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库页岛与中国的关系可追溯至唐代。据《新唐书》记载，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立黑水都督府，库页岛（时称“窟说”）作为靺鞨部落属地被纳入管辖范围。元朝更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直接管理，1284年元军登陆库页岛，设立征东元帅府，并纳入辽阳行省行政体系。明朝永乐年间，奴儿干都司的
在中国地图的东北角，黑龙江入海口东南方向，一座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始终标注着“库页岛”三个汉字。
尽管该岛自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便脱离中国实际控制，如今由俄罗斯管辖并称其为“萨哈林岛”，但中国地图的坚持标注绝非偶然。
这一选择背后，是深厚的历史渊源、法理主权的坚守，以及对近代屈辱史的深刻记忆。
库页岛与中国的关系可追溯至唐代。据《新唐书》记载，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立黑水都督府，库页岛（时称“窟说”）作为靺鞨部落属地被纳入管辖范围。元朝更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直接管理，1284年元军登陆库页岛，设立征东元帅府，并纳入辽阳行省行政体系。明朝永乐年间，奴儿干都司的设立进一步强化对库页岛的控制，岛上部落首领需定期向中央朝贡。
至清朝，库页岛的管理更为系统化。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首次精确标注库页岛全貌，并明确其为清朝领土。清政府通过吉林将军下属的“三姓副都统”对岛上居民实施户籍管理，要求每年缴纳貂皮作为赋税，同时回赠丝绸等物资，形成“贡貂赏乌林”制度。1732年，清朝完成对全岛2300余户的原住民编户造册，并设立七个行政乡。这些举措在法理和行政实践上确立了主权。
库页岛的丢失与19世纪中叶的国势衰微直接相关。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朝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外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沙俄。这两份条约的签订背景充满武力胁迫：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际，以“调停”为名行勒索之实，甚至以“焚毁吉林将军驻地”相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对库页岛的主权主张曾得到国际认可。1689年《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外兴安岭以南属中国领土，而沙俄在签约时甚至不知库页岛存在。然而，由于清朝后期疏于边防，未在岛上驻军，加之沙俄与日本的渗透，最终导致主权旁落。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据库页岛南部，形成南北分治局面；1945年苏联依据《雅尔塔协定》单方面接管全岛，完全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
老梁趣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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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图坚持标注“库页岛”，蕴含三重深意：
法理主权的宣示根据国际法，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领土缺乏合法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2条规定“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缔结的条约无效”。中国从未承认《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的合法性，地图标注是对历史主权的法理重申。历史记忆的传承
从唐代黑水都督府到清代《皇舆全览图》，库页岛承载着中国经略东北边疆的历史印记。标注“库页岛”而非“萨哈林岛”，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守护。正如《春秋公羊传》所言：“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种标注是历史教育的无声教材。
地缘战略的隐喻
库页岛扼守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通道，石油储量达140亿吨，天然气超96万亿立方英尺，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地图标注暗含对未来地缘格局变化的未雨绸缪。
库页岛的命运是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缩影。清政府在1840年后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如限制东北开发的“柳条边”政策、对海防的忽视——直接导致边疆失控。相比之下，康熙时代通过科学测绘确立主权的做法，展现了强盛时期的治理智慧。
今天，中国地图上的“库页岛”标注，不仅是对历史的追认，更是对现实的警示：唯有国力强盛，才能捍卫领土完整。正如二战后期《雅尔塔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库页岛问题讨论之外所揭示的，国际政治的本质仍是实力博弈。
地图上的每个地名都是历史的活化石。库页岛的标注，凝聚着一个民族对失落的故土的不舍与不甘，也寄托着对复兴的期许。从元朝军队登陆库页岛的烽烟，到康熙测绘队的科学精神，再到今日地图上的坚持，这种跨越时空的坚守，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缩影。或许正如梁启超所言：“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库页岛之名，终将在历史的公理中找回它的归宿。
来源：阅读百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