汉中。天水我亦考虑过，太突出前方。兰州是马家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去呢？”

接着赵龙文又补充解释说：“1947年张岳军不当行政院长而到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总裁就是为了实现以四川为根据地固守西南半壁的计划。我们只要能把川北保卫住，四川是可以守下去的。”胡宗南更吹牛说：“只要有五个军，一个军摆在天水、守住陇南；两个军摆在秦岭，一个军摆在安康，一个军摆在汉中，四川的北面就可以万无一失。将来的问题不在川北，而在川东，因为这一方面张岳军迟未作准备。”整整讨论了一下午，各人才离去。会后，胡宗南根据我们的意见，由赵龙文执笔拟了一个建议，致电蒋介石；胡并准备了五个军，决定由他亲率去打华北，陕西的任务交由董钊负责。后据胡说，蒋介石没有采纳胡宗南的建议，但胡宗南已决定必要时放弃西安逃汉中。

二

1948年12月中旬，胡宗南见到在徐州会战中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被围，非常着急，他认为徐州会战已经失败，西安在全面战线上看来已经突出，为了配合整个战局，迟早都要南逃汉中。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声明，提出关于和平谈判的五个条件。西安以胡宗南为背景的《同仁日报》把蒋介石的声明印成号外，沿街叫卖；我当时反动透顶，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侮辱，乃连同号外写一封信送给胡宗南。1月2日晚，他即约我到下马陵晚餐，除对我说他已令政工处长王超凡将《同仁日报》查封外，并与我研谈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他说：“徐州会战已成定局，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反攻，共产党把长江以北拿完了，你看西安还可以守多久？”我说：“长江是一条天险防线，如能守住，还可以形成南北朝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守西安有特殊意义。因为西安在长江以北成了前进据点，进可攻，退可守。如长江防线被共产党部队突破，西安成了‘瓮中鳖’，毫无守的价值了。”我并说：“总裁的元旦声明，可能是求和备战的缓兵之计。从这一声明可以看出，我们对守长江防线没有多少把握，以声明来争取时间，好部署长江防线，你看怎样？”胡说：“对长江防线部署的情形，我还不了解。总裁的元旦声明，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等于在快断气的病人身上服一剂泄药，更死得快些。在总裁未发表声明以前，我们虽然在徐州会战中打了败仗，大家的气还未馁，还在想尽各种办法与共产党拼。声明发表以后，把气泄透了。这是共产党攻心之战的成功。这下，我们完全垮了。如何能守得住长江防线呢？我认为谁出的向共产党求和的主意，谁就是共产党的攻心间谍，就是李左车之流。”谈到这里，胡宗南的脸都气青了，他认为：“总裁上了共产党间谍的当，不久，共产党可以不战而得江南。”他并说：“我即要去南京见总裁，看他有什么指示？你还有什么建议？”我说：“我完全同意胡先生的看法，现在总裁的声明已经发出了，影响很大，已无办法收回，只有照原定计划加紧长江防线的部署。如能守住长江，形成南北朝局势，国民党的命运还可以挽回，否则完了。”

胡宗南于1月8日去南京，蒋介石于1月21日声明“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22日，国民党政府派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和平谈判代表。1月底，胡宗南在南京从长途电话中告诉他的秘书长赵龙文，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委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西安市长王友直，国民党中央委员兼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主委陈建中、西安市参议会议长李仲三等联名通电反对求和。其电文是由赵龙文拟的，我见过，原文回忆不出了，大意是反对向共产党求和、主张继续“戡乱”到底。

