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起毛主席的文章时，胡适说：他是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

摘要：谁能想到，鼎鼎大名的“毛主席”，当年不过是北大图书馆里管书的小青年；而他的偶像胡适，却已经是风头正劲的名教授。一个在阅览室里埋头抄录新稿、一个在讲台上振振有词论文学改良。这种奇妙的时空交集，放今天想，像是大神和后来巨星在命运拐角处擦了个肩。可谁也没想到，他俩日

毛泽东和胡适：一场白话的革命

谁能想到，鼎鼎大名的“毛主席”，当年不过是北大图书馆里管书的小青年；而他的偶像胡适，却已经是风头正劲的名教授。一个在阅览室里埋头抄录新稿、一个在讲台上振振有词论文学改良。这种奇妙的时空交集，放今天想，像是大神和后来巨星在命运拐角处擦了个肩。可谁也没想到，他俩日后的路，会那么远——一同种下白话文的种子，最后却分在两条道上。

其实毛泽东出生那年，胡适已经能绕着自家院子溜达会儿了，不过两岁差距。可在那个年代，两岁说长不长，却恰能差出一个世界。到了1918年，胡适刚刚从洋面孔的美国回来，带着一脑子新“主义”进了北大，犹如一阵新风。再看那会儿的毛泽东，还是湖南师范校里一个顶认真的学生。老实讲，这种身份差距搁着谁也够呛。

不过北京有点意思——在北大，命运就爱玩“偶遇”。毛在图书馆刷卡上班，偶尔就能旁听胡适讲课。那会儿的新青年，个个都把胡陈之流当救世主，毛也不例外。对“狐朋狗友”没那么热衷，对杂志却很来劲。他嘴边常挂着：“《新青年》我最服。”倒也不全是捧，真的是打心里觉得胡适有点东西。你想，整个北大那阵子“破旧立新”的气息太浓，谁都想琢磨点能救国的路子。他望着胡适，尤其佩服他敢一刀把文言文砍了、喊起“白话文运动”。那种既实用又带点理想主义的劲头，也成了毛心里的一杆标尺。

有趣的是，胡适虽然出身学者之家，可对这个穿着布衣、成天跑图书馆的年轻人，倒格外多了几分耐心和鼓励。两人倒没办什么“私塾班”，但许多课后茶歇、走廊闲聊里，毛吸收了不少胡适的观点法子。而胡适呢？他一面觉得毛好学不死板，一面又能嗅到，这年轻人心里别有一股子力气，是要闹出点事故来的。

历史的齿轮总喜欢转着捉弄人。抗战结束后，二人理念终于“各走各路”。政治上的分歧，让他们日渐疏远，视线里再难有交集。但在白话文改革这场与国民素养死磕的斗争里，无论后来身份怎样，两人都曾在同一侧拉过手，谁也不能抹去。

想想清末民初，咱们中国这场“国语运动”也真是救火队一样的存在。当时光是言语，就是个让人脑壳发疼的难题。隔一省换一种腔调，祖传民谣都能唱出八百种发音。说话能不通，写字更是“望文生怯”。那会儿绝大多数乡下人别说写文言文，连报都念不出口。一群饱学之士关起门来办科举、修历史、写奏折，和普罗大众之间，活生生隔着一密不透风的玻璃。

气人的是，书写的权力成了士大夫的专利。老百姓顶多跟着寺庙里的和尚学两句经文，想碰点“高端词汇”，只能去听场大戏。知识成了彼此拦路的沟壑，能跳过去的人，几乎都成了“社会上层”。怪不得清朝末年，列强船坚炮利打到家门口，咱们这一盘散沙，没话能说在一块儿。这事儿，别的都能搁一搁，唯独“让大家都听得明白”的语言统一，拖不得。

五四时期，大伙一拍大腿，得，咱也别讲那鸟文气字了，怎说就怎写。陈独秀喊破嗓子，胡适出书立说，鲁迅干脆写了《狂人日记》——多少年不敢写的疯话一下就有了出口。白话文运动，像新春社火一样轰轰烈烈，把“平民声音”敞开给社会。再难，这场拼命也值。

毛泽东其实早在湖南师范求学时，就动过“换教材、革语文”的脑筋。那会儿有个老师叫黎锦熙，是专门捣鼓语言学的，也是后来国语推行的狠角色，给毛不少启蒙。毛会一个人绞尽脑汁翻书屋，收集各地用语比对，盘算着咋才能让大家学起来不费劲。

等到了北大，遇见胡适，更是如虎添翼。胡适也鼓励他要“多动脑筋研究问题”，毛将“国语”与“教科书改革”列为自个最该啃的两块硬骨头。国运艰难，大家都在找救命稻草，一批少年喊着要去法国考察新社会。邓小平、周恩来等后来都去了，毛也一度踌躇、收拾行李准备起飞。

但偏偏就在这一刻，毛突然收了心。谁都纳闷，这好机会，怎么说走就不走了？其实据说胡适那一番话起了关键作用：“留学不一定灵光，有的道理自个国内想透更实在。”毛本就有种难以割舍的乡土情，这下更坚定了：别人去趟外头，我就扎根中国，把咱们自家问题摆平。你说到底是性格使然，还是一时冲动？也许谁都说不准，但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轨迹。

常听人调侃毛泽东有股“会说话的魔力”，其实讲白了，他的本事不仅在于词锋，更在于“敢下本钱琢磨怎么白话说得好”。1919年长沙，《湘江评论》创刊号上那串“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最大！”乍看糙得不行，谁想这倒成了口口相传的“良心语录”。清楚明白，不玩虚头八脑——老百姓一听就来劲。

可不要小瞧这文风。要知道在那时，这直接“口吐民谣”的表达方式，不仅让特权阶层红脸，也实实在在叩开了人民的心门。胡适一看，连忙出文称赞。那会儿大有“学生青出于蓝”的味道，胡先生虽政见不同，这一刻倒也是发自内心地佩服。随即，全国好多报纸争相转发，毛也算一夜成名。

毛泽东对“文气”极无耐心。哪怕在后来号称“理论至上”的延安，也特别强调“不整明白的话，不许往下传”。他经常亲自挑刺文件：用词拖沓莫名其妙、或是装腔作势都入不得他的法眼。干脆直接训人：“你们是不是下定主意不让人看懂？”有时候听得底下属下直冒汗。

他一生最看重的，就是“把大道理讲得扎心”，不嫌俗，不追腔调。毛自己也颇爱创新，还总能把熟词新用。像“半边天”“只争朝夕”这种话，搁以前不过是成语，可经他一掰扭，全中国都知道。这股子语言想象力，不光是喊口号用，“实事求是”“星星之火”“百花齐放”……本来许多都不新鲜，可一进到“新语境”，一下子就长了全新气象。

毛有个经验之谈，说话一定得“接地气”。要敢混人堆里听小人物怎么吵架、看市井怎么抬槓。也不排斥洋词，外来词严严实实用起来，只要好用，他都融进去。可古人的好东西更不能丢，好的诗词，典故该拿来还得拿来。最忌的，就是学到嘴里不消化，摆谱成“僵尸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