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黄公望籍贯的争议，我素来不甚关注。直到近日，富阳有位蒋金乐接连就此事向桐庐发问后，我才粗略翻阅了他的一些文章，发现除了所谓“五问”，他还提出了“《富春大岭图》脱胎于富阳大岭山”的观点。作为身上还流淌着富阳血液的桐庐人来说，我看到他的那些论调实在觉得牵强附会

尊重史实，共话富春：《富春大岭图》的争议与思考

文/许马尔

关于黄公望籍贯的争议，我素来不甚关注。直到近日，富阳有位蒋金乐接连就此事向桐庐发问后，我才粗略翻阅了他的一些文章，发现除了所谓“五问”，他还提出了“《富春大岭图》脱胎于富阳大岭山”的观点。作为身上还流淌着富阳血液的桐庐人来说，我看到他的那些论调实在觉得牵强附会，让人难以认同。

黄公望《富春大岭图》

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作于元代，是赠予客居云间（今上海松江）邵亨贞的作品。既是《富春大岭图》，画中核心意象自然要与“富春”紧密关联，才能让邵亨贞见画生情、唤起共鸣。在画作与相关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的“富春”二字，即富春山，又称严陵山，位于桐庐县西25里，东汉严光(字子陵)隐此耕钓得名。

桐庐与富阳的差异或许可从两方面稍作探析：其一，元代画作流传范围有限，《富春大岭图》左上方明确落款“大痴为复孺画”，复孺客居松江，而本土文人未必有机会接触这幅原作，自然难以在地方文献中留下相关痕迹；其二，桐庐人对故土风物的认知本就源于日常亲历，对大岭的熟悉与情感无需借由画作来附会表达，其淳朴性情与记事时的审慎态度，使得他们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无中生有地编造故事。

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大痴为复孺画”题款

比如连《康熙富阳县志》都明确记载黄公望“归隐西湖筲箕泉”，元代文献中也有“杭州赤山之阴曰筲箕泉，黄大痴所尝结庐处”的清晰记述，而有人却在富阳庙山坞去造个假筲箕泉，这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是在糟蹋纳税人的血汗钱罢了。要知道，杭州筲箕泉位于赤山之阴（北面），而此处造假的筲箕泉却面朝富春江，处于山之阳（南面）。可见，桐庐人或许更倾向于记录真实可感的乡土实况，而非将情感寄托于与一幅画作的间接关联中。

直到近几十年来，随着《富春大岭图》的原图或复印件等得以面世，桐庐的文化学者才开始关注这幅图的相关问题，并对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富阳蒋金乐曾以“五问桐庐，如何面对黄公望的题跋？”相诘，不妨反问：您自己又何曾真正正视并读懂这些题跋？

清代文学家吴锡麟在《和祝允明次韵》的题跋中写道：“高台兀峙千尺强，清滩此去七里长。一路绿萝悬倒影，鲥鱼不上水茫茫。”单看“高台兀峙”“七里清滩”的壮阔意境，便与桐庐富春山的地貌高度契合了，若说这也指向富阳，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蒋先生对此应该心知肚明。

尤其“鲥鱼不上水茫茫”一句，暗藏着只有生活在大岭图江畔的人才懂的自然密码。鲥鱼洄游有严格的定时、定向习性，其从钱塘江溯流至桐江后，因朝南洄游的习性，绝不会进入北岸的分水江——正如它们到建德三江口后，只会朝南入兰溪江，而非北向进新安江。这生动印证了画中景致与桐庐分水江的关联，绝非凭空臆断。

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虽为写意，而山峦难与实景一一对应，但画中的山湾、道路、石栏、小桥等元素，均清晰指向实景地，且可看出画作是从分水江旧县对岸的金村渡口渡埠处朝南望而作，其实景地便是旧县庙山至西坞山沿江一带，这里就是桐庐的旧县大岭，唐朝桐庐设县治在今旧县，当时就有大岭地名了。

桐庐旧县大岭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一年版《桐庐县志》记载：县治的小岭、大岭等地名皆仿旧县。而画中对近在咫尺的大岭却以“留白”处理。这并非疏漏，而是传统绘画的精妙之处——以虚代实，让观者在想象中补全画面。其实，画面之外还是暗藏着大岭的地名。对客居他乡的邵亨贞而言，这处空白恰是大岭的剪影，承载着无需笔墨言说的乡愁，让画作因这份情感共鸣更显深沉。