2月初，胡宗南由南京回到西安。我急于了解南京方面的情况，未等胡找我谈话，我即于他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下午到下马陵去看他。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正想请你来谈谈，你就在这里晚餐，我找罗列、赵龙文一起来谈。”不到20分钟，罗、赵二人都到了，我们即开始漫谈，首由胡宗南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他说：“总裁的元旦声明，是出于白崇禧、李宗仁等的威胁，不得已而提出的。如陈立夫、谷正纲、谷正鼎、黄宇人、郑彦芬这些人都反对向共产党求和。去年12月徐州会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白崇禧在武汉统率了几十万大军，不但不支援徐州的战斗，而且向总裁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促使湖北省参议会致电总裁与共产党‘恢复和谈’。在这种情况下总裁才于今年元旦发表声明。白崇禧、李宗仁的目的是想威逼总裁下台，由李宗仁来当总统；因此，在元月初，白崇禧更乘徐州会战失败之危，调部队向南京威胁，李宗仁在南京逼总裁交总统印，总裁才于元月21日离开南京回奉化去了。”说到这里，胡更咬牙切齿痛恨地说：“白崇禧、李宗仁在此党国垂危之际，出此‘逼宫’举动，真是丧心病狂的党国罪人。”接着胡又说：“我们不要害怕泄气，总裁虽然被迫暂时下野回到奉化，他还是在以国民党总裁的权力指挥全局，所以在总裁办公厅里成立有党务组、政治组、军事组等八个组，这就是我们中央的指挥机构，在各组负责的人，都是坚决反对向共产党求和的。李宗仁虽然当了总统，他在经济上毫无办法；军事方面，他只能指挥白崇禧所掌握的几十万人，其他的部队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党务、政治方面，李、白亦没有基础；在外交上，虽然听说美国某一部分人支持他，但还不敢公开支持。李宗仁不靠总裁，他有什么办法呢。”胡继续说：“中央方面亦分和战两派，只要忠实于国民党的人都主张战，主和的人都是亲苏派邵力子等，和投机分子张文白（即张治中）这些人。大部分还是主战的。我在南京曾当面请示过总裁，他说：只有战才能保持南北朝形势，和则俯首听共产党宰割而已。”胡最后说：“总裁说：沿长江都部署有重兵，共产党要突破长江防线是比较困难的，只要白崇禧在武汉不捣乱，长江防线是可以守住的。他要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守住西安和西北，待时机一到就可以反攻。总裁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固守西安，稳定西北，苦撑待变’十二个字，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完成总裁交给我们的任务。”赵龙文说：“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守西安的任务是艰巨的，只要能守住长江，我们守西安再艰苦亦要守下去，若长江被共产党突破，我们守西安就无意义了。我们为要固守西安，除在西安加强军事部署外，统一反共思想和行动，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应该加强锄奸救国同志会的活动。”罗列说：“既然要固守西安，对西安的城防工事亦要加紧修筑，要杨德亮（西安警备司令）作守城准备。”我说：“长江防线是否能守得住，长江防线太长，共产党突破一点过江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早作转进汉中的准备。”胡宗南当时即指示罗列即刻与杨德亮研究加强修筑西安城防工事和守西安的办法，并计划把某些不重要的机构准备向汉中迁移；指示赵龙文继续进行西安绥署党政人员训练班及锄奸救国同志会的活动；指示我继续注意时局的发展。

之后，我听胡宗南的亲信杨尔瑛说：“总裁给胡先生的任务是固守西安，稳定西北，苦撑待变。总裁还给了胡先生很多黄金和枪弹。”究竟给了多少，杨亦不知道，我亦未听胡宗南谈过。1950年4月我和罗列一起由西昌潜逃四川时，在途中曾问过罗列，他说：“蒋在南京下野前给胡的黄金确实不少，听说有三四吨之多，给胡作军费的。枪弹装备十个师不成问题。胡在西安到西昌都用的蒋给他的这笔经费，大部分都存在台湾和香港的。”

胡宗南为了固守西安，曾令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西安市长王友直加紧西安市城防工事的修筑和守西安部署。

3月，胡宗南令第十八绥靖区公署移驻南郑，第七补给区司令部移驻褒城，西北青训总队移驻沔县，其他笨重机构亦纷纷准备南迁汉中。胡更令他所属团长以上军官的眷属登记，准备逃台湾或逃汉中、四川；同时，派林树恩为他驻四川的总代表，派王泽民为驻广元办事处主任。当时，我见到胡宗南这些措施，都是作逃汉中的准备，乃到下马陵看他，问时局情况。他说：“行政院长孙科已率行政院驻广州，并已通知各国驻宁使节亦迁驻广州，只留李宗仁在南京玩和平把戏，等他去玩吧。我最近得到情报，长江沿线的兵力并不多，战斗力都比较弱，共产党乘胜之余，一鼓作气打过长江，我看是很可能的。因此，决定早作转进汉中的准备。”他并说：“如长江防线被共产党打开，西安是最突出的据点，只有放弃而守秦岭。陕西省党部亦应准备移汉中。”次日，我即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委董钊，副主委杨尔瑛秘密商量作逃汉中的准备。

