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部广播早就不响了，可那天早上院子里的扩音器忽然吱吱啦啦地活了过来，先是几声刺耳的电流声，接着广播员老马的嗓子从里面钻出来：“张家庄的王老五，你媳妇儿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在村口下的车……”

村部广播早就不响了，可那天早上院子里的扩音器忽然吱吱啦啦地活了过来，先是几声刺耳的电流声，接着广播员老马的嗓子从里面钻出来：“张家庄的王老五，你媳妇儿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在村口下的车……”

我舅舅的耳朵向来灵，第一个听到了消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面前：“老三，你姐回来了。”

说起我姐，这几年在村里变成了个忌讳。姐姐当年嫁到县城，一嫁嫁出个”离”字，全家人无论走到村里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左邻右舍飘过来的那种眼神，半是可怜，半是幸灾乐祸。

我扔下手里刚煮开的鸡蛋，筷子一歪，鸡蛋骨碌碌滚到桌角，洒了一桌的水渍。

村口一眼就能看到姐姐，她戴着顶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半张脸。身后站着两个小豆丁，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手里攥着半融化的冰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面，脸上都是汗渍和冰棍的糖水痕迹。

“姐……”我喊她，她抬起头，强打出一个微笑，那种笑就像是夏天刚下过雨，勉强露出来的一丝阳光。

“三子，你又黑了。”她抬手摸我的脸，手背上青筋凸起，能看到她腕上戴着个手表，表带是塑料的，磨得发白，表面有道明显的裂纹。和她出嫁那天戴的金表比，这块表寒酸得让人心疼。

我咽了咽唾沫，帮她拎起那个开线的旅行包。包不重，但沉甸甸地坠在我心里。

“大伯呢？”

我刚想回答，一个嘹亮的声音就从村头传来。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

大伯站在他门前的石槽边，手上还带着洗菜的水珠，一见到姐姐，眼眶就红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身后的拖鞋啪嗒啪嗒地响，像是在拍手欢迎。

村里的狗子嗅到了动静，跟在后面汪汪直叫。大伯不管不顾，一把抱住姐姐，又朝两个孩子伸出手：“来，叫大爷爷。”

两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姐姐身后，姐姐轻轻推了推他们：“叫爷爷。”

大伯笑得见牙不见眼，半蹲着蹭过去，袖口还沾着早上捣鼓的猪草，一股浓浓的土腥味。那两个娃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像在研究眼前这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头子是谁。

“走，回家，回家吃饭去！”大伯说着，从我手里接过旅行包，大步向前走去。

家里的老房子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自从我爹走了，大伯就把他家的院子和我们家打通，成了一家人。姐姐出嫁后，我就搬到了西屋，旧房子就空着，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杂物倒是不多，一摞农具，几个坏了的收音机，还有爹生前爱抽的烟袋搁在墙角的小凳子上，烟袋锅里的烟灰早就被蜘蛛网盖住了。

大伯让姐姐和孩子住进了他的正屋，自己搬到了偏房。我还没来得及反对，他就已经把自己的被褥搬得干干净净，还铺好了床。大伯嫂子早走了，屋里常年飘着一股老人家的味道，药片、烟丝和樟脑丸混在一起，闻着有点呛人。

“姐，你看看这都是些啥啊？”我打开姐姐的旅行包，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两个孩子的课本和几个破旧的玩具。

姐姐没说话，只是低头摆弄那只旧手表，表带扣松了，她试图用指甲掰紧。

“你那个王八蛋没给你钱？”我压低声音问。

姐姐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轻轻摇了摇头：“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

孩子们正在院子里追一只花喵，那是邻居家的猫，机灵得很，总是溜进我们家来偷吃剩饭。这会儿听到有小朋友的笑声，反倒不跑了，大模大样地蹲在水缸边，任由两个孩子摸它的皮毛。

“啪”的一声，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原来是姐姐的手表掉了，表蒙碎得更厉害了。

“没事，”姐姐蹲下身捡起来，“反正也不值钱。”

当年姐夫给姐姐买的金表，说是十二克黄金做的，闪得人眼睛疼。姐姐那时候在县城服装厂上班，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都会往家里寄钱。

“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姐姐没回答，倒是院子里传来大伯的声音：“三子，出来一下！”

