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打仗离不开经济支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绝非如某些人所言“打仗内行，搞经济外行”，相反，同样表现卓越。要不然，八路军、新四军怎么可能战胜实力远胜于己的敌人？

众所周知，打仗离不开经济支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绝非如某些人所言“打仗内行，搞经济外行”，相反，同样表现卓越。要不然，八路军、新四军怎么可能战胜实力远胜于己的敌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底八路军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开赴山西抗战时，党中央既没提供资金，也没配备武器，更没有后勤补给——正如周总理所说，“一没给钱，二没给枪，三没给给养”。新四军同样如此。就是在这样一无所有的起点上，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建立了巩固的边区根据地，还将强大的日军逼退。从这一点来看，八路军、新四军的经济工作，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

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经济工作从来都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八路军、新四军在经济战线上的卓越表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铭记。

因皖南事变这一重大挫折，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令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打断了其原有发展进程，本文主要以八路军为例，讲述其敌后艰苦卓越的经济工作。

抗战初期的华北地区，金融混乱程度超乎想象。走在任何一个小镇的街道上，你都能看到五花八门的货币同时在市面流通：国民政府的法币、日伪政权发行的伪币、各种地方军阀发行的杂钞，还有老百姓始终信赖的银元。这种混乱的货币状况，给根据地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商人不知道该接受哪种货币，农民担心手中的钞票明天就会变成废纸，整个根据地的经济活动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一部进入五台山地区，开始创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摆在创建者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这片金融混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金融秩序？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我们最初只有吕正操同志从安国商会筹集到的三万元钱，这就是我们银行的全部启动资金。在当时，这笔钱看起来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却是我们金融事业的起点。”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创建边区自己的银行。但这个决定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银行需要印刷设备，需要特种纸张，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而这些在战火纷飞的根据地都极为稀缺。最终，在雷鸣远神父的帮助下，八路军才从天津秘密购得印刷设备，并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建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

银行初创时的艰难程度，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印刷机要靠驴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经常需要夜间行进以躲避敌人的搜查；印刷用的特种纸张要从敌占区秘密采购，每次采购都是一次生死考验；最困难的是技术人员极度缺乏，整个边区都找不出几个懂金融的专业人才。

关学文，这位边区银行的首任行长，原本只是六九一团的一名军需官，对货币金融并不熟悉。但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最可贵的精神：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他带领着银行员工，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火中钻研金融知识，在封锁中探索货币规律。每当夜幕降临，石嘴村的那几间简陋平房里总是亮着油灯，关学文和同事们围坐在一起，研究边币的设计、讨论发行方案、计算流通数量。

边币

边币发行之初，老百姓普遍持观望态度。长期生活在战乱中的人们，对任何一种新货币都抱着本能的不信任。他们习惯使用法币，对突然出现的边币充满疑虑。为了建立边币的信用，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规定缴纳税费必须使用边币；公营商店买卖商品只收边币；银行设立兑换点，保证边币与银元的可兑换性。这些措施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金融智慧。

渐渐地，边币在老百姓中间建立了信用。到了一九四〇年，边币已经在晋察冀边区广泛流通，成为老百姓信赖的货币。一位老农的话很有代表性：“边币虽然纸张不如法币好，但能买到粮食和盐，这就是好钱！”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货币最本质的价值——购买力。

在山东根据地，八路军实践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货币制度——物资本位制。这一创新在世界货币史上都堪称独特。主持山东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发现了货币信用的本质：“货币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材质，而在于它能购买到什么商品。”基于这一认识，他创造性地提出将北海币与根据地的重要物资挂钩。

山东根据地盛产海盐，是北方重要的海盐产区。八路军控制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任何人要购买食盐，必须使用北海币。这样一来，北海币就与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直接挂钩，获得了坚实的价值基础。随后，八路军又将花生、花生油等油料作物纳入货币支撑体系。这些物资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具有稳定的价值。通过这种创新，北海币即使没有金银做准备金，也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一位外国记者访问根据地后惊叹：“这是我见过的最朴素的货币理论，但也是最实用的。在这里，一张纸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能兑换黄金，而是因为它能换来食盐和粮食。”这套制度的设计十分精密。八路军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五千元用来采购粮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涨，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如果物价下降，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通过这种“宏观调控”，根据地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八个大字，最终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这一方针在1940年至1941年边区最困难的时期，显得尤为关键。当时，边区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灾持续数月，田地龟裂，庄稼枯萎；紧接着蝗灾又至，黑压压的蝗虫过处，寸草不留。农业收成大幅减少，粮食短缺达到空前程度。

