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个周二，天灰蒙蒙的，不冷不热。村口的广播还在播着上个月就开始循环的”防火安全”。

那个周二，天灰蒙蒙的，不冷不热。村口的广播还在播着上个月就开始循环的”防火安全”。

我正卸货——一筐黄澄澄的梨，是老黄家的，卖相不太好但甜得能掐出水来。正忙活着，二哥的那辆白色奔驰慢悠悠开过来了，停在我店门口，车身上落了一层尘。平时他最烦车脏，今天却好像没注意。

“回来了？”我随口问。

二哥点了根烟，手有点抖，背着我看货架。烟头的火星亮了暗，暗了亮，他自顾自点了两次头。

“嫂子呢？”

“医院。”二哥的声音有点哑，“刚回来拿东西，你大嫂能不能去帮着照顾两天？”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两天”，最后成了将近一年。

嫂子是市里人，十年前嫁到我们桃园村。当时村里人都传，城里姑娘眼光高，挑来挑去就看中我们家老二。其实谁都知道，嫂子比二哥大了三岁，在当时的农村，这不是什么光彩事。何况她还带着前婚的孩子，一个六岁大的女孩。

但二哥不在乎。那会儿他刚从省城技校毕业，在县里一家汽修厂当学徒。嫂子在鞋厂当会计，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别看二哥在家排行老二，从小就是个机灵鬼，小学五年级就能给邻居修收音机，初中帮着师傅修拖拉机，出去几年功夫，县城那边也小有名气了。

婚后二哥没让嫂子住婆家，在县城边上租了两间房，骑着摩托上下班。日子过得紧巴，但也温馨。嫂子的女儿喊二哥”爸爸”，甜得像嚼了蜜。四年后嫂子又生了个儿子，一家四口，忙忙叨叨的，日子像蒸笼里的馒头，慢慢地鼓起来。

二哥手艺好，攒了点钱后开了自己的小店，专修大货车，生意红火。去年春节，他开了辆白色奔驰回村，让我爸妈坐着兜了一圈，老两口笑得嘴巴合不拢。村里人都说，老高家有出息的儿子。

谁能想到，才过了九个月，这辆车就卖掉了。

嫂子确诊的那天，我和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收红薯。二哥的电话打来，声音很平静：“嫂子查出胰腺癌，晚期。”

我手里的红薯掉在地上，黄土沾了一边。

“医生说最多半年。”二哥顿了顿，“我先陪她去省城再确认一下。”

那天晚上，大哥拎着半箱啤酒来找我，我们两个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一言不发地喝。院墙上挂着的蒜苗在风里轻轻摇晃，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很亮，把墙角的犁铧照得发白。

大哥喝了三瓶才开口：“二弟媳才四十出头啊。”

我点点头，手指不自觉地扣着桌上的裂缝，那里积了一小撮灰，抠一下就沾了一指头。

“咱们得做些什么。”大哥叹了口气，“老二在省城医院检查，说要手术，还要化疗。得花不少钱。”

“二哥跟咱说了啥没？”

“没，你知道他那脾气。”大哥摇头，“我刚打电话问了嫂子娘家，他们也是普通工人，家里有一万多存款，都给了。”

后来我才知道，二哥那时已经筹了八万多，把他的修理铺抵押了，还向朋友借了三万。但省城大医院说，胰腺癌晚期，手术难度大，保守估计全部治疗下来至少二十五万到三十万。

二哥回到村里那天，我在店门口看到了他的车。他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塑料盒，里面装着嫂子的衣物。

“嫂子呢？”

“大哥开车送她去省城了，我回来拿点东西。”二哥的眼睛有点红，可能是高速路上风大。他盯着我货架上的一袋瓜子看了半天，又扭头看了看奔驰车。

“哥，有啥需要帮忙的，你直说。”我拍拍他的肩膀。

“我想把车卖了。”他突然说。

我愣住了。那辆车他才买不到一年，当时花了三十多万，是他十年打拼的成果。

“你先别急，咱们家里还能…”

“不行，”二哥打断我，“医生说时间紧，要尽快手术。”他顿了顿，“而且我还有欠账。”

“欠账？”

“生意上的事，你别问了。”

后来我才从大哥那打听到，二哥那修车铺去年扩大了，接了几辆大客户的活，垫了不少配件钱。有个做长途运输的老板欠他十几万，一拖再拖。

“你就修车厉害，生意场上那些弯弯绕，你懂个屁。”大哥叼着烟，皱着眉头跟我说。

嫂子手术那天，我和大哥赶到省城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二哥坐得笔直，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指节发白。旁边是嫂子的女儿，十六岁的小姑娘，眼睛肿得像桃子。