大伯站在院子的枣树下，手里攥着一把钥匙，神神秘秘地递给我：“这是咱家后院的钥匙，待会儿你找个由头带你姐去看看。我这就去找村长，把咱家那块宅基地卖了。”

“啥？卖宅基地？”

“嘘，”大伯赶紧捂住我的嘴，“你小点声。”

我们家的宅基地在村子北头，一块不到三分地的空地，是我爹留下的。按村里的规矩，爹走了以后，这地方应该留给我，因为姐姐已经出嫁了。但大伯一直把地契攥在手里，说是替我看着。

“卖了能值几个钱？再说那地不是该留给三子吗？”姐姐从屋里出来，手腕上的表不见了。

“那是爹的心意，”大伯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当年你出嫁，爹拿着地契偷偷跟我说，这地方是给你留的，万一……万一你日子过不下去，还有个退路。”

院子里静得出奇，连那只花喵都不叫了，只有两个孩子还在欢快地追逐打闹。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大伯打断了姐姐的话，“这事我说了算。再说了，我已经跟村长打过招呼了，地皮明天就过户。”

后来我才知道，大伯早就联系好了买家，是县城里一个开饭店的老板，看中了咱们家靠近公路的位置，想盖个农家乐。价钱也谈妥了，二十八万，在我们这种小村子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村长来得很快，带着一摞文件，坐在我家八仙桌旁，掏出一支钢笔。大伯和村长交谈的时候，我坐在门槛上抽烟，烟灰随手弹在地上，风一吹，就飘散开来。

“你姐夫那个狗东西，听说在县城又找了个小的，把你姐和孩子赶出来，连分手费都没给。”舅舅不知道什么时候蹲在我身边，小声地说。

我猛吸一口烟，呛得直咳嗽：“他敢！”

“你别冲动，”舅舅按住我的肩膀，“咱们村里人不像城里人那么精，但咱讲理。你大伯这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帮你姐。”

我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大伯正把一摞钱递给村长：“这是定金，你帮我们把手续办好。”

村长接过钱，小心翼翼地数了数：“差不多，我明天就把手续给你办好。不过老张啊，你这地方本来是留给三子的，你这么……”

“我自己心里有数，”大伯打断他，“我家就这么个侄女，我这把老骨头不给她遮风挡雨，还能指望谁？”

我听到姐姐在屋里偷偷抹眼泪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又不敢出声。

那天晚上，大伯做了一桌子菜，蒸鱼、炖鸡、炒青菜，还特意从集市上买了两瓶二锅头。舅舅也来了，带着舅妈，还有几个叔伯也都来了。姐姐两个孩子坐在我旁边，大的那个叫豆豆，小的叫点点，一个像姐姐，一个像他爹。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像他爹的那个，心里一阵阵发堵。

“来，喝酒！”大伯给每个人都倒上酒，就连姐姐也不例外。

姐姐不会喝酒，但那天晚上她一口气干了三杯。酒过三巡，村长也来了，带来了一份盖了公章的文件。

“老张，事情办妥了，”村长把文件递给大伯，“明天过户就行。”

大伯接过文件，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谢谢村长。”

“对了，”村长忽然想起什么，“县里马上要修路，从咱们村到县城的那条小路要拓宽，听说补偿标准提高了，你那块地正好在路边，可能还能多拿点钱。”

大伯愣了一下，随即笑道：“那更好，多出来的钱都给我们家铃儿。”

铃儿是姐姐的小名，这么多年了，大伯还是这么叫她。

夜深了，大家都散了。我把姐姐两个孩子哄睡着，才走出屋子。院子里，大伯和姐姐坐在石槽边上说话，月光照在他们身上，像是撒了一层薄霜。

“姐，宅基地那事，你……”

姐姐打断了我的话：“三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块地本来是该留给你的，可大伯已经决定了，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她身边坐下，“我是想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姐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天天在外面鬼混，家里的钱不够花，我就去打零工，可是挣得少，还耽误接送孩子。他嫌我没用，又找了个年轻的，就……”

大伯忽然站起来：“行了，别说了。日子还长着呢，好好过就是了。”

他从怀里掏出那份文件，又从裤兜里摸出一沓钱：“这是买地的钱，我已经收了定金，剩下的明天一早就到账。你拿着，找个工作，把孩子抚养大。”