三

1949年3月，胡宗南决定逃汉中后，西安的机关如陕西省政府、中央银行西安分行、大华纱厂、西京日报、建国日报、西北文化日报、黎明日报等，都在准备南逃。这时西安人心惶惶，只要在国民党里活动过稍露头面者，彼此一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准备往哪里逃？”物价还是一天比一天高涨，纸票贬值很快，黄金银元和美钞的黑市由秘密转为公开，在西安东大街两马路旁，到处都可以见到黑市。社会秩序更为混乱，警察亦不敢管，听其自然发展。就在这种情况下，4月初，赵龙文给胡宗南建议以下对策，胡都采纳执行了。

第一，颁布紧急动员命令。这个命令共十条，是赵龙文拟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当时西安市的各国民党报纸都有登载，大意是安定人心，控制交通工具，维持社会秩序，做作战准备。

第二，征集绥靖经费。胡宗南在陕西搜刮绥靖经费的办法是征收绥靖公粮，经南郑县参议会议长赵葆如向行政院控告后，粮食部不得不敷衍一下，命令胡宗南停止征收，并将已征收的绥靖公粮退回。胡宗南没有遵照这道命令，打算于1949年春在陕西省参议会上提出征收绥靖公粮案通过后，继续征收。当时我就是帮助胡宗南活动通过此案的主要人之一，但陕西省参议会没有通过此案。胡宗南感到没办法了，赵龙文乃建议胡另外征集绥靖经费的办法，勒令西安市的富商巨贾和大财主捐献黄金一万两作为资金在胡宗南管辖区内发行一种地方性的货币券，目的是一面控制物价滥涨和钞票贬值，一面搜刮绥靖经费。据赵龙文对我说，这一办法是陕西省银行经理王鸿俊向他建议的，赵和胡宗南对王这一建议很重视，认为王是陕西青年财政经济人才，准备物色罗置来代替陕西省财政厅长温良儒。胡宗南为执行赵龙文的这一建议，曾组织西安绥署财务委员会，聘温良儒为主任委员，我为副主任委员，王鸿俊、杨尔瑛、赵龙文为委员。4月中旬，曾在下马陵董子祠内开过两次会议，委员们都出席了，均由赵龙文以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身份代胡宗南主持的。第一次会议讨论调查西安市各富商、巨贾和大财主资产的办法，决定由杨尔瑛和我负责调查。又讨论了捐献办法，决定根据调查情况来研究规定捐献数字，由赵龙文、温良儒、王鸿俊负责研究。我和杨尔瑛在一周内，即将调查材料送交赵龙文。我是交给中统陕调室秘书刘维剑帮我调查的。该室平时对西安市的富商、巨贾和大财主的资产都有调查登记，其资料只要整理抄录就行了。杨尔瑛用什么方法调查的，我不清楚。第二次会议是在我们送调查资料的第二周，由赵龙文在董子祠召开的。主要是强迫捐献的方法和数字，决定由赵龙文、温良儒、王鸿俊三人研究捐献者的名单，并规定捐献数字（如规定韩光琦要捐献10根金条，韩望尘要捐献50根金条，其他人的数字，我记不清了）。会后，赵龙文等将勒捐名单办法研妥后，由赵面报胡宗南批准，由温良儒在陕西省政府会议室开认捐会议，由赵龙文代表西安绥署主持。当时我未参加这一会议，听赵龙文说：“召开会议时，到有韩光琦、谢鉴泉等30多人，要他们自愿捐献。他们捐献房屋的多，黄金的少，我们拿房屋有什么用呢。”本来胡宗南想利用这一机会搜刮一大笔黄金往汉中，结果，西安的富商、大贾和大财主们以捐献房屋来作抵制，使胡这一搜刮计划完全落空。

第三，裹胁大批青年学生逃汉中。赵龙文建议胡宗南裹胁大批男女青年学生逃汉中，准备训练成为军、政基层干部，胡本有此意，很快就采纳了赵龙文的建议，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代书记长翟文凤和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高文源于5月初在西安高中以上的学校中诱骗男女学生三四千人，裹胁逃汉中，编为西安绥署学生总队。

第四，在西安市进行“染色”活动。赵龙文认为共产党进入了西安城后，必然要利用各机关、各学校、各社团的高级负责人。为了使共产党对这些人怀疑，不敢信任使用，更使这些人仇恨共产党，施以短时训练，在他们头上“染色”。胡宗南认为这一办法很好。即令赵龙文、董钊、杨尔瑛、刘亦常等以西安绥署党政人员第六期的名义，在革命公园中正堂，办了六天的轮训，训练了600多人，都是各机关科长以上，各学校的训育主任以上，各社团理、监事以上的实际负责人，实际上就是胡宗南、赵龙文对这些人的“染色”。

