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博罗横岭山是目前岭南商周时期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发表材料最详的墓地。从葬俗空间分布与墓葬等级结构来看，以横岭山为代表的岭南商周时期社会关系应以地缘为主，呈现为“大地缘、小血缘”，而不同于中原高度发达的血缘宗法社会，并与后者形成“边疆—内陆”之别。相应的

博罗横岭山是目前岭南商周时期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发表材料最详的墓地，其反映的社会内涵可视为岭南商周社会之代表。相关研究已涉及空间布局、等级划分、性别差异、社会分工等诸多层面[1]，成果丰硕，但对社会关系的讨论尚付阙如，而后者恰是构成当时当地社会图景的重要内容，也是墓地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社会关系的内涵虽然相当丰富，但受材料限制，在商周考古中主要表现为依托于丧葬空间的对血缘家族或地缘组织的判别[2]。前者源自较长时间中形成的血亲纽带，对应共性葬俗的集聚与墓葬等级的相对统一；后者则根源于共享空间所带来的地域连结，内部的葬俗分布、等级结构大多混杂[3]。尽管作为社会关系的两极，血缘与地缘关系并非互斥而是共存，但在不同时段与不同社会中，二者的作用仍有主从之异，适用范围仍有大小之别[4]。本文即对此略作讨论，以期进一步明晰岭南商周时期的社会图景。

一、分期、分区与葬俗

对墓地社会关系的讨论应以分区为基础，后者又取决于墓地形成过程、墓葬分布形态、聚集程度与相对距离远近[5]，因此需要首先明确墓葬分期方案。

横岭山发掘商周墓葬302座，报告将之划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商周之际，第二期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为春秋时期[6]。这一结论可继续细分为十一段，并将文化与社会格局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7]：第一阶段即第一期（1~2段），以浮滨因素与岭南早期青铜时代的部分因素或其孑遗[8]共存，下限已进入西周[9]；第二阶段即第二、三期（3~5段），夔纹陶类型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常见的豆类器直壁或微敛壁，受浙南闽北影响较大；第三阶段即第四期（6~11段），在延续夔纹陶类型传统的同时，来自宁镇的曲壁豆取代直壁与微敛壁豆成为陶瓷器之大宗[10]。

根据此分期方案所示墓葬的具体期段、下葬顺序、相对距离远近、分布疏密、所处地形走势，可将这些墓葬划归为基本同时的十九个墓区。自西向东、由南到北依次记为I~XIX区（表一、图一）。

表一横岭山墓地各墓区的发现情况

图一横岭山墓地的分区与墓葬等级划分

在分区基础上讨论墓区之间与墓区内部的社会关系时，应以葬俗为主要依据，包括葬具、葬式、墓向、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内容，视其共性或异性的存在与否及其集散程度，判断应属血缘家族还是地缘组织。具体到横岭山，因葬具、人骨等有机材料几近无存，对葬俗的考察仅可从墓向、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等方面着手。虽然这些墓葬的墓向确有区别，以“西北—东南向”与“东北—西南向”为大宗，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前者集中于I~X区，后者多见于XI~XIX区，但这显然是受地形影响的结果。二者大致以山脊为界分处不同山坡，墓向选择取决于其所处坡体的走势，而不涉及葬俗的范畴。因此对横岭山墓地社会关系的葬俗考察当以墓葬形制与随葬品为主。

二、墓葬形制所见人群东西之别

横岭山墓葬多为简单的竖穴土坑，仅22墓有所不同，包括9座腰坑墓与13座二层台墓。其数量虽少，但分布却呈现出明确的空间差异。

根据其分布情况可大致将横岭山墓地划分为东西两群，西群包括I~VIII区，东群包括IX~XIX区，二层台集中于前者，腰坑仅见1例，后者情况反之。这些墓葬散见于不同墓区，各区多仅1~2座，无明显集聚，于墓地整体而非墓区个体呈现出明显的东西之别（图二）。同时，这两种墓葬形制之间还存在年代差异。腰坑墓年代较早，流行于第二阶段，第一、第三阶段仅有1例，且分见于较晚与较早时段；二层台墓相对较晚，集中发现于第三阶段。这种不同阶段的不同墓葬形制分别集中于不同墓群的现象，显然很难与血缘关系相对应，更可能暗示横岭山内部或存在两个不同人群，分处墓地东西两侧，各有其文化偏好。

图二横岭山墓地腰坑墓与二层台墓的分布情况

事实上这种东西之别不仅体现在墓地内部，更体现在其文化因素来源所依托的广大空间。由于岭南早期青铜时代罕见腰坑与二层台，二者的突然出现应是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从周边地区的发现来看，商周时期这两种墓葬形制多见于粤东闽南与湖南，恰分处岭南的东西两侧。

