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都认罪了，西班牙教会却赖账，受害者怒了：说好的赔偿呢！

摘要：自西班牙主教会议（Spanish Episcopal Conference, CEE）宣布成立“仲裁委员会”（Arbitration Commission），单方面承诺赔偿性侵受害者至今已逾半年。然而，这项曾被主教们引以为傲的举措，如今却被受害者痛斥为一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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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班牙主教会议（Spanish Episcopal Conference, CEE）宣布成立“仲裁委员会”（Arbitration Commission），单方面承诺赔偿性侵受害者至今已逾半年。然而，这项曾被主教们引以为傲的举措，如今却被受害者痛斥为一场官僚主义的闹剧。根据西班牙主教会议自身报告所确认的2002名受害者，最终获得赔偿的人数不足50人，占比仅有可怜的2%。

西班牙主教会议的最新数据显示，其推出的《性侵受害者全面赔偿计划》（Priva）总共收到了80份申请，但仅处理了其中的25份。许多受害者不得不转而向70个教区和300个宗教团体寻求赔偿，这是另一条索赔途径。据《国家报》统计，近年来至少有22起赔偿申请通过这一渠道处理，其中8起涉及治疗费用补偿。

除了微乎其微的赔偿发放率，受害者们更是深感愤懑。在过去一年半中，《国家报》持续追踪了115名性侵受害者的赔偿申请进程，其中超过百人断然否认天主教会高层所宣称的“教会机构正接纳受害者”的说法。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赔偿申请流程被无故拖延数月甚至数年，而即便教会最终支付了赔偿，同等性质案件的赔偿金额也存在巨大差异。

《国家报》收集了数十份文件、邮件以及受害者与教会儿童事务办公室的通话录音，还原了这些赔偿申请中的种种乱象。尽管每个案例都有其特殊性，但其中不乏共性的操作模式：首先是繁琐且无尽的申请程序。多数受害者仍被要求直接与施暴者所属的修会或教区交涉，只有少数人通过新成立的普里瓦委员会申诉。由于许多受害者在新计划批准前已依据《教会法典》提出赔偿，他们的申诉程序仍在漫长的停滞中持续，部分案件甚至已拖延数年。

普里瓦委员会的裁决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这意味着，委员会作出裁决后，是否执行以及赔偿金额的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施暴者所属的教区或修会手中。这直接导致了赔偿金额的巨大差异。例如，两名遭受了相似性侵（猥亵）的受害者，一人在慈幼会学校，另一人在耶稣会学校，最终获得的赔偿金额却相去甚远。前者的赔偿金为3000欧元，而后者则获赔30000欧元。通过文件获悉，教会支付的赔偿金额从最低的1000欧元到最高的90000欧元不等。

当被问及这种不公现象时，西班牙主教会议表示对此“不知情”，并将其归咎于普里瓦委员会：“我们并非赔偿标准的代言人，也无法解释赔偿与否的依据。他们才是对此负责的机构。”主教们声称自己没有相关数据，但保证该委员会会予以公开。然而，这种推诿的态度无法掩盖核心矛盾：当赔偿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教会高层手中，所谓公正赔偿就沦为一句空话。

不仅如此，教会还与西班牙政府展开了激烈冲突。政府曾委托人民捍卫者办公室撰写一份报告，提议设立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由教会提供资金支持，专门负责受害者认定和赔偿程序。然而，教会拒绝参与，并视该提案为“直接攻击”。尽管总统府部长费利克斯·博拉尼奥斯曾警告主教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圭略，政府不会允许教会单方面进行赔偿，并承诺推动一个类似监察员方案的赔偿计划，但该计划迄今未见实施。

当被问及那些即便施暴者已经认罪，教会仍拒绝赔偿的受害者时，西班牙主教会议选择拒绝回应。化名为“巴蒂斯塔”（Bautista）的受害者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指控神父拉莫斯·戈多恩在学校实施性侵。尽管该神父已被教会法庭审判并被判流放修道院十年，巴蒂斯塔却未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只收到一封忏悔信。今年，当他向普里瓦委员会申诉后，阿斯托加教区的回函更是明确拒绝赔偿，理由是其案件已由教会法庭审理完毕。

这一答复不仅与主教团秘书长塞萨尔·加西亚·马甘曾做出的“教会将永远进行赔偿”的承诺相悖，也与其他教会机构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比如耶稣会，在受害者阿方索·卡帕罗斯提出控诉后，先是于2021年支付了7500欧元的赔偿金，但卡帕罗斯认为这笔钱极具侮辱性：“这笔钱不仅未能弥补我的损失，更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慨——他们试图用微不足道的钱财封住我的嘴，用欺骗手段拖延时间，漫长的等待中不断暗示会给予丰厚补偿，最终却重演了早已熟知的羞辱。”在卡帕罗斯再次提出索赔后，耶稣会又向他支付了55000欧元。

另一个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受害者也经历了相似的漫长斗争，最终获得25000欧元的赔偿，这比数月前的预备协议少了20000欧元，更远低于教皇方济各建议的50000欧元标准。该受害者向普里瓦委员会提出申请，但五个月后仍没有任何消息。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只是想证明这是个封闭的程序，他们只想互相庇护。”

这种“保持沉默”的模式是普遍现象。在《国家报》采访的百余名受害者中，77起案件在投诉后杳无音讯；其余案件中，教区虽启动了听证程序，但除极少数情况外，至今未支付任何赔偿金。许多受害者痛苦地回忆道：“办公室的经历糟糕且有害。我绝不会再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弥补。”“他们逼我签署文件，却不告诉我赔偿金额。”这些证词揭示了教会内部根深蒂固的推诿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