第五，派代表联络甘、宁、青马家。赵龙文认为甘肃、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步芳等完全是回教封建军队，割据多年，平时虽然对国民党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对共产党是一致反对的；而且马家的部队利用封建关系，有些战斗力，必须派代表联络，以稳定西北局势。因为赵龙文在兰州任过甘肃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和民政厅厅长多年，胡宗南采纳赵龙文的建议后，准备即派赵去联络；后因赵在兰州时是被马家赶走的，而且陕省CC负责人陈固亭要逃兰州，与马家有些社会关系，所以就派陈固亭作了胡宗南联络马家的代表。

第六，强迫住西安的高等士绅逃汉中，赵龙文认为：西安如张翔初、景岩征、寇遐、马彦翀等高等士绅，若留在西安，必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此，他建议胡宗南要把这批人强迫逃汉中。胡采纳了他的建议，交由他负责办理，并指示他说：“所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参政员以及陕西和西安市的参议员，亦通知他们逃离西安，要他们到西安绥署登记，准备逃往什么地方，交通旅费可以酌量补助，其以后的生活费用，亦可以看情况想些办法。”赵龙文接受这一任务后，即与我商量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决定由杨尔瑛和我分别通知在西安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参政员和参议员等，把胡宗南对他们的意图告诉他们。一方面要威胁他们，使他们愿意离开西安，让他们自动到西安绥署指定的地方登记，分批运送他们到逃往的地方。我负责通知CC系所联络的这些人，如张翔初、李芝亭、张守约、呼延立人、董辑五、侯良弼等，杨尔瑛负责通知三青团所联系的这些人，如赵愚如、龙文、赵作栋等。结果，都答应去登记，实际上都没有去登记。临逃时，才把张翔初、寇遐、马彦翀等劫持逃飞南郑。胡宗南对景岩征很重视，既尊敬他，又怕他为共产党所用，所以当景由富平移住西安马神庙街的第三天，即指定我与景联络，要我劝他逃离西安转逃台湾。景本为旧识，我们私感甚好，即到景家里，转达了胡宗南的话，征求了他的意见。景先生毅然地说：“我不逃了，就住在西安。”我又把景的话转告了胡宗南，胡考虑了几分钟后对我说：“一定要他离开西安，他不去就要强迫他走。”我看到胡对景的态度很硬，对景不利，有我从中活动，闹出事情，对不住朋友，乃对胡疏解说：“景岩征是陕西的三大才子之一，道德学问，人人敬仰，只有礼遇，绝不能以威取。”胡说：“你的意思怎样？”我说：“最好胡先生请他吃一次饭，与他谈一席话，他离不离开西安，由他自己决定。他就是住在西安，人老了，多年没做官，亦起不了多大作用。”胡听了我的话，由我陪着景在西安六谷招待所赴了一次胡宗南的酒宴。胡在席间只谈了一些钦慕的闲话，劝景逃台湾。景以年老，体多病，愿留残骸于故土，不愿远离他乡为辞。之后，胡宗南没有强迫景逃离西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以后，直捣南京、武汉、上海，有席卷长江以南各省之势。这时，谁都看出来西安成了孤岛，就全战局上看确已成瓮中之鳖。在这种情况下，西安市面上的银元（硬白洋），由黑市转为正式交易的货币，纸钞金圆券贬值到无法维持。我还记得，当时我兼任国大代表和中央“戡建”委员，每月要领45万元底金（即基数）的活动费，1949年2月其基数为45万元，3月份领到的为180万元，4月份领到的为450万元，都是金圆券。早晨计算还可以买五块银元，下午即只能买三块银元了。

4月底，胡宗南找我到小雁塔谈过一次话。他先问我西安市面上的情况，次问我的家眷是否离开西安。我说已逃往广元县，他说他将电令驻广元办事处处长王泽民就近照顾。最后，他问我：“共产党在洛川开会决定即刻南下攻西安的情报，你看可靠不可靠？”我说：“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直接情报，只是陈建中（中统局西安办事处主任兼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主任委员）对我说有这样的情况。我的看法，共产党突破长江防线后，围攻西安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胡说：“我们来估计估计共产党围攻西安的时间。”我说：“共产党围攻西安，亦不是简单的事，必须有二三月之准备。开始攻，亦不会直接围攻西安，攻宝鸡、秦岭，截断我们的去路，西安不攻自然放弃。我看共产党尚未有攻击宝鸡线情况，围攻西安的时间尚早，还可以度过夏天。”胡亦同意这一看法。