粤东闽南部分商代墓葬曾一度流行腰坑[11]，浮滨文化中也有部分腰坑墓[12]，以南靖三凤岭[13]为代表，下限可延续至西周早期。至于湖南，腰坑与二层台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期以降[14]。不难发现，腰坑与二层台在粤东闽南与湖南的流行时间，正与横岭山所见相近或相同。其在横岭山的先后出现，很可能是在不同阶段受到东西两侧不同文化影响的结果。而这种不同来源墓葬形制的空间分布差异表明，横岭山墓地或确存在两个不同人群，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中，居东侧者更易受到粤东闽南的影响，居西侧者更倾向吸纳来自湖南的因素，二者的文化偏好呈现出明显的地缘差异。

相较于第二、第三阶段时高度统一的墓葬形制，这种文化偏好的影响程度与范围虽相当局限，但并不意味着对横岭山东西人群之间地缘差异的否定。后者的存在与意义其实在第一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一时期，横岭山墓地共发现17座墓葬，随葬品涉及三类文化因素：一类为典型浮滨因素，如大口宽体折肩罐、曲壁高柄豆，多镂孔；一类为改造型浮滨因素，以小口窄体折肩罐为主，部分带贯耳而未见镂孔作风；第三类为本地因素，器类丰富，包括圜底罐、高领罐等。其空间分布正可与腰坑、二层台的分布情况相呼应。来自粤东闽南的典型浮滨因素同样仅见于东侧墓群，改造型浮滨因素与本地因素的分布范围则限于西侧墓群，二者或独存或共存，未见与典型浮滨因素共存一墓者（图三）。

图三横岭山第一阶段三种主要文化因素的空间分布情况

这种文化因素或者说葬俗分布的东西差异，显然指向墓地内部东西人群之间的分化。第一阶段时，东侧人群与粤东闽南往来密切，西侧人群则与环珠江口保持紧密的联系，地缘联系的东西之别由此一望可知，并与第二、第三阶段腰坑、二层台的东西分布差异构成某种继承关系。由此可知，横岭山墓地东西人群之间，虽然在不同阶段先后以随葬品、墓葬形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葬俗异性，但其根源始终以地缘差异为主。

三、随葬品背后的地缘与血缘

上述地缘差异主要体现为东西墓群的部分比对，具体内涵也随时代发展不复鲜明。如果说其反映的地缘关系因此略显局限的话，那么随葬品的分布情况无疑可进一步证明，第二、第三阶段横岭山墓地的社会关系同样应以地缘为主。

以部分随葬品为代表，可对其分布情况与背后的社会关系进行考察。常见的豆、罐等器数量甚多，分布甚广，排他性甚弱，其随葬更多地是一种时代共性，难以反映墓葬间的社会关系。因此相关讨论当以分布较广、有一定数量、总数又相对有限的随葬品为主。本文选择以青铜刮刀、硬陶瓮与玉玦为代表。

横岭山墓地共发现青铜刮刀26件，涉及墓葬17座，散见于I~IV、VIII~XII、XIV、XVI区等11个墓区，占墓区总数的半数以上。考虑到XVII~XIX三区墓数皆不过3座，相关发现可能存在某种偶然性，这一比例甚至可能接近70%。显然仅以有无而论，刮刀在各墓区的随葬并无差异，其分布甚为均衡，未见集聚倾向。在各墓区内部，随葬刮刀墓数皆在1~3座不等，3座者1例，即IV区，2座者4例，其余6区皆仅1座。除IV区M082与M083、X区M172与M175相距较近外，其余两两之间皆有明显间隔，最甚者如VIII区M004与M025，相去20余米。无论在墓区之间，还是在墓区内部，皆未见随葬刮刀葬俗的集聚（图四）。

图四横岭山墓地青铜刮刀的分布情况

硬陶瓮与玉玦的情况同样如此。横岭山共发现硬陶瓮27件，涉及墓葬24座，散见于I~IV、VI~XIII、XV~XVI等14个墓区。除XVII~XIX区外，仅2区未见，分布甚为均衡。在各墓区内部，随葬瓮者在1~4座不等，4座者仅1例，即VII区，3座者2例，2座者3例，其余8区皆仅见1座。且除II区M279与M291、VII区M038、M039与M040、XV区M238与M241相距较近外，其余两两之间多间隔明显，最甚者如VIII区M295与M327，相距亦可达20米以上。瓮的分布特征同样以分散为主，仅于某些墓区内部偶见小规模集聚（图五）。

