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郊县尤其是地处西南门户的闵行地区，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成为日军重点进攻与摧毁的区域。日军的空袭、地面进攻、屠杀等行为造成区境内人员伤亡惨重、社会系统近乎瘫痪。八年敌占期间，闵行地区在日伪政权的严密统治和多重压迫下，社会陷入深度困厄与恐怖。面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郊县尤其是地处西南门户的闵行地区，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成为日军重点进攻与摧毁的区域。日军的空袭、地面进攻、屠杀等行为造成区境内人员伤亡惨重、社会系统近乎瘫痪。八年敌占期间，闵行地区在日伪政权的严密统治和多重压迫下，社会陷入深度困厄与恐怖。面对日军暴行，当地军民展现出了顽强的抗争精神，不仅有正面战场的对抗防御，也有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秘密活动及群众的自救互助。闵行地区的抗战举措对于理解地方社会在国家危机时刻的责任与担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城市，上海的抗战历程不仅与全国抗战密切相关，也展现了浓厚的民族凝聚力和独特的区域意义。

以往学界关于上海抗战的研究大多从上海全域视角出发，关注两次淞沪抗战的战争起因、政府决策与国际反应等问题，敌后战场特别是郊县区域的研究仍显薄弱，系统性的区域性抗战史梳理较为匮乏。本文以今闵行区区域为中心系统梳理抗战时期该地区的主要遭遇及地方军民的抗战举措，揭示上海郊县在抗日战场中的独特角色与历史价值。

遭日军飞机12次大规模轰炸

南积谷仓成了“杀人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拉开帷幕。是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军车直闯虹桥飞机场大门进行挑衅。机场守兵喝令停车无效，遂开枪击车击毙二人。8月13日，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八·一三”淞沪战役，大举进攻上海。

1937年8月9日，驾驶汽车强闯虹桥机场的驻沪日本官兵被中国军人击毙，此事成为淞沪会战的导火索。图为调查虹桥机场事件的日军

闵行地区因地处交通要冲，紧邻黄浦江和虹桥机场，又处于进入市中心城区的西南门户，是上海的水运、空运和进出市中心的咽喉，沦为日军进攻上海城区的前沿阵地和主要目标。

整个淞沪会战期间闵行地区屡遭日军空袭和地面进攻。日军采用大规模无差别轰炸，重点针对人口稠密区、交通枢纽、工厂、学校等关键设施，造成极其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据1993版《上海县志》统计，1937年8月至11月，该地区的北桥、纪王、虹桥、七宝、颛桥、莘庄、诸翟、闵行、闸港等地共遭受日军飞机12次大规模轰炸，炸死炸伤平民900余人，炸毁民房六七百间。尤其是闵行镇，日军曾八次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导致该地区的码头、工厂、学校、商铺、民宅等多处受损，面目全非。

1937年9月11日《申报》刊载《敌机轰炸龙华寺 死伤平民五六十人 北桥小学亦被炸毁》

1937年10月6日《申报》刊载《昨日敌机如狂肆虐 轰炸七宝镇死伤农民廿余人》

教育与社会福利机构亦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据1947年国民政府《抗战时期财产损失报告》记载，仅闵行中心小学一处就有教室、楼房近50间被毁，教学器材、图书等大量损毁。广慈教养院因遭到炸弹袭击，二十余人在院内演出时丧生，设施损毁殆尽，20间房、西式大礼堂、8间西式议事厅被毁，所存图书8500册、文具3000件、仪器127件、琴橱400余件、桌椅800多件被毁。

基础交通设施同样遭受重大破坏。日机飞临闵行码头，将客运船“闵申轮”炸沉黄浦江底。随后，日军又派出拖轮强行把当时上海最大的汽车渡轮“济航号”拖离黄浦江水域，切断沪杭陆上交通和水上航运。这种针对教育、社会福利设施与交通的打击不仅直接造成惨重伤亡，也深刻破坏了地方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公共生活。