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封锁，停止了一切物资供应。根据地军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毛主席后来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物资短缺的压力。战士们穿着打满补丁的军装，有时连鞋都穿不上，只能光着脚训练；机关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只能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等领导人都要节衣缩食，与群众同甘共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一场生产自救，更是一次经济制度的创新实践。在陕甘宁边区，部队、机关、学校全部投入生产劳动。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前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朱德总司令带头纺线，虽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但仍然坚持每天纺出一定数量的线；周恩来总理则成为边区著名的纺线能手，他纺的线又匀又细，经常在比赛中获奖。

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带领下，开进这片荒芜之地。战士们放下枪杆，拿起锄头，开始了垦荒生产。最初的日子异常艰苦：没有住所，就挖窑洞；没有工具，就自己打造；没有种子，就想办法从各处搜集。经过艰苦努力，原本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大生产运动的成果累累。到一九四三年，陕甘宁边区开荒面积达到二百多万亩，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以上，棉花产量完全自给。部队和机关实现了大部分自给，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不是什么神奇妙计，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精神。

与此同进，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租普遍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利息降到一分以下。同时，边区政府发放农业贷款，提供农具和技术指导，组织劳动互助组，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农民从被压迫的佃户变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八路军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到之处多为穷乡僻壤，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工业，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彭德怀的一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成为八路军工业建设的真实写照。最初，八路军的兵工厂只能修理枪械，复装子弹。设备简陋到只有几台旧机床和一些手工工具。

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八路军硬是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到一九四四年，仅太行根据地就有兵工厂数十个，能够生产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各种弹药。黄崖洞兵工厂是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其发展历程堪称奇迹。该厂最初只有几十名工人，设备简陋。但在左权将军的关心支持下，很快发展成为拥有近千名工人、设备相对完善的兵工厂。

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兵工厂的工人们发挥聪明才智，对缴获的武器进行改进。如将日式迫击炮改装为平射炮，解决了八路军战士不会计算抛物线的问题；改进日军6.5毫米子弹，在弹头上开斜口，增大杀伤力。这些技术创新看似简单，但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每一个改进都凝聚着工人们的智慧和心血。

民用工业同样取得长足发展。边区建立了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肥皂厂等，生产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些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解决了根据地的急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制药工业。八路军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带队，采集山中草药，建立制药厂，生产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药品不仅满足部队需要，还供应给根据地群众。

工业发展带动了技术进步。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先后颁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等多个文件，鼓励技术创新。一大批技术能手脱颖而出，成为根据地工业的骨干力量。这些工业建设成就，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贸易战线堪称对敌经济斗争中最惊心动魄的篇章。日军通过严格的经济封锁，在根据地周边设立层层检查站和封锁沟，企图切断根据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些封锁沟宽达两丈，深一丈五尺，沿线碉堡林立，巡逻队日夜巡查。然而，智慧的八路军运用各种灵活多样的贸易策略，成功地在敌人的铁桶阵中打开了一个个缺口。

建立秘密贸易渠道成为突破封锁的关键。八路军通过在敌占区设立商号，以合法身份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商号表面上是经营山货、布匹或日用品的普通商店，实际上却是根据地物资进出口的重要枢纽。德兴货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它设在豫北井店集，表面上经营山货收购，实际上负责为根据地采购急需的军需物资。货栈经理赵有德后来回忆说："我们每天都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要完成采购任务，又要保证自身安全，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我们还得故意做一些赔本的买卖。"

价格斗争是贸易战中另一个重要战场。日军往往故意抬高某些商品的价格，企图扰乱根据地市场。比如，他们会突然大量收购粮食，造成粮价飞涨，引发市场恐慌。八路军则采取"你涨我也涨，你降我也降"的灵活策略，通过公营商店的调控作用，牢牢掌握市场价格主导权。有时，他们还会故意在敌占区抛售某些物资，扰乱敌人的市场秩序。

食盐贸易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八路军控制着山东和长芦盐场，通过对食盐的统销，既满足了群众需要，又换回了急需的物资。在山东根据地，八路军建立了严密的食盐专卖制度。群众可以用粮食、棉花等农产品换取盐票，再到指定地点兑换食盐。这种方法既保证了群众的基本需求，又为根据地筹集了大量物资。