图五横岭山墓地硬陶瓮、玉玦的分布情况

横岭山共发现玉玦84件，涉及墓葬21座，均衡分布于I~IV、VI、VIII、X、XII~XIV等10个墓区，占除XVII~XIX区外墓区总数的62.5%。在各墓区内部，随葬玦者在1~4座不等，4座者1例，即II区，3座者2例，2座者4例，其余3区皆仅见1座。且除II区M094与M095、XIV区M225与M245相距较近外，其余两两之间皆有明显距离，最甚者如VIII区M260与M319，相距同样在20米以上。由此可再度证明，横岭山墓地罕见葬俗集聚（图五）。

事实上，即便是发现数量较少、葬俗指向可能鲜明的随葬品也未见集聚。可以青铜矛、硬陶钵、罍、尊为例进行说明。在这四者中，仅随葬青铜矛者较多，计7座，其余三者皆仅见于3座墓葬，且分布零星，未见2墓共存同一墓区者。即便是随葬矛墓，除VIII区有2座外，其余5墓亦散见于5个不同墓区，VIII区M005与M013之间仍相距10米左右，以均衡、分散为主要分布特征（图六）。

图六横岭山墓地青铜矛、硬陶钵、罍、尊的分布情况

各墓区内部随葬品的发现情况亦然如此，呈现出一种“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态势。以墓葬数量较多的II、VI~VIII区为例。除常见的豆、罐及葬俗区分意义不显的纺轮外，这4个墓区中有其他随葬品的墓葬共计44座，涉及随葬品21类，随葬品组合28种。其中21种组合仅见于1墓，其余7种组合中以共见于3墓者最为常见，仅随葬瓮墓较多，但亦仅7座。而且这7种组合散见于不同墓区，墓区内部组合相同者即便偶有存在，最多也不超过2墓，随葬品组合显然以异性、混杂，而非共性、集聚为主要特征（表二）。

表二横岭山墓11、VI~VIII区主要随葬品组合及其分布情况

分别统计各墓区其他随葬品墓葬总数、随葬品种数与随葬品组合种类可知，各墓区随葬品组合皆甚多样，“其他随葬品组合种类/墓葬总数”俱在70%以上，并以90%以上为主。至于VI区竟未见1例组合完全相同者（表三）。各墓区内部的葬俗因此呈现出异常强烈的多样性与分散性色彩。

表三横岭山墓地II、VI~VIII区随葬品组合多样性的统计情况

若对随葬品本身而非随葬品组合进行考察，则可进一步明确这种“大分散、小集聚”的葬俗分布态势。前述21类随葬品中，以硬陶瓿、簋、壶、盆、瓮、原始瓷钵、泥质陶盒、夹砂陶釜、青铜斧、刮刀、矛、鼎耳、铃状物、玉玦等14种器物的分布较为典型。梳理其在II、VI~VIII区的发现情况可知，这些器物在各墓区皆均衡、分散分布。相邻墓葬除II区M279与M291（瓮）、M094与M095（玦）、VII区M039与M040（瓮）、M118与M038（盆）随葬品相同外，余者随葬品皆迥然有别。如II区M041与M042相距不足1米而分别随葬青铜刮刀与夹砂陶釜，M052、M053、M054邻近却分别随葬青铜斧、玉玦与夹砂陶釜；如VI区M074与M075相距仅1米而分别随葬硬陶瓮与玉玦，M078、M084、M311邻近却分别随葬青铜斧、原始瓷钵与泥质陶盒；又如VII区M040、M103、M117相距不足2米而分别随葬硬陶瓮、夹砂陶釜与青铜铃状物，VIII区M295、M298邻近却分别随葬硬陶瓮与夹砂陶釜等。

相应地，同一随葬品在各墓区内部的分布距离也多较远，罕见集聚。如II区2座随葬簋墓M259与M274相距10米，2座随葬斧墓M052与M264相去20米以上；如VI区4座随葬斧墓分处墓区一端，两两最近者如M287与M315相隔10米左右，最远者相距可达20米；又如VIII区2座随葬釜墓与3座随葬矛墓，两两相去亦在10米以上。显然很难认为存在以血缘为内核的大规模葬俗集聚，各墓区内部的葬俗分布与社会关系更可能指向地缘特征（图七）。

图七横岭山墓地 II、VI~VIII 区主要随葬品的分布情况

由此可知，第二、第三阶段，横岭山墓地不同墓区之间葬俗分布大体均衡，整个墓地乃至整个社会普遍流行相对相似而内涵多样的葬俗，内部并未蕴含较大规模的血缘家族，墓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以地缘而非血缘为主。至于各墓区内部的葬俗同样多样、分散，即便有共性集聚也仅限于2~3座墓葬，数量甚少，比例甚低。如果认为这种葬俗集聚以血缘为纽带，那么这种血缘关系的规模显然甚小，与苏州独墅等由3~4个核心家庭组成的良渚村落[15]的结构高度相似，墓区内部的整合、联结更可能以地缘关系为主。

