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悲剧的背后，交织着政治操弄、经济矛盾与殖民遗产的复杂纠葛，既是华人社群的伤痛记忆，也是印尼社会发展中难以回避的沉重课题。

在印尼的历史长河中，华人作为当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多次遭遇大规模的排斥与暴力。

这些悲剧的背后，交织着政治操弄、经济矛盾与殖民遗产的复杂纠葛，既是华人社群的伤痛记忆，也是印尼社会发展中难以回避的沉重课题。

17世纪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重镇，华人因擅长商贸与手工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力量。

1740年，荷兰殖民者为转嫁殖民统治的债务危机，以“华人谋反”为借口煽动土著仇恨，纵容士兵与暴徒对华人展开为期7天的屠s。

据记载，近万名华人遇害，鲜血染红了城市的红溪河，史称“红溪惨案”。

这是印尼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排华暴行，也为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族群对立埋下了种子。

1945年印尼独立后，苏加诺政府为强化“经济民族主义”，于1959年颁布《总统第10号法令》，禁止华人在县以下地区从事商贸活动。

随后掀起的“阿萨阿特运动”中，数十万华人小商贩被强行逐出乡村与小镇，商铺被查封、财产被没收，大量华人被迫涌入雅加达等大城市。

这场非暴力的“经济驱逐”，不仅摧毁了印尼基层的商品流通网络，更加剧了土著与华人的经济对立。

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为夺取政权，将华人与印尼GCD强行捆绑，煽动“反华反G”情绪。

在军方的主导下，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屠s，华人成为主要目标：村庄被包围、华人社区遭洗劫，甚至出现“按名单搜捕”的系统性清洗。

据人权组织估算，至少50万人遇害，其中30万为华人，东方大国驻印尼大使馆遭冲击，两国于1967年断交，直至1990年才恢复外交关系。（本文由千年兰亭在今日头条上独家首发，谢绝转载)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印尼经济，苏哈托政权为转移民众对政府FB的不满，再次将华人定为“替罪羊”。

当年5月，雅加达、泗水等城市爆发大规模反华骚乱：暴徒焚烧华人商铺、抢劫财产，甚至对华人女性实施暴力。

据官方统计，1200多名华人遇害，5000多间商铺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超10亿美元；而民间调查显示，实际伤亡与损失远高于此。

这场“黑色五月”暴行因互联网传播被全球关注，成为印尼排华史中最受国际谴责的事件。

印尼排华并非单纯的“土著与华人对立”，其本质是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

1.政治操弄是核心推手

从荷兰殖民者的“分而治之”，到苏加诺、苏哈托时代将排华作为“转移矛盾的工具”，历代政权都通过渲染“华人威胁论”来巩固自身统治。例如，1965年将华人与“GC主义”绑定，1998年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华人垄断财富”。

2.经济差距被刻意放大

华人占印尼总人口仅3%，却因历史原因在商业、制造业等领域占据优势（鼎盛时期掌握全国70%的私营资本）。

这种差距被政客包装成“华人剥削土著”，实则掩盖了政府在财富分配、产业升级上的失职。（本文由千年兰亭在今日头条上独家首发，谢绝转载)

3.文化隔阂的长期积累

苏哈托时代曾长期推行“同化政策”，禁止华文学校、强制华人改用印尼姓名、限制华人文化活动，试图抹去华人的文化认同。

这种“文化压制”反而加剧了华人的“边缘感”，也让土著对华人缺乏基本的文化理解。

1998年苏哈托倒台后，印尼开始逐步清算排华政策。

一是在法律层面消除歧视。

2000年，印尼废除“禁止华文教育”的规定，2014年苏西洛政府正式禁用带有贬义的“支N”一词，改用“中华”；2019年佐科政府将春节定为全国法定假日，华文学校、华文媒体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二是在社会层面推动融合。

新一代华人积极参与政治，如前总统顾问冯慧兰、现任内阁成员黄少凡等，华人企业家也通过公益、产业合作改善与土著的关系，例如金光集团、力宝集团在偏远地区投资建学校、修公路，缓解“华人只懂赚钱”的刻板印象。（本文由千年兰亭在今日头条上独家首发，谢绝转载)

但和解之路依然漫长：2023年梭罗、万隆等地仍出现零星针对华人商铺的小规模冲突，部分民间舆论中“排华情绪”仍有残留；而华人社群内部，“历史创伤”导致的“避险心态”也尚未完全消散。

目前，印尼再次爆发全国性骚乱，互联网上又出现一些针对华人的不利信息，侨胞们一定要做好防范，保护自己和家人！

来源：千年兰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