地下运输线的建立更是充满传奇色彩。八路军组建了专门的运输队伍，开辟了多条秘密运输路线。这些运输队常常选择夜间行动，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他们发明了许多巧妙的运输方法：有时把药品藏在棺材里，假装送葬队伍；有时将钢材打成农具形状，伪装成农机具运输；有时甚至利用敌人的运输车辆，买通司机夹带物资。

运输队员们的生活充满危险与艰辛。他们通常昼伏夜出，行走在荒山野岭之间。老运输队员李大山回忆道："最难忘的是1942年冬天，我们一行20人运送一批药品到根据地。在穿越平汉铁路时遭遇日军巡逻队，我们立即分散隐蔽。我躲在结冰的河沟里，整整泡了一夜，第二天爬出来时双腿都冻僵了，但想到药品安全送达，觉得一切都值了。"

在贸易斗争中，八路军十分注意保护商人利益。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保护合法经商，禁止乱征税收。许多爱国商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采购物资。天津商人王掌柜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自己的商行，为根据地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最后被日军发现，英勇就义。临终前他说："我虽然是个商人，但也是中国人，为国家做点事是应该的。"

通过灵活的贸易政策，根据地不仅获得了急需的物资，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资金。据统计，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通过贸易斗争，获得利润达2000万元边币，这些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贸易斗争成为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八路军财务人员展现出了惊人的创新能力。传统的会计方法无法适应战时需要，他们大胆创新，建立了一套适合战时特点的财务管理体系。这项工作看似平凡，却关系到整个根据地的生死存亡。

首先是记账单位的创新。由于货币贬值严重，物价波动剧烈，传统的货币记账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状况。比如，1942年太行根据地物价上涨了30多倍，如果用货币记账，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的物资流动情况。八路军创造性地采用"实物记账法"，以小米等实物作为记账单位。这种方法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能够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真实反映物资的流动和使用情况。各部门的经费预算和决算都以小米计算，保证了财务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账簿设计也别具匠心。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会计人员设计了便于携带和隐藏的账簿。这些账簿通常很小，可以随时藏在身上或转移。遇到紧急情况，还能迅速销毁。129师会计科长王克回忆说："我们每个会计都有一套微型账簿，用最薄的纸制作，装在特制的铁盒里，可以随时埋在地下。反'扫荡'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账本。"

财务内部控制也十分严格。八路军建立了"三联单"制度：每笔开支都要有经手人、证明人和批准人联签。这种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贪污浪费，保证了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还实行了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所有现金收入必须及时上缴，任何单位不得坐支现金。

审计工作同样不敢松懈。各级审计部门定期对账目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943年，晋察冀边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财务清查运动，查处了一批贪污浪费案件，整顿了财经纪律。严格的审计制度，使八路军的财务管理始终保持廉洁高效。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还创造了"流动金库"的做法。在反"扫荡"斗争中，财务人员经常要带着资金和账本转移。他们想出了各种隐蔽资金的方法：有时埋在地下，有时藏在山洞里，有时甚至伪装成普通货物。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曾经带着200两黄金，化妆成商人，穿越三道封锁线，最终安全送达目的地。

货币斗争是经济抗战的核心内容。日军通过发行伪币，企图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金融稳定。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大量发行伪联银券，企图取代边币流通。八路军则采取一系列措施，保卫边区货币体系。货币斗争的首要任务是驱逐伪币。日军发行的伪币没有实际价值支撑，完全依靠武力强制流通。八路军通过经济手段，逐步缩小伪币的流通范围。

具体做法是：一方面严格控制伪币流入，另一方面鼓励群众将手中的伪币用于敌占区购买物资。同时，边区政府适时调整汇率，使持有伪币者无利可图。在晋冀鲁豫边区，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拒用伪币"运动，动员群众自觉抵制伪币。

汇率战是货币斗争的重要方面。日军经常操纵汇率，企图套取根据地物资。八路军则建立经济情报网络，及时掌握敌占区物价动态，制定合理的汇率政策。在山东根据地，薛暮桥创造了"物价指数汇率法"：以主要商品的价格指数为基础，确定边币与伪币的汇率。这种方法科学合理，有效地防止了汇率操纵。

货币发行量的控制同样关键。八路军严格遵守经济规律，根据市场需要发行货币，避免通货膨胀。毛主席曾专门指示："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为了维护币值稳定，边区政府建立了物资储备制度。银行发行货币时，相应收购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这些物资既可以作为军需，也可以用于平抑物价。