“大分散、小集聚”的葬俗分布态势实为“大地缘、小血缘”的社会关系之写照。除XVII~XIX外，其余墓区的墓葬多在10座以上，规模最大者达30余座，表明这一时期以墓区为代表的基层地缘关系已有一定规模。而东西墓群、横岭山墓地、粤中地区乃至岭南社会，正是这种地缘关系不断扩大的产物。其间虽有地缘规模之别，但尚未发现明确的政治统属关系，而更像是地缘联结的自然产物。这也与“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16] “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 [17]的记载吻合。

四、墓葬等级结构与地缘社会

在葬俗之外，横岭山墓地所示地缘社会的存在，还体现在以墓葬等级结构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方面，并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前者之成因。

目前横岭山墓葬等级划分方案至少有3种，或因多主观预设而不尽客观，或因偏重某些内容而不甚全面。因此本文尝试用K均值聚类[18]对墓室面积、随葬品总数、原始瓷数量、硬陶数量、青铜器数量、玉器数量及各类随葬品种数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归纳出新的等级划分方案。

图八横岭山第二阶段各等级分析要素组合的最佳分组情况

第III等级，墓室面积多在1~5m2，随葬品总数3~5件，硬陶1~2件、1~2类，原始瓷不超过1件，青铜器0~2件，玉器不超过1件；

第II等级，墓室面积多在2~7m2，随葬品总数6~10件，硬陶3~6件、1~5类，原始瓷不超过3件，青铜器0~5件，玉器1~4件；

第I等级，墓室面积多在2~7m2，随葬品总数11~20件，硬陶1~3件、1~3类，原始瓷不超过4件，青铜器多6~11件，玉器5~10件。

如此可对横岭山214座有随葬品墓进行统一等级划分，从低到高记为第四至第一等级，并将其余88座无随葬品墓记为第五等级。不同等级间以随葬品总数与青铜器数量的差异最为明显，由此可归纳得出横岭山不同阶段、不同等级墓葬的主要划分标准（表四）。

表四横岭山各阶段墓葬等级划分标准

墓葬等级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阶层，但是仍然可以将墓葬等级结构作为社会结构之代表。分别统计横岭山第二、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仅17座墓，数量甚少，故暂不涉及）与墓地整体的不同等级墓葬数量比例[19]，可以绘制相应的社会结构如下（图九）。

图九横岭山第二、第三阶段、墓地整体与天马—曲村、浙江越地的社会结构对比

社会学与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不同社会力量的作用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也会有较大差异。经济力量作用下的社会接近橄榄型结构，各等级间的比例相对均衡，相应社会关系以地缘为主；政治力量作用下的社会则偏向于金字塔型结构，各等级间的数量比例可能差距较大甚至悬殊，并多呈现为某种血缘社会[20]。不难发现，无论就何者而言，横岭山所表现出的社会结构都以高度均衡为主要特征，虽然部分地表现出某种随等级提升比例降低的趋势，但幅度有限，具体趋势也不严格，与天马—曲村近似倒T型的悬殊社会结构[21]相去甚远，而与春秋晚期之前“经济观”影响下的浙江越地地缘社会结构[22]颇为相似。

横岭山最低等级的比例仅次于或等于第IV等级，显然以较低等级与中间等级共同构成社会生活的主体，相应的社会分化既难以对应严格的政治分层，也难以对应发达的经济生活，而更可能以其相当均衡的结构特征与相对简单的贫富分化[23]相对照。较为简单的随葬品内涵亦可为之辅证（表四）。由此可知，相较于以天马—曲村为代表的中原政治型血缘社会，横岭山墓地及其所代表的岭南，应该与浙江越地相同，是一种以经济力量为主要作用力的地缘社会[24]。

如果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对应情况可能还存在某些讨论空间的话，那么各墓区内部的等级情况，仍足以证明横岭山墓地确实呈现出明显的地缘特征。

以等级分布而论，各墓区几乎均广见各等级墓葬。除第一等级墓葬稍少，仅见于II区等8个墓区外，第五至第二等级墓葬几乎均见于各个墓区，且墓区规模越大、墓葬数量越多，则墓葬等级越完整，而未见高等级墓葬集聚。可知，这些共时墓区间的社会关系应相对平等，社会性质应大体接近。横岭山墓地的形成，只是同质墓区的复制与共存，而非社会性质的升级。