“爸，妈会好吗？”小姑娘小声问。

二哥摸了摸她的头，轻声说：“会的，你妈妈最坚强了。”

我注意到二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扣子扣错了位置，一高一低的。他的下巴上冒出了胡茬，眼睛布满血丝。

手术室的灯亮了九个小时。

护士推着病床出来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嫂子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医生，手术怎么样？”二哥急切地问。

“暂时稳定了，不过…”医生摘下口罩，“病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需要进一步治疗。化疗至少要六个疗程。”

听到”六个疗程”，二哥的肩膀明显地塌了一下。但他很快挺直了腰：“大夫，不管多少钱，一定要救我老婆。”

那段日子，二哥像变了个人。以前在村里他总是笑呵呵的，修车时哼着小曲，跟谁都能聊上两句。现在他话少了，眼睛总是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似的。

嫂子化疗反应很大，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二哥给她买了顶假发，但嫂子不戴，说闷得慌。二哥就每天晚上用温水给她擦头皮，一点一点地擦，生怕碰疼了她。

“疼不疼？”他总是这么问。

嫂子摇摇头，有时候冲他笑笑：“你这样照顾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化疗期间，嫂子总是恶心，吃不下东西。二哥就变着法儿给她做吃的。小米粥煮得极烂，放两片姜丝；南瓜蒸得软软的，压成泥；白粥里打个蛋，蒸熟了拌一点点盐。大多数时候，嫂子只吃两口就放下了，二哥也不催，就把碗端走，然后坐在病床边看她睡觉。

有一天，我去医院送东西，看到二哥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个人抽烟。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绿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嫂子吐出来的粥。我走过去，他猛地站起来，把烟头掐灭。

“没事，她睡着了。”他的声音很哑，“昨天吃多了一点，晚上吐了。”

我注意到他的衬衫上有一小块污渍，应该是嫂子吐的粥。但他好像没注意到，或者根本不在乎。

“二哥，”我犹豫了一下，“钱够用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够用，够用。”

转身时，我看到他鞋后跟都磨破了，露出了白色的袜子。那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个曾经在村里开着奔驰，被人羡慕的二哥，如今连双新鞋都买不起了。

冬天到了，医院的暖气开得很足，病房里干燥得厉害。嫂子的嘴唇起了皮，二哥找来凡士林，小心翼翼地给她抹上。

“老高，你回去吧，”嫂子有一天突然说，“我娘家人可以来照顾我。”

二哥摇摇头：“我不累。”

“我看着你就累。”嫂子叹了口气，“你看看你，瘦了一大圈。店里还有没有人打理？”

“有朋友帮忙看着。”二哥说，“再说了，你这样，我怎么放心走。”

我知道那是谎话。二哥的店早就关了，不少工具都卖掉了。大哥偷偷告诉我，二哥连家里的彩电和冰箱都卖了，只给儿子留了张床和一个小书桌，说是为了”简约生活”。

春节前，二哥悄悄跟我打了个电话。

“兄弟，能借我五千块吗？就一个月。”他的声音很低，好像怕被别人听到。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问他要干什么。

“嫂子化疗快结束了，”他说，“下周要复查，我想…”他的声音哽住了，“我想给她买点补品，她太瘦了。”

我说：“哥，我这就转给你一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传来一声很轻的”谢谢”。

那是我第一次听二哥说”谢谢”。从小到大，我们兄弟之间，从来不说这种话。

二月底，嫂子的化疗结束了。复查结果还算乐观，医生说肿瘤缩小了，情况比预期的好。二哥第一次笑得露出了牙齿。

“医生说奇迹也是有的，”他兴奋地告诉我，“有人活了五年、十年的也有。”

村里搭棚唱戏那天，我看到二哥推着嫂子坐在人群后面。嫂子戴着头巾，脸色还是很差，但眼睛里有了光。二哥给她披了件厚外套，自己只穿了件薄毛衣，看得我直皱眉。

“二哥，”我走过去，“你也添件衣服吧，风大。”

他摆摆手：“不冷，我这人热。”

嫂子转头看他一眼，眼睛有点湿润：“你啊，就知道逞能。”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二哥的头发里已经有了几根白的，鬓角的位置。而嫂子的手，骨节分明，青筋突出，握在一起放在膝盖上。明明是五十岁才有的样子，却出现在四十出头的两个人身上。

