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大清洗”的罪与恶

摘要：格鲁吉亚的哥里由于常年处在俄国和奥斯曼的夹缝中，再加上内部多年征战，民风特别彪悍，出生在格鲁吉亚哥里的斯大林，多年游走在暴力世界，对于如何使用暴力实在太熟悉了。

青年斯大林

导读

格鲁吉亚的哥里由于常年处在俄国和奥斯曼的夹缝中，再加上内部多年征战，民风特别彪悍，出生在格鲁吉亚哥里的斯大林，多年游走在暴力世界，对于如何使用暴力实在太熟悉了。

这，也就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根源，那场可怕的风暴，给苏联社会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其令人发指之处令人深思，更应成为人类历史的警示。

“清洗与镇压”

可怖程度超乎想象

斯大林时期的清洗与镇压规模之大，堪称空前绝后。

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30年至1953年期间，苏联制造了多达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以极刑。

而这仅仅是部分统计，未涵盖执法机构和领导者个人处理的案件，以及针对富农、少数民族等群体的清洗行动。

雅科夫列夫研究表明，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死亡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巨，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就超过4100万。

如此庞大的数字，意味着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社会结构遭受重创。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在这场风暴中被无情吞噬，或被处决，或被囚禁，或在流放中丧生。

权力与体制复杂交织的背后

斯大林发动清洗和镇压的目的复杂而深远。

当时苏联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期，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转向高度集中的体制。为了强力推行这一转变，他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如针对“工业党”“农业党”“柳京集团”等的清洗，以及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资深领导人的打压。这不仅是为了消除政治异见，更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政策得以畅通无阻地实施。

同时，斯大林试图将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和矛盾转嫁给所谓的“人民的敌人”，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例如，通过建立古拉格劳改营体系，将大量人员投入其中，利用他们的无偿劳动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劳改营中的犯人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许多人因饥饿、劳累和恶劣的环境而丧生，他们成为了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目标的牺牲品。

多元主体的共同“施暴”

内务部：血腥权力执行者

内务部在大清洗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继承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传统，在斯大林的直接掌控下，成为了镇压的主要工具。

从1921年至1953年，内务部以反革命罪逮捕了高达5951364人，并负责执行了消灭富农、迫迁少数民族等大规模行动。这些行动往往伴随着暴力和死亡，无数人在被逮捕后或被处决，或在流放途中丧生，或在新居住地因恶劣条件而死亡。

裁决生死的独裁者

苏联的各级领袖，尤其是斯大林，成为了法律的化身。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上报的名单上随意签字，决定着无数人的生死。例如，1937年11月2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一次性核准了1352人的判决；12月7日，核准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被枪决；1938年1月3日，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2770人的判决，2547人被枪决。

地方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在乌克兰、贝利亚在格鲁吉亚也拥有类似的权力，他们的决策使得更多人陷入了悲惨境地。

法院形同虚设

法院在大清洗中沦为了形式主义的工具。

对于重要“犯人”，通过设立特别法庭、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但这些审判大多是走过场。在审讯过程中，普遍采用体罚和精神折磨手段，迫使“犯人”认罪。许多人在不公正的审判下被定罪，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保障原则被完全无视，司法的公正和尊严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军队暴力镇压

军队也参与到了清洗行动中。

例如，在“卡廷事件”中，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军队执行了对两万多波兰军官的处决。军队本应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力量，却在大清洗中成为了实施暴行的帮凶，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大清洗的残酷性和破坏性。

践踏人性与法治

封建连坐制：无辜者的陪葬

叶若夫签署的命令开启了封建连坐制的黑暗篇章，被清洗领导人的家属，包括妻子儿女，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柳京、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托姆斯基、沃兹涅先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等众多人物的家庭无一幸免。他们的亲人或被枪决，或被判刑，或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或流离失所。

1938年，大量婴儿被从判刑母亲手中夺走，劳改营中也有众多儿童和孕妇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些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大清洗的牺牲品，他们的遭遇令人痛心疾首，充分展现了连坐制的残忍和非人道。

未成年人同罪

1935年的规定更是违背常理，将12岁以上未成年人视为成年人一样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包括极刑。这一规定无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无数青少年的青春被扼杀，他们在本应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年纪，却被卷入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中，这对苏联的未来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定额捕人杀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所谓的计划指标，向各地分配被枪决和判刑的人数限额。地方机关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甚至开展清洗竞赛。例如，高尔基州原定清洗4500人，实际清洗9600人后仍嫌不足，要求追加5000人名额，其中枪决3000人；鄂木斯克州在短时间内处决人数远超规定，叶若夫还进一步要求追加大量处决名额。这种按定额捕人杀人的做法，将生命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完全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和道德准则。

司法沦丧：“有罪推定”和“以言定罪”

1936年苏联宪法虽宣称保障公民权利，但在实践中却成为一纸空文。内务部“三人小组”仅凭证人证言就可判定一个人的命运，许多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定罪。叶基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在远东审阅材料时，随意标注“处决”，导致大量无辜者被冤杀。这种有罪推定和以言定罪的做法，使得司法公正荡然无存，社会陷入了恐惧和混乱之中。

全方位破坏与长期的伤痛

人才断层、扼杀创造、恐惧蔓延

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了老一代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代之以缺乏经验但绝对忠诚的年轻干部。

这些新干部在执行命令时往往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导致苏联社会的发展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大清洗和秘密警察制度使得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惧之中，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人们为了自保，不得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法国作家纪德在1936年访问苏联时就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压抑的氛围，人们不敢表达不同意见，精神被高度禁锢。

权力集中叠加个人崇拜

大清洗使得斯大林的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成为了苏联无可争议的独裁者。党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无法对斯大林形成有效制约。斯大林巧妙地利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塑造为国家的绝对权威，对他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例如，在大清洗过程中，他让叶若夫等人承担罪责，自己则置身事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严重破坏了苏联的政治生态，为苏联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军队受损、国防削弱

大清洗对苏联军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大量优秀的指挥员被清洗，军队指挥体系陷入混乱，战斗力严重下降。在卫国战争前夕，苏军几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师团长，许多人缺乏专业军事训练。这直接导致了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的惨败，如在苏芬战争中，苏军虽动用百万大军，却付出了近2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才艰难战胜弱小的芬兰。此外，清洗还波及情报部门，使得苏联在战争情报方面出现严重失误，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进攻意图判断错误，苏军仓促应战，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初期的困境，使苏联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信仰动摇、理想崩塌、国家衰落

当人们最终认清大清洗的真相，发现这一切竟是斯大林在背后操纵，且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时，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许多人开始对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动摇，曾经激励无数人的理想信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崩塌。这种信仰的动摇逐渐蔓延，削弱了苏联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埋下了思想根源。苏联在后期的发展中，面临着诸多问题，最终走向解体，大清洗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