5月初，西安的秩序非常乱，人心浮动已极，街面上，有时听谣言乱跑，彼此莫名其妙；有时聚成一堆，面面相觑，不知何事；有时因偶一口角斗殴，而拥塞路途，彼此惊惶，引起商店关门。胡宗南为了震慑人心，于5月12日（可能是此日，记不准确）公开枪杀阎自夏等12人。据说：阎是胡宗南的新编第某旅旅长，驻咸阳，西安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搜查出阎要起义的证据，所以胡宗南将阎等逮捕枪杀。虽公开枪杀了阎自夏等12人，西安市面上仍很混乱。情势如此，人心不得不混乱，强镇压亦无办法。

此时，胡宗南真成了一聋子、瞎子，搜集不到一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真实情报。刘庆曾对我说：胡对此事很着急，他亦没有办法；并说：胡对李茂堂的情报很重视，认为很有价值，不知李的情报怎样搞到的。当时，我与李茂堂虽很熟，亦不了解其来源。

李茂堂，陕西省渭南县人，背叛革命后，先后任中统局干事、专员、视察、陕调室主任，中统局西安办事处副主任，上海办事处副处长，给中统很卖气力，中统局对他很信任。他与胡宗南本没关系，更谈不上密切。1945年3月，他任中统陕调室主任后，照例出席第一战区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同我有来往。由于我和CC中统陕省总负责人王宗山在胡宗南面前对李极力介绍吹嘘，他与胡才发生关系。1946年春他在长安、临潼地区破坏了关中地下军司令王正清案，将全案送给胡宗南，胡把王正清枪杀了以后，认为李茂堂破坏此案很重要，李很能干，所以与李更进一步接近，因而李继续与胡经常送情报。1948年春，李任中统西安办事处副主任时，宜川瓦子街战役中的情报，绝大部分都是李送给胡宗南的，而且很确实可靠，胡对李更特别信任。1948年冬，胡为了给李搜集情报方便，派李任陕西省环境电话管理处处长。1949年1月，胡宗南成立锄奸救国同志会时，胡对赵龙文、杨尔瑛说：“像李茂堂这样能干的人才，你们都不想办法纳入组织，真是憾事。”赵、杨即刻介绍李参加了胡的组织。当时，陈建中对我说：“李茂堂为胡宗南搞情报很卖力气，颇为胡所信任，已成为胡的红人。”我还不相信。

1949年5月16日，胡宗南约我同李茂堂一起去小雁塔，说有要事商量。我同李茂堂是上午10时同去小雁塔的，同见了胡宗南。胡问李茂堂的情况，他迟疑不肯说，意思是暗示有我在座，是否有妨碍，这是特务保密一贯注意的技术。胡当然懂得这一点，立与李茂堂解释说：“犹龙是你们的（指中统）自己人，在我这里也是自己人，什么话都可以谈。”李茂堂正正经经地向胡报告说：“共产党在洛川是由彭德怀亲自主持开的会议，讨论了城市政策和围攻西安的办法。详细情况，我还弄不清楚，只知道决定分兵三路围攻西安：一路由旬邑县直攻宝鸡，截断我们的去路；一路由大荔、朝邑直攻渭南进秦岭，截断我们从秦岭逃走的去路；一路由耀县渡渭河直攻西安，目的是把我们的部队包围在西安和关中各县各个歼灭。总攻的命令已经下了，是在月底，部队已开始活动；不过共产党的行动很诡秘、迅速，说不定会提前行动。”李茂堂简单报告了情况以后，胡宗南即问我说：“你看怎样？”我说：“我还不了解这些情况。目前共产党采取攻势是事实，但何时出动，怎样围攻西安，我没有事实根据，不能估计。”胡自己说：“根据目前情况，西安迟早是要后撤的。我想20日以前共产党总不能攻到西安。”接着，胡问我几时离开西安？我说：“候胡先生的命令。”胡又问李茂堂几时离开西安？他说：“中统局给我的任务要我在秦岭边上组织游击活动。”谈完话后，胡给我和李茂堂每人银元50元，说明是给我们去汉中的路费。在当时情况说来50元的银元要值5000万元的金圆券，后来还要多些，我们逃汉中的旅费足够了。