通过这些措施，根据地货币保持了相对稳定。与国统区法币急剧贬值形成鲜明对比，边币的购买力基本稳定，赢得了群众的信任。1943年，太行根据地物价上涨幅度只有国统区的三分之一，边币的信誉日益提高。

货币斗争的成功，不仅保卫了根据地的经济安全，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共产党人管理经济的能力。这种能力为后来管理全国经济积累了宝贵经验。许多在抗战时期培养的财经干部，后来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经济工作也不例外。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开展经济斗争，根本原因在于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成为根据地经济工作最鲜明的特色。

在农业生产方面，八路军组织劳动互助组和变工队，创造性地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组织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常由五到十户农民组成，通过换工互助的形式，提高生产效率。在春耕秋收时节，互助组集体劳动，今天帮这家，明天帮那家，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增进了邻里团结。晋察冀边区的一位老农回忆说："以前我们单门独户种地，遇到忙时只能干着急。有了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干活又快又好，收成也比以前多了三成。"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她们组成纺织小组，日夜不停地纺线织布，解决了根据地的穿衣问题。在太行山区的许多村庄，每到夜晚，家家户户都传出纺车的嗡嗡声。一位老太太自豪地说："我们多纺一斤线，八路军就多一身衣，打鬼子就多一分力。"据统计，1943年陕甘宁边区妇女纺纱达80万斤，织布7万多匹，基本解决了军民的穿衣问题。

合作社经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纷纷涌现：生产合作社组织农民集体生产；消费合作社负责日用品的采购和销售；运输合作社组织运输队进行物资运输；信用合作社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这些合作社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

在平山县，合作社发展到五百多个，社员三万多人。合作社通过集体采购和销售，减少了中间剥削，增加了社员收入。群众高兴地说："合作社就是好，买东西便宜，卖东西价钱高。"合作社还成为传播先进生产技术的平台，通过组织技术培训、推广优良品种，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保卫经济成果同样依靠群众。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他们平时生产，战时参战，有效地保卫了群众的劳动成果。在边区与敌占区交界处，群众设立瞭望哨，日夜监视敌人动向。一旦发现日伪军来犯，立即发出信号，群众及时转移物资。这种全民皆兵的体制，使得日军的抢粮计划屡屡落空。

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战"就是群众智慧的杰出体现。群众在地下修建了纵横交错的地道网，不仅用于作战，还用于储藏粮食和其他物资。每当日军来扫荡，群众就把粮食藏在地道里，让敌人扑空。一名日军军官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这里的百姓都变成了战士，我们什么都抢不到，反而经常遭到袭击。"

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保证了经济抗战的胜利，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正如毛主席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八路军的经济抗战实践，不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更富含深刻当代价值。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对当前经济建设仍具启示作用。

独立自主的原则至今仍闪耀智慧光芒。八路军打破经济封锁的关键，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这一原则更显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在科技领域，我们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将自主创新置于突出位置。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导航到量子通信，无一不是自力更生精神的当代体现。

货币主权的维护亦是重要启示。八路军通过货币斗争保卫了金融安全。如今，维护货币主权仍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国际金融体系深刻变革背景下，我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把握金融自主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稳健货币政策和独立金融体系。

实事求是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八路军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解决经济问题。这种务实作风对当今改革开放仍具重要借鉴意义。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地制定帮扶措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这些都是新时代对实事求是精神的继承发扬。

群众路线的力量不可忽视。八路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依靠群众克服困难。这一工作方法仍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抗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这些实践充分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

创新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八路军不断创新经济工作方法，创造诸多奇迹。这种创新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当前，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从移动支付到共享经济，从电子商务到人工智能，一系列创新成果正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廉洁奉公的作风需要继承。八路军财务人员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树立了良好形象。这种作风在今日更值得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正是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年代光荣传统，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体而言，八路军的经济抗战实践是一部生动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正确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力，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最终胜利。这段历史永远激励我们：在经济建设道路上，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发扬创新求实精神，坚定不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场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场军事战役。在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下，八路军通过自力更生和创新思维，不仅在军事上站稳脚跟，也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他们发行的边币最终战胜法币和伪币，他们的贸易网络突破敌人封锁，他们发展的农业和工业保障了根据地生存。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靠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正确贯彻。

这段历史昭示我们，经济独立与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基础。正是凭借完善的经济体系，八路军才能最终战胜强敌，赢得抗战胜利。这段光辉历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继续指引我们前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经济抗战的宝贵经验，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来源：上官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