以等级结构而论，各墓区与墓地整体所见别无二致。可以墓数较多的II~III、VI~VIII、XIV区为例，分别统计不同等级墓葬数量比例可知，其数量比例虽有所差异，等级结构虽有所出入，但总体而言皆以均衡为主要特征，未见以某一等级或某些等级占据绝对优势。墓区内部与墓地整体的社会结构特征高度近同，部分墓区如II、III区甚至更加趋近典型橄榄型结构，显然墓地整体仅是墓区社会的空间扩大与连结（图一〇）。

图一〇横岭山II、III、VI~VIII、XIV区的墓葬等级结构

一方面，各个等级墓葬在墓区的均衡、混杂而非集中、排他分布，表明墓区之间与墓区内部的连结，以相对疏离的而非紧密的、自然形成的而非制度规范的、地缘的而非血缘的社会关系为主，呈现为明显的地缘社会。另一方面，各墓区与墓地整体的等级分布完全一致，等级结构高度近同，等级序列多无异别，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简单的地缘规模大小之别，暂未表露出存在明确政治统属关系的线索。墓区之间、墓区与墓地之间的关系皆较疏离，更多地呈现为地缘型与某种经济型社会的特征。这种经济型特征应孕育自岭南资源充裕、人地和谐的地理条件，有别于“资源相对匮乏……社群集体之间利益冲突……从较贫困的社会基层大众中单向发展出一个贵族上层”的中原[25]，并构成岭南地区呈现为地缘社会而非血缘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 语

博罗横岭山是目前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其以葬俗空间分布、墓葬等级结构呈现出的地缘社会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岭南商周社会之缩影。年代稍晚的广宁龙嘴岗[26]、平乐银山岭[27]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共同构成岭南区别于中原高度发达的血缘宗法社会、呈现为“大地缘、小血缘”社会之明证。至春秋晚期时湖南、江浙越人南下，这种地缘社会仍未见明显更迭[28]。

这一社会特质事实上普遍存在于东南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29]，并与中原腹心构成“边疆—内陆”之别。这种差别提示着，对边疆本身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不同内涵，也有助于在不同地区比对中，深入探讨作为这一文明核心与重要组成的中原与边疆的文化、社会传统形成过程、原因与特质。更重要的是，边疆的存在为理解中国国家与中华文明形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视野与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或许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明了何以边疆，何以中原，何以中国。

附记：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丧葬习俗研究”（项目编号24XNF055）的阶段性成果。

[1]郭立新：《墓葬情境分析与身份标识：以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杨建军：《广东博罗横岭山墓地分析》，《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游晓蕾：《广东横岭山墓地墓葬布局初探》，《百越研究》第四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9~309页；程玲：《从横岭山墓地管窥夔纹陶时代的岭南社会》，《福建文博》2016年第1期；韦智烽：《论横岭山墓地等级和社会状况的问题》，《文物世界》2018年第2期；杨建军：《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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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桐：《血缘与地缘：殷墟西区墓地制度再研究》，《西部考古》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6~67页。

[4]晁天义：《重新认识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徐义华：《略论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陈絜：《血缘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缘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5]韩建业：《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探讨》，《东南文化》1992年第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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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岩：《广东早期青铜时代遗存述略》，《考古》2001年第3期。

[9]魏峻：《粤东闽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40~165页；干小莉：《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分期初探——兼谈浮滨类型的年代》，《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10]吴桐：《山海之间：两周时期“江南—岭南”的文化交流线路及其变迁》，《东南文化》2022年第3期。

[11]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编：《虎林山遗址——福建漳州商周遗址发掘报告之一》，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

[12]陈兆善：《试论浮滨文化》，《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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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难得：《湘江中上游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15]王宁远：《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1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9页。

[1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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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横岭山墓地88座无随葬品墓（第五等级）期别不明，相应的数量统计暂按第一、第二、第三阶段有随葬品墓葬之比即17:85:112进行等分，第一阶段7座，第二阶段35座，第三阶段46座。

[20][英]彼得·伯克著，李康译：《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8~103、128~141页。

[21]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15页。

[22]吴桐：《浙江地区两周时期玉器的兴衰及相关问题》，《考古》2022年第1期。

[23]同[7]。

[24]同[22]。

[25]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2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肇庆古墓》，科学出版社，2008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地2010年的发掘》，《文物》2012年第2期。

[2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8]吴桐：《岭南地区两周时期铜鼎研究二题》，《东南文化》2023年第5期。

[29]吴桐：《试论中国东部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79~113页。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5年 第3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