更为严重的是日军还对闵行地区实施了极端残酷的“三光政策”。据《上海县志》不完全统计，该区域平民380余人（不包括无法统计的外地人）被杀害，房屋5500余间遭烧毁，妇女被奸淫、百姓财产遭劫掠的情况不计其数。北桥镇县政府大楼后面的南积谷仓成了“杀人塘”，华漕陈思桥附近的三丫叉内也浮尸满塘，池水染成酱赤色，成为当时暴行的见证地。

1938年2月1日《申报》刊载《闵行妇女五百余名均被敌淫污！难民收容所内惨剧 敌军暴行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中国守军为阻止日军渡江南侵，不得不烧毁沿江一带民房修筑工事，形成一片焦土带。这种“坚壁清野”战术虽能短期延缓日军进攻步伐，也给本地百姓带来极大牺牲和痛苦。吴淞江南岸华漕、纪王地区的北港、赵家角、周家角、曹家塘等处民房，无数村宅陷入火海，原有周边的树木竹园等被彻底清除，沿江南岸一片开阔顿成焦土滩地，当地百姓遭受灭顶之灾。这是战争暴力的结果，也是战时特殊防御手段对地方社会的严重冲击。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民国上海县政府，大肆屠杀抗日军民

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到1945年期间，日军入侵和破坏给闵行地区带来的严重灾难罄竹难书。人民流离失所，工厂商店倒闭，工人失业、农田荒芜，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几乎废止，民不聊生，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闵行地区在短短数月内由繁荣的郊区转变为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与不安。

闵行地区在抗战时期遭受的破坏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破坏范围广泛，几乎涵盖所有集镇、交通枢纽和重要基础设施；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遭受严重挫折，教育、社会服务体系几乎崩溃；人员伤亡惨重，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巨大。这种破坏不仅导致社会秩序严重崩溃，也深深植入了集体记忆，成为地方历史上极为惨重的一页。此后随着战事的推进，闵行地区沦为日军长期占领区，与短暂而剧烈的军事暴力相比，这一时期日军再次推行了更加系统的统治措施，试图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地方社会的全面控制。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社会陷入深度困厄与恐怖

进入敌占时期后，日军在闵行地区逐步建立起以伪政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通过行政、经济、文化等手段构筑起严密的占领统治，对地方社会各方面施加持续影响。

日军在闵行地区扶持伪政权，以“自治”为名，在当地建立起较为严密的行政、治安控制体系。1938年2月日伪成立“上海县治安维持会”并于6月改称“上海县自治会”。总部设在北桥镇，下辖闵行、马桥、颛桥、北桥、曹行、塘湾、荷溪等7个分会，经日军同意后由亲日分子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行政。此后又几经改组强化行政控制，该会先后改建为“上海特别市北桥区区公署”“上海市北桥特别区区公署”“申江县政府”，实施严格的治安管控。

为有效压制抗日力量，日伪政权实行高压警备。据1944年《日本上海特别市联络部月报第七十号》，闵行地区保安队人员477人，驻地13处，并存在水巡队实施水上警戒。日伪还利用保安队、警察队和日本军开展“清乡”行动。1942年，闵行地区内的莘庄、七宝、华漕、诸翟、纪王、北桥、三林、陈行等地区均被划在“清乡”区内。

上海县早期共产党员通过莘庄西河浜地下交通站，组织有志青年抗击日伪政府

扫荡开始前，日伪修建了高约2米连绵不断的竹篱封锁线，该封锁线南自女儿泾口黄浦江起，北至纪王吴淞江，东至东三林，长达160余公里。日伪同时在水陆交通各要道设大小检问所，如闵行地区的漕宝路七号桥被日军设下“检问所”，把上海市这条重要的运输补给线拦腰截断，盘查过往行人、车辆与船只。

