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朝堂之上新旧两党剑拔弩张。参知政事司马光多次与王安石在御书房争辩，却始终未在私下恶语相向。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朝堂之上新旧两党剑拔弩张。参知政事司马光多次与王安石在御书房争辩，却始终未在私下恶语相向。

后来司马光被贬洛阳，耗时十九年编撰《资治通鉴》，期间王安石遭弹劾罢相，派人给司马光送去一箱竹简，附信写道：“君之著述，当为千秋计。”

司马光回书仅四字：“君亦保重。”没有指责旧怨，没有炫耀立场，甚至未提半句变法是非。

多年后，宋哲宗启用司马光主持国政，他却下令保全王安石家人与财产。

门生不解，司马光道：“变法之争在国事，非私人恩怨。”

“和而不同，守正不迁”这八个字，正是为人处世最该秉持的智慧。

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屡次犯颜直谏，甚至当着满朝文武反驳太宗的决策。

一次太宗退朝后怒叹：“朕必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却换上朝服道贺：“主明臣直，魏徵敢言，正说明陛下是明君。”

次日太宗召见魏徵，非但没有降罪，反而赐绢三百匹。

魏徵病逝后，太宗痛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逝，朕失一镜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点评：“太宗之能成贞观之治，非独其贤，更在能容异见。”君与臣的“和”，从不是臣子一味顺从，而是君主能容不同声音，臣子敢守心中正道。

反观隋炀帝，刚愎自用，听不得半句劝谏，虞世基等大臣只能曲意逢迎，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现代管理中亦是如此，优秀的领导者从不会要求下属“唯命是从”，而是像华为任正非所说：“要允许员工讲错话，才能听到真话。”

唐朝中期，郭子仪与李光弼曾因兵权分配产生分歧，甚至一度数月不相往来。

后来吐蕃入侵长安，唐代宗急召二人领兵勤王。

李光弼接到诏令时，身边亲信劝他：“郭子仪此前与您有隙，不如借故推脱。”

李光弼却道：“国难当头，岂能因私怨误国事？”两军汇合时，郭子仪亲自出营迎接，双手递上兵符：“如今军情紧急，我愿将兵权半数交予将军，共退强敌。”

李光弼深受感动，两人并肩作战，最终成功收复长安。

司马光赞道：“二将虽有私隙，却能以国事为先，此乃真君子。”同僚之间的“和”，不是表面的一团和气，而是在关键时刻能放下分歧、共担责任。

如今职场中，真正成熟的同事关系，是“你有你的方案，我有我的思路，但我们都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东汉末年，孔融与祢衡相交甚密，却常因对时局的看法争论不休。有人劝孔融：“祢衡性情孤傲，又与你意见不合，何必深交？”

孔融答：“朋友之道，在知其不同而仍敬其志。”后来祢衡因得罪曹操被贬，孔融虽不赞同祢衡的处世方式，却仍暗中派人护送其家眷。

祢衡遇害后，孔融不顾曹操猜忌，亲自为其料理后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此事时叹道：“友之可贵，在容其异，守其正。”亲友之间的“和”，从不是强行要求对方与自己一致，而是尊重彼此的选择，坚守自己的底线。

2024年，浙江杭州一对兄弟因创业方向不同产生分歧，哥哥选择深耕传统制造业，弟弟则投身新能源领域。

哥哥没有劝阻弟弟：“路是你选的，我不认同，但我支持你尝试。”弟弟也没有强求哥哥跟风：“你的经验值得我学习，我的选择也希望你理解。”

后来兄弟俩的企业虽领域不同，却在供应链上互相扶持，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被邻里称为“现代版孔融祢衡”。

《资治通鉴》中，因“不能和而不同，无法守正不迁”导致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1. 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与廉颇起初针锋相对，廉颇多次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却始终避让。若不是蔺相如以国家大义为重，赵国恐怕早已被秦国所灭；

2. 西晋时期，贾南风为掌控朝政，挑起诸王争斗，诸王为争夺权力互相残杀，最终引发“八王之乱”，让西晋走向灭亡；

3.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李存勖登基后，听不进忠臣劝谏，反而宠信伶人，疏远功臣，最终众叛亲离，死于兵变。

司马光用这些史实告诫后人：当为人处世被“偏执”“自私”“傲慢”主导，终将陷入困境。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和而不同，守正不迁”？

一是“容异”：像唐太宗容纳魏徵的直谏那样，允许不同声音存在，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二是“守心”：如郭子仪坚守国事为先的原则，即便与他人有分歧，也不违背自己的初心；

三是“担责”：似孔融在亲友有难时挺身而出，不因意见不合而背弃道义。

千年前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光芒：与朋友相处，最好的状态不是“无话不谈”，而是“意见不同仍能互相尊重”；与家人相伴，最暖的画面不是“事事同步”，而是“选择不同仍能彼此支持”；与他人共事，最高的境界不是“毫无分歧”，而是“各有思路仍能携手向前”。

强行要求所有人与自己一致，只会把身边人推远；懂得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在坚守中保持包容，才能在为人处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毕竟，海纳百川方显其阔，人容异见才见其智。

来源：临渊羡鱼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