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25年寒冬，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一颗须发花白的头颅被装入木笼。这颗头颅的主人汪景祺至死都睁着双眼，仿佛还在凝视着西安城里那个春日的午后——那是他人生转折的起点。这个在雍正朝掀起文字狱大案的浙江文人，用自己荒诞的一生，在清代文祸史上刻下了最讽刺的注脚。他的头颅

1725年寒冬，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一颗须发花白的头颅被装入木笼。这颗头颅的主人汪景祺至死都睁着双眼，仿佛还在凝视着西安城里那个春日的午后——那是他人生转折的起点。这个在雍正朝掀起文字狱大案的浙江文人，用自己荒诞的一生，在清代文祸史上刻下了最讽刺的注脚。他的头颅悬挂在京城闹市十余载，既是皇权专制的血腥符号，更是对谄媚文人的永恒警示。

一、投机者的末路狂奔

康熙五十二年，四十二岁的汪景祺在杭州府学里焦躁地踱步。这一年他第五次乡试落第，书箱里积攒的八股文章已重达三十余斤，却换不来半寸功名。看着同乡少年张廷玉已高中进士，汪景祺枯槁的手指几乎掐进书箱的木板。他连夜将书稿付之一炬，在灰烬中做出决定：北上年府。

年羹尧幕府门前的积雪尚未化尽，汪景祺已跪在青石板上。他袖中揣着连夜赶制的《上抚远大将军书》，文中将年羹尧比作"宇宙第一伟人"，称其功绩"虽古之伊尹、周公不能及"。这些谀词并非全然违心，当亲眼见到年府门庭若市的盛况，汪景祺浑浊的眼中迸发出异样的光芒。

在西安的三年里，汪景祺的谄媚技艺臻至化境。他每日寅时即起，守在年羹尧书房外恭候；宴席间必作即兴赋诗，将年氏比作"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甚至暗中收集年府倾倒的茶渣，炮制出"大将军余香"的典故。这些行径连年府家仆都暗自嗤笑，汪景祺却愈发癫狂，在《西征随笔》中写下"得大将军一顾，胜读十年书"的媚语。

二、文字狱中的血色狂欢

《西征随笔》书成之日，汪景祺特意选用洒金宣纸装帧，以朱砂题写书名。这部谀词满篇的文集里，最致命的却是那篇《功臣不可为》。文中借古讽今，暗指君主猜忌功臣，这恰似一柄利剑，直指雍正帝敏感的神经。当抄家官兵从年府搜出此书时，刑部官员在"狡兔死走狗烹"字句旁连批三个"悖逆"。

雍正帝御案上的奏折堆积如山，唯独汪景祺案卷被朱笔圈点得密密麻麻。皇帝在"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句旁批注："此獠欲反乎？"浙江巡抚的密折更让案情雪上加霜：汪氏族人中竟有取名"汪弑主"者。这些牵强附会的罪证，在专制皇权的放大镜下都成了十恶不赦的铁证。

刑部大堂上，汪景祺的辩解淹没在惊堂木的巨响中。当"斩立决"的判词落下时，他忽然放声大笑，这笑声中既有癫狂，更透着彻骨的悲凉。监斩官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汪逆临刑前忽吟'我本谄媚人，奈何作忠魂'，不知其所谓。"

三、皇权戏台上的提线木偶

菜市口的木笼在风雨中渐渐朽坏，守城兵卒换了一茬又一茬，那颗头颅却始终悬在那里。往来商贾传言，每逢朔月之夜，木笼中会传出诡异的笑声。这荒诞的都市传说，实则是专制皇权刻意营造的恐怖剧场——雍正要用这个永恒的警示，震慑天下文人。

乾隆元年的某个春夜，新帝御笔划过奏折："准奏，着即掩埋。"这道轻描淡写的朱批，终结了持续十年的暴政表演。当仵作取下那颗已成白骨的颅骨时，发现下颌骨异常前突——这是长期保持谄笑姿态导致的后遗症。这个细节未被记入档案，却成为历史最辛辣的讽刺。

汪景祺墓前从无香火，唯余野草离离。其子汪溥在流放地终老时，将父亲的手稿埋入戈壁。三百年后考古队掘出的残简上，还能辨认出"大将军天威"等字迹，那些曾经谄媚的文字，最终在塞外风沙中化为齑粉。

结语：头颅悬挂的十年间，北京城的茶楼酒肆里，说书人不断演绎着这个谄媚文人的故事。当听众为荒诞情节哄笑时，总有老儒生默默离席——他们看见的不是历史闹剧，而是专制皇权与文人劣根性共同酿成的悲剧。汪景祺的颅骨虽已湮灭，但其魂灵仍在历史长河中飘荡，警示着每个时代的投机者：谄媚者的头颅，终将成为权力游戏的祭品。

来源：烬余残卷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