日伪对当地物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掠夺与统制，强征徭役、苛捐杂税。据《申报》记载，1939年2月日伪在虹桥路架铁丝网设出入口，农民需凭通行证通过入口进入上海市区，出售货物。不仅每证每月须缴纳费用，每担货物出入也需加收费用。同年日伪贬价强购市郊运沪菜蔬，转手高价售于市区以此牟利，郊区菜农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伪北桥区公署开始征收田赋。日伪亦通过控制交通、监控工商业等方式限制物资流通，致使闵行当地市场萧条物价飞涨。1942年3月饥民500余人聚集闵行卸米码头，抢夺大米；同年5月百余镇民于当地裕成米行破仓抢米，均遭日伪军警镇压。许多乡民迫于生计试图翻越封锁线贩运物资，遭日军杀戮。

日伪还对闵行地区进行直接掠夺。日伪通过特务机关、保甲组织及土地调查委员会清查土地，抢占了闵行等郊县地区的大批土地。1944年3月日军为扩建龙华飞机场，强拆20余个村的民房，强圈土地2000余亩，4000余人流离失所。

日军强行霸占了不少厂屋机器。在日军侵占闵行后，“中孚”所有员工躲避一空，工厂成为日军驻地。为维持生活，厂长王守恒另觅民房挂上“中兴实业公司”的牌子重新开业。日方多次表示合作意向，试图诱骗厂长与其合作。诱骗未果后，日军将工厂作为驻军司令部，将厂内机器、设备和原料抢劫一空。

日伪强拉壮丁，甚至设置了专门的拉伕队强行征拉夫役。据《申报》记载，被禁于西湖路永安纱厂中的中国人超过500人，大多是在平湖、嘉定与闵行地区被拉。伪市工务局还从闵行、徐汇等地征用民工1400余人。

日军高度重视思想与舆论控制。对敢于抵制日军政策、抗日反日的对象实施恐吓、清洗和暗杀等手段，营造恐怖氛围，迫使群众顺从。《社会晚报》经理、陈行人蔡钓徒，在其刊物上长期发表抗日言论，被日方发现后惨遭汉奸组织黄道会杀害，身首异处，头上贴有警告语：“余等以断然手段对付死者，望其他中文报纸主笔，知所警惕。”

闵行镇人乔念椿因倡导反日同样遭日伪打击。乔念椿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和慈善家，在闵行地区做出诸多善举并创办多个企业，带动闵行当地发展，威望极高，百姓甚至将当地一条街道命名为“念椿街”。因愤慨“济南惨案”，他创立“反日救国会”并主持建造了“救国纪念塔”。在日军占领闵行地区后，因其名字刻在“救国纪念塔”上，不断对其进行迫害，甚至派人点火焚毁了乔家别墅，捏造罪名抓捕乔氏成员，并将乔念椿名下厂房与码头一并捣毁。此类高压政策在社会上制造出普遍的恐惧与压抑气氛。

八年敌占期间，闵行地区在日伪政权的严密统治和多重压迫下，社会陷入深度困厄与恐怖。然而种种压迫也在基层社会激发了持续的抗争意志，为后续地方抗战的多样化发展积蓄了力量。

正面抵抗+游击武装+民众自救

多元协作、同仇敌忾，鼓舞后人

在遭受战争破坏与极端灾难的同时，闵行地区的军民展现出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抗战时期的闵行抗争既有中国军队的正面战场对抗，也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游击和群众性抗日运动，体现出敌后社会的顽强韧性。

正面战场的血战抵御。在日军进攻闵行地区的过程中，中国守军和地方部队曾展开多次正面防御，闵行地区内发生了数十次大小战事。1937年10月，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受命开赴华漕前线，守卫苏州河南岸500米防线。击落一架日军侦察机，并与日军一支地面军队激战两天两夜，将其击退。

同年11月在闵行守军后路被截断的情况下，面对南路日军的迅猛攻势，原本正在撤退的67军108师一部得知马桥镇和闵行镇接连沦陷，奉命从松江泗泾转身赶来，力图阻止日军进一步攻占北桥镇。11月11日夜该部队在北桥瓶山道院附近与日军短兵相接，战斗持续至次日上午，500余名抗日勇士壮烈牺牲。附近民众亦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伤员，并穿过日军驻扎地为阵亡将士义葬。

正面战场的英勇防御为闵行抗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也展现了中国军民的坚强意志和集体抗敌决心。