作为画作首藏者，邵亨贞的身份是明确的。图中“大痴为复孺画”的落款，直指元代文学家邵亨贞（字复孺）。史料清晰记载其为“严陵人，居华亭，自号贞溪”，而蒋先生在提及此事时，却刻意隐去“严陵人”三字，只以“松江文人”搪塞。这种对关键信息的选择性回避，其用意不言而喻。“严陵”指严子陵其人或严陵地名，严子陵隐居桐庐富春山，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黄公望画《富春大岭图》的目的是送给邵亨贞慰藉思乡之情，他总不可能画一幅不是邵亨贞家乡的“大岭图”相赠。

邵亨贞不仅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在书法领域亦有造诣。通过梳理其传世书法作品可见，他在落款中多次明确自称“严陵人”，比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邵亨贞行书诗帖》上“契生严陵邵亨贞顿首再拜，书于野处堂”等，而且所见的三幅存世墨宝题跋均具名严陵邵亨贞。

故宫博物院藏邵亨贞行书诗帖

此外，《富春大岭图》上的宋葆淳题跋中亦有记载：“复孺邵亨贞字，富春人。”这里的“富春”我认为是指严子陵钓台所在的富春山，与严陵山本为同一山脉。

蒋金乐还拿出图片、文字来证明富阳有个“胡鼻山俗名大岭”，这确实没有毛病——江南多山，何处不能找出几个大岭、小岭来？但要说富阳的大岭就是黄公望笔下《富春大岭图》的“大岭”，恐怕就牵强附会，疑点重重了。笔者通过他提供的《东至钱塘县湖塘山石牌界》图来看，大岭的那条古道并不靠近江边，需翻岭，而是处在山阴。据我所知，这位蒋先生研究黄公望的画是很“认真”的，他能像工程师审查图纸一样用游标尺来卡，并卡出富阳某个山在《富春山居图》哪个地方，而《富春大岭图》与你那个“大岭”恐怕是卡不在一起了；而桐庐境内的实景地则完全不同，我们在图中右下角看到的庙山不仅形态相似，且贴近庙山脚那条从寺坞坑流出来的小溪、溪上的小桥等细节，与画作也十分吻合。沿山古道临江的石栏杆，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存在。为何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只绘了这一段石栏杆，其他路段却没有？个中奥妙，不在其境者难知其理。若蒋金乐研究《富春大岭图》需要这方面的常识，倒可以来桐庐，我乐意相告。

《富春大岭图》现有诗堂中，存有诸多名人题跋。先看祝允明的题跋：“黄公手比愚公强，富春移来只尺长。子陵之居在何处？千载烟云长渺茫。”从这几句诗中既能清晰看出画作的实景指向——画家已将偌大的富春浓缩于咫尺画卷；也可推知此画的赠送对象，正是诗中“子陵之居”所暗指的寓居华亭（今上海松江）的严陵人邵亨贞的家乡。这幅凝聚着富春胜景的画作，恰是为远居他乡的复孺寄寓乡愁、聊慰故园之思而作。

我们从不否认黄公望曾在富阳居住，但需明确的是，作为一位以采风写生为日常的画家，兼之惯于云游的道士身份，他的一生本就足迹遍布多地。

由此反观富阳蒋金乐的说法，便显牵强：“我再强调一下，至今，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黄公望与桐庐有任何关系。”不妨反问：若黄公望从未到过桐庐，一生都被局限在庙山坞中足不出户，又怎会有《富春山居图》《富春大岭图》这般传世佳作？那样的黄公望，还会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黄公望吗？

这里有个浅显的道理：黄公望的云游与隐居之地越广、体验越丰，才成就了他的艺术高度。若固守一地、闭门造车，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必须厘清的是，黄公望从不是“富阳的黄公望”，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文化符号，这才是他声名远播的根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维桢与黄公望的莫逆之交。杨维桢任建德路推官时，曾多次游历桐庐，不仅留下多篇诗文，更在莪溪蓝田山的“一指石”处留下足迹与“一指力可动，万夫莫能移”的题咏；元末避乱期间，他又到富春山游钓台。试想，两位以文人画闻名的挚友，且杨维桢一生与道教渊源深厚，当杨维桢在桐庐留下如此深的足迹时，凭什么说黄公望就从未游历过桐庐呢？

看待历史就像观富春山水：站得低了，眼里只容得下脚边的野草碎石；格局敞亮些，才能看清江脉山络的来龙去脉。总盯着眼前这点地方抬杠，昨天跟这儿争，今天向那儿问，与其把精力耗在无谓的口舌上，不如想想：黄公望若真困守一隅，哪来笔下富春山水的万千气象？说到底，尊重史实不是抬杠的筹码，却是把话说透的底气——静下心翻两页书，比啥都实在。

2025年8月20日

来源：蚂蚁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