夏天来了又去，嫂子的病情稳定了下来，二哥也重新接了些修车的活，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铺子。他给嫂子买了部二手智能手机，每天视频通话，嘘寒问暖。

老二媳妇的病成了村里的一个传奇。人们都说，这么严重的癌症，看来也不是不能治，关键是夫妻同心。

十月的一天早上，二哥正在修一辆面包车的刹车，电话响了起来。是省城医院的号码。

他愣了一下，擦了擦手接起来：“喂，您好。”

电话那头是个女声，很客气：“请问是高先生吗？是这样的，关于您爱人的病情，我们医院需要跟您当面谈一下。”

二哥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是不是复发了？”

“不是的，”那声音顿了顿，“是有些检查结果需要与您核实。请问您方便过来一趟吗？”

二哥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连工具都没收，就骑上摩托直奔省城。一路上，他的心里翻江倒海：会不会是更坏的消息？嫂子最近看起来气色不错，怎么会突然…

到了医院，护士把他领到了一间办公室。

里面坐着主治医生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桌子上摆着一摞文件。

“高先生，请坐。”眼镜女性示意他坐下，“我是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部主任。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向您说明。”

二哥坐立不安：“嫂子她怎么了？”

主治医生深吸一口气：“高先生，经过我们反复核查和专家会诊，发现去年您爱人的诊断可能…存在误判。”

“误判？”二哥愣住了。

“是的，”医生翻开面前的文件，“您爱人当时的症状和某些指标确实符合胰腺癌的表现，但在最近的一次全面复查中，我们发现可能是一种罕见的胰腺炎症，而非恶性肿瘤。”

二哥的手抖了起来：“你的意思是…嫂子没有癌症？”

“现在来看，是的。”医生点点头，“这种胰腺炎症在影像学上很容易被误诊为癌症，而且她的一些指标也确实异常。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和观察，我们可以确认，她的情况比我们最初判断的要好得多。”

二哥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高先生，”医疗质量部主任语气诚恳，“对于这个误诊，医院向您表示诚挚的歉意。虽然当时的判断是基于当时的检查结果，但我们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您的医疗费用，医院会给予相应的减免和补偿。”

二哥摇摇头，声音有些发抖：“我不需要补偿，我只想知道，嫂子真的没事了吗？”

那天下午，二哥像疯了一样冲进病房，一把抱住正在看书的嫂子。

“怎么了？”嫂子被吓了一跳。

二哥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嫂子肩上：“没事了，都没事了。”

嫂子不解地看着他，又看看站在门口的医生。

医生微笑着点点头：“恭喜您，李女士。您的身体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

回村的路上，二哥开着借来的小面包车，嫂子坐在副驾驶，两个人都没说话。

经过一片油菜花地时，嫂子突然开口：“老高，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花了那么多钱，卖了车，又欠了一屁股债。”

二哥摇摇头，笑了：“我只后悔一件事。”

“什么？”

“后悔没早点带你去更好的医院检查，让你受了这么多罪。”

嫂子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一年后的春天，我在村口的店门前乘凉，远远看见一辆熟悉的白色奔驰开了过来。车停在我面前，车窗摇下来，露出二哥的脸。

“新车？”我打趣道。

“二手的，”二哥笑着说，“跟原来那辆一样，就是年份新点。”

副驾驶上，嫂子冲我笑笑，头发已经长长了，扎了个小辫子。

“上车，带你兜风去。”二哥朝我招手。

车里，我注意到后座放着一个旅行包和一个相机。

“要出门？”

“嗯，”二哥点点头，“带嫂子去看看大海。以前一直说要去，一直没空。”

嫂子在一旁补充：“趁着身体好，多出去走走。”

太阳正好，洒在车窗上，照得人暖洋洋的。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哥，以前欠你钱那个长途老板，还钱了没？”

二哥笑了笑：“早还了，还带了利息。现在生意也好了，修理厂扩大了一倍。”

“真好。”我由衷地说。

嫂子转过头来，拍拍我的肩：“对了，下个月你嫂子要去医院做最后一次全面检查，等回来，我们准备再生一个。”

“啥？”我惊讶地看着他们，“都多大年纪了！”

二哥哈哈大笑：“才四十出头，正年轻！”

车开出村口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二哥伸手握住了嫂子的手。

阳光透过挡风玻璃洒在他们身上，勾勒出一道温暖的轮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在失去后还能重新开始的勇气。

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来源：樱桃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