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五百余名官兵，闵行区在今北松公路151号修建北桥抗日阵亡将士墓地和北桥抗战英烈纪念碑

游击武装的隐蔽抗争。正面抵抗之外，中共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成为闵行抗战的重要力量。他们分布于虹桥、龙华、漕泾、七宝、莘庄、颛桥、杜行、陈行、中心河等地区，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中共青浦工委和地方党组织积极组织与团结抗日自卫队并逐步壮大为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朱敏中、肖望等人深入乡镇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地下党组织采取分散游击、隐蔽活动、群众联络等策略，坚持长期抗战，极大地增强了地方抗战的韧性。

1939年2月14日，游击队陈英之部第一特务大队暗袭闵行镇的日陆军警部。董芹生派女队员12名，挟匣子枪乔装农妇，偷过警戒线埋伏在日军部队四周，里外夹击击伤毙日军20余人，夺获步枪十九支、战马七匹。1944年，为连接浦东和青浦抗日根据地，昆青支队进入泗宝区（包括泗泾、七宝、莘庄、颛桥等地区）开展武装活动。

1945年，时任中共路北区委委员的赵铎心（孙平心）接受任务，在杜行北部地区（今浦江镇一带）建立起一条黄浦江上的秘密交通线，4月上旬前将淞沪地委机关和淞沪支队主力部队安全地从浦东转移到浦西，并在县境内沪杭铁路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正是在中国地下党及其游击队的坚韧斗争下，闵行及周边地区的抗战火种得以延续。

民众自救的广泛动员。闵行地区的抗战并非仅靠专业武装，广大地方民众的自救行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期间，地方群众集资购买枪支弹药，收集武器，自发组织自卫队、修筑工事、协助军队防御、掩护伤员和转移物资。1938年初，杨国才、杨福根、范永锡、徐寿昌等人在七宝杨更巷附近几十个村庄都成立了自卫队并设置常备中队。在战争压力下不少村镇民众互相照应，主动配合抗战力量，自卫武装的形成和发展使当地形成了村村设防、乡乡联防、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当地抗日游击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年9月，当地常备队进行了整顿充实和加强，扩编为三个大队，七个中队，共有600余人，拥有轻机枪五十挺，步枪五百多支，短枪数十支，是以当地人民为基础逐渐壮大的结果。后来在抗击日寇保卫人民利益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广大民众在应对日伪经济掠夺方面也积极展开斗争。抗战中后期日伪当局强行征收军米，对民众造成严重负担，引发大规模抵制和抗缴行动。1943年冬闵行境内的西河浜地区爆发了千余名农民参加的抗缴军米斗争。乡民们揪住伪乡长黄添如带路，前往伪泗泾区公所请愿，抗议征收军米，最终伪区长表示考虑不收缴军米。

位于华漕镇北街17号的华漕抗战史迹陈列馆2024年12月13日正式开馆

这次抗争的胜利在周边地区产生连锁反应，几乎天天都有成群的队伍前往伪区公所请愿。诸陈家宅菜农为反对征收军米，在伪上海市政府门口聚集请愿，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最终批文免除第四区军米。这些“抗缴军米”行动，有力体现了地方社会在敌占压迫下的抗争意识和协作能力，是民众自救和抗日力量持续发展的重要表现。

闵行地区抗战的历史经验充分显示，地方社会在民族危机时刻能跨越阶级、职业与身份界限，凝聚成共同体。这种多元并举的抗战方式是中国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闵行地方历史的重要财富。闵行的抗战是全国抗战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伟大斗争的缩影。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地方社会在国家危机时刻的责任与担当。在新时代背景下，铭记这段历史对于增强区域认同、传承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团结，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PS：本文节选自吴玉林新作《闵行前传一一上海县700年》（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经作者授权选摘部分闵行抗战内容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今闵行区所辖区域，在抗战时期分别隶属上海特别市的蒲淞市、漕泾区和江苏省的上海县、松江县、南汇县、青浦县、嘉定县等行政单位。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闵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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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