姐姐没有接：“大伯，这钱……”

“拿着！”大伯的语气忽然变得强硬起来，“你爹在世的时候，就跟我说过，这地方是留给你的。他说，女儿也是自家的根，不能因为嫁人了就不管不顾。”

月光下，我看到大伯的眼眶红了：“你爹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老大，你要照顾好铃儿，她要是过不好，你就把地卖了给她盖房子’。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姐姐终于忍不住，扑在大伯怀里哭了起来。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默默地看着夜空中的星星。

第二天一早，门口停了辆车，是买地的老板来了。大伯带他去看了地，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成了，钱已经到账了，你拿着。”

姐姐这次没有拒绝，接过银行卡，小声说了句：“谢谢大伯。”

“别谢我，要谢就谢你爹吧。”大伯转身就走，好像怕别人看到他的眼泪。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姐姐在村里的小学找了份工作，教低年级的语文。两个孩子也转学到了村里，每天放学后就在学校等姐姐一起回家。大伯常常去学校接他们，带着一兜子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有时候是枣子，有时候是杏。

村里人偶尔还会打听姐姐的事，但渐渐也就消停了。倒是姐夫家里派人来过一次，说是要把孩子接走。姐姐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来人。大伯听到消息，拄着拐杖从地里赶回来，二话不说就把人赶走了。

“孩子是我们家的，谁也别想带走！”他站在院子中央，声音洪亮得像是在广播一样。

半年后，村里修路的工程开始了。村长带着测量队来到我家那块地，告诉大伯可以拿到七万块的补偿款。

“比原来多了不少，”村长笑着说，“这钱你们得好好规划规划。”

大伯摆摆手：“不用规划，都给铃儿。”

“您留一点吧，”姐姐劝道，“您这一辈子没享过福。”

大伯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姐姐的头。

那年冬天，姐姐用那笔钱在村边盖了座小房子，不大不小，刚好够一家人住。大伯执意要住在老屋，说是习惯了，搬不动了。但每个周末，他都会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到姐姐家，带着自己种的菜，或者刚杀的鸡。

有一次，我去县城办事，无意中遇到了姐夫。他骑着电动车，后座坐着个年轻女人，怀里还抱着个小孩。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迅速骑车离开了。

我没有告诉姐姐这件事。晚上回家，看到姐姐正在辅导孩子写作业，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丝。大伯坐在一旁削苹果，刀子和苹果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

“三子，吃苹果吗？”大伯递给我一块，苹果很甜，是村东头他自己种的。

“大伯，我听说县里要拆迁了，咱们那块地可能还能涨价。”我随口一说。

大伯摇摇头：“不管了，都给铃儿了。她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姐姐从作业本上抬起头，冲着大伯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明显。

第二年春天，村里又传来消息，说是那块地真的要拆迁了，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平米一千多。按这个标准算下来，姐姐能拿到四五十万。

村长特意来家里通知这个消息，兴冲冲的，好像这钱是他的一样：“老张，你这眼光可真准啊，这块地越来越值钱了。”

大伯呵呵一笑：“都是铃儿的福气。”

姐姐泡了杯茶递给大伯：“不是我的福气，是大伯的福气。”

大伯喝了口茶，看着窗外刚发芽的枣树，轻声说道：“咱爸留下的地方，终究是没有浪费。”

我突然想起那天夜里，姐姐和大伯坐在石槽边的画面。月光下，大伯的背影格外高大，他把一辈子的积蓄和爹留下的宅基地，毫不犹豫地交到了姐姐手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家人，什么是血浓于水。

姐姐的手表修好了，大伯花五十块在集市上找了个修表的。表的玻璃换了新的，表带还是旧的，但已经不会掉了。姐姐说，这表虽然不值钱，但它记录了她走过的路，承载了她的苦与乐，她舍不得扔。

现在，这只表静静地躺在她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就像我们的生活，有苦有甜，但总在一点一点地向前。

那块从爹手里传下来，又被大伯卖掉的宅基地，如今变成了姐姐和孩子们的依靠。爹的心愿，大伯替他完成了。而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大伯那句”咱爸留的就是给你的”背后的深意。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