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维本这一辈子，像东北老屋里的一根主梁，迎着风雪也不吱一声。从辽河边走出来的人，能熬过饥饿、能下煤矿，也能在风口浪尖站住脚。有时候你会想，这一生怎么就这么多坎呢？可命运偏爱爱捉弄那些脾气硬的人，孙老就是那种，哪怕被折腾，心里的那根弦还是紧的。
孙维本：在风雨里慢慢老去的人
孙维本这一辈子，像东北老屋里的一根主梁，迎着风雪也不吱一声。从辽河边走出来的人，能熬过饥饿、能下煤矿，也能在风口浪尖站住脚。有时候你会想，这一生怎么就这么多坎呢？可命运偏爱爱捉弄那些脾气硬的人，孙老就是那种，哪怕被折腾，心里的那根弦还是紧的。
他刚二十出头时，世界乱得像一锅杂菜。1946年，东北刚脱离战火，头顶上还时不时有炮声，脚底下是松软的泥地，那会儿谁家都没什么好日子过。孙维本背着行李，去哈尔滨第二民运工作队报到，干的是“遣送日侨”队员的活，说起来轻松，其实一点都不体面。许多日本人被一批批送走，气氛夹杂着怨气和悲凉，他就站在那儿，听旁人喊叫或哭，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心里琢磨：“这事做久了，人会麻木吗？”东北天寒地冻，夜里他裹着棉衣睡在临时宿舍，半夜时常梦到家里老母亲，梦里都是锅里的玉米面。
他在松江省立二中给学生做“民青”工作——说白了，就是动员年轻人往新社会上靠拢。那时候做青年工作特别费劲，这群小孩嘴巴利索，心里憋一肚子问号。有时他向他们讲革命故事，讲到难处，就会停下来喝口水，小声嘱咐新来的队员，“别讲那些大道理，多聊家门口的事。”这些孩子有的是失学游荡的，有的是国民党军人的娃。他跟他们一起吃顿糠饭，玩一局跳棋，不说大道理，慢慢大家才不再用那种防备的眼神看他。
之后他调到东北土产公司，黑龙江分局工作，每天都是各种出库入库单据，和进进出出的货车为伴。那会儿，东北人普遍都粗枝大叶，孙维本偏偏有点较真，货物没点清不安生，也因此没少得罪人。晚上收工后，大家去附近小馆子喝点热汤，孙会和司机聊天：“你们家几口？”“今天拉的是大豆还是苞米？”说到嗓子发哑，喝两小盅就回宿舍。这样的日子，不光是谋生，更多的是靠前方“新中国”这四字往心里撑着。
1948年，沈阳解放。他进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做接收工作，那阵子可谓风雨欲来。城里有大户人家不肯交出私财，小市民整天提心吊胆。他跟着队伍，一边接收，一边打心眼里害怕：别今天进门，明天被人记一笔账。那份工作做得很累，家里盼他回去，他却几天才能写封信说安好。
解放后，形势敞亮了些。他先后在沈阳市商业公司、信托公司组教股任职，后来升到市委直属党委、商业党委秘书。别看头衔高，干的还是琐碎事儿。最难的时候，是给老职工分配住房。谁家娃多谁家病人多，矛盾像烂线球。他周末还在街头转悠，和老邻居磕闲话。偶尔也有自嘲：“干咱这行，最怕明着夸我，背后骂我。”他把每份文件都认真过目，怕自己落下了小节让人抓着把柄。
五十年代革新如火如荼，孙维本进了市委组织部，做组长和处长。那几年，他见识了太多“上头下来”的文件，生活里弥漫着“一句话能决定命运”的紧张气息。那会儿干部调动频繁，谁都怕“有人盯着你的小辫子”。孙维本有次中午回家，让母亲多煮了点饺子。母亲问，“你这官还当得安稳吗？”他只笑着说，“你看我挺精神的，不就行了。”话糙理不糙，官场里再大风浪，也得回家吃饺子。
但风浪总要来。六十年代，大环境变了。他被先后派到西丰、开原当县委书记。刚落脚那阵，感到莫名压力，县里家长里短，他要给每个大队长“讲新政策”，还得安抚老农民不怕变动。有一个冬天，他开完会回家，外头刮着罕见的冷风，窗户缝里灌进雪，他坐在桌边，忽然想我奔波半生，到底能帮谁安生？这种时候，孙维本偶尔会翻老日记，里面写着一些关于“信仰与困境”的只言片语。他也不是天生铁石心肠，只是觉得，人活着，不许自己趴下就好。
1966年以后，那场全国性的风暴席卷而来。“文革”开始了，每个干部都惶惶不安。有人撤职，有人下放，他也没能幸免。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做体力活，早起下地，晚上洗衣煮饭。有段时间，他在农田里扒土豆，指甲缝里净是泥。没人叫他“书记”，有些新同事甚至不知他的来头。夜里没灯，他趁月光写信给家里，只说身体还好，别挂念。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岗位，但也不怎么抱怨。东北的冬天不讲情面，人得靠一口气撑着。
熬过艰难时光，70年代后，他又被调回法库与西丰，任县委副书记、书记。那时人到中年，心里已经不是年轻时那种蓬勃，只剩下一份责任。白天听汇报，晚上批文件，偶尔和老同事聊聊北京政局，有时也自嘲：“咱们这些老家伙，就是螺丝钉，换哪都得用。”但越是到高位，他越发学会了谨慎——能不说的就少说，能不掺和的别掺和。
改革开放以后，风气又变，从省地委书记一路做到省委常委、副书记，职务越来越响，身上那种“官气”反倒淡了。有次省委开会，他坐在窗边，听同事激烈争论，大半天只插了几句话。他明白，越到顶上，越要学会安静。黑龙江那几年，他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里大事小事都有他操心——农村改革，工业转型，老职工下岗，有时候要面对农民破口骂，有时候要安抚急声哭的工人。他会下去一线，也会和记者开会，反正都得硬着头皮顶。晚饭后喜欢吃一根葱蘸大酱，说东北味儿顶事儿。
像这样的人，外头看着就是老干部，其实内心常常怀旧。他有次和老同事感叹，“咱们那会儿闹革命，就是为了能让孩子们不再饿肚子，后来事情越来越复杂，有时也说不清到底好不好。”这种话，他不会对外人讲，记在心里算了。
1998年后，他身上的权力渐渐卸了下来，黑龙江那片土地留下他的足迹，却没人再常念他的名字。他搬到哈尔滨安度晚年，平时读书，看报，偶尔和老同志一块喝茶，一天一天慢慢老去。直到2020年冬天，哈尔滨下雪，孙维本悄无声息地走了。那天夜里，屋外是寂静的北国寒风。
我们常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孙维本这一生，从风口浪尖一路走到暮年，墙里墙外几十年沧桑，有多少隐忍、多少无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最后，归于安静。东北土地上的雪化了又冻，后人提起他，只是一句：“那老头子，是硬汉。”可英雄也会怕冷，也会累——谁又不是呢？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