我和李茂堂离开小雁塔之后，在路上步行时曾问他：“你这些情报是怎样搞来的？真有本事。”他说：“我是利用洛川等县环境电话人员搜集的。”我相信毋疑。

17日上午，我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公时，副主委杨尔瑛偷偷地告诉我说：“胡先生已决定20日晚上在西安总撤退，你准备好，听我的电话。”当时，我心里想，“昨天胡宗南已暗示我了，还要你说。”但亦承他的关顾。

17日晚10时许，我听到渭河方面的大炮忽然齐响，我即用电话问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他说：“据报共产党的部队正分三路包围西安，现正强渡渭河向西安进攻，我们正在研究撤退问题，等一会即通知你。”这时，我住在西安北大街西北文化日报社内，正在为该报写社论。准备好逃走的行李，专等电话通知。当时我想了两个问题：（一）胡宗南不是决定20日晚上逃离西安，为什么提前三天。（二）今天上午，胡宗南的部队还驻在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既未听到与共军接触，为什么共军晚上就能强渡渭河，直攻西安。这两个问题我无法解答，因逃窜在即，亦没办法问胡宗南。

18日早2时，我接到中统陕调室主任王克平的电话说：“胡宗南已决定即刻撤退，要我通知你即刻到省政府坐汽车逃汉中，他们已准备好汽车等你。”我正准备动身去陕西省政府，又接到杨尔瑛给我的电话说：“胡先生已决定马上撤退，你愿意坐飞机，必须在晨6时前赶到西关飞机场；你愿意坐汽车，就立刻去省政府，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怕坐不到飞机，把我掉在西安，所以我就答复杨说：“坐汽车，不坐飞机。”

我到陕西省政府二门时，见有10来部卡车正在装行李，见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代书记长翟文凤带了省党部干事刘思淼等数人把省党部的重要文卷箱装上车，我即上了这个卡车。不一会儿，省党部委员兼陕西省参议会秘书长杨尔琮（杨尔瑛的二哥）亦带了行李上了这个卡车。不久，见到中统陕调室主任王克平亦携行李上了另一辆卡车，但不到5分钟，他又下车带着行李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坐了？他说：“我另外还有任务。”约晨4时，我们的卡车离开陕西省政府，在冷月光下，很少听见人声。汽车、包车，纷纷夺路逃走，商店门均闭，但在楼上或门缝里还见有人在窥视。我们的汽车出了西安西门，见飞机场的电灯很亮，有小轿车去机场，知是乘飞机逃南郑者。车出西郊，闻渭河岸上的炮声仍在断续隆隆作响。几百辆逃走的轿车、卡车蜿蜒在去宝鸡的公路上，灯光若明若暗，争先恐后，显露出悲惨情况。

车到宝鸡益门镇时，已夜色沉沉，我同翟文凤、杨尔琮到宝鸡县城住两宿，休息一天；22日晨才到南郑。胡宗南于22日亲去宝鸡指挥抗拒解放，在途中几天，消息完全隔绝，急想知道西安解放后的情况如何，我乃去找中统陕调室秘书兼代主任刘维剑了解情况。我到刘的住处南郑钟楼小学校时，适陈建中亦住在那里，陈告诉我说：“李茂堂和王克平（中统陕调室主任）、杨玉峰（中统西安市区主任）都在西安投降共产党了。”并说：“事前我一点影子都不知道。”我听了这一消息，又惊又疑，使我莫名究竟。5月25日晚，我在南郑中统电台上听到台湾的广播，国民党中央党部广播开除了李茂堂、杨玉峰的国民党党籍，没有王克平，更使我莫名其妙。5月28日胡宗南派我回四川了解情况，7月2日我回到南郑，见了胡宗南，他曾问我了不了解李茂堂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他亦没有说什么。但胡对李茂堂恨极了，在南郑“清洗”锄奸救国同志会会员时，胡指示赵龙文、周士冕除开除李茂堂的会籍外，还判处李茂堂死刑，令何人、何时、何地都可以处死李茂堂，其怀恨李茂堂之深可以想见，但为什么胡宗南这样恨李茂堂，我还是不了解底蕴。1952年冬，我在西安守法与杨玉峰同写集体材料时，才知道西安解放前，李茂堂早与共产党组织有关系，是在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王超伯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人员。李茂堂供给胡宗南的情报，都是经党组织核准的似是而非的情况，使胡不得不信，而胡的每一动作，都落在共产党的圈套中。因而，我才知道胡宗南是由于李茂堂的情报吓昏了，才提前三天逃汉中的。

来源：鱼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