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中国收复失地，却被一青年送走，两个男人的百年纠葛

摘要：1919年11月17号，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清晨还飘着雪花，徐树铮骑着高头大马，身上披了件灰呢军大衣，他身后跟着八千名背着汉阳造的西北军，马蹄踩在结了冰的黄土路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就像在给这座睡着的草原城市敲响丧钟，喇嘛庙里早课的钟声还没敲完，徐树

1919年11月17号，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清晨还飘着雪花，徐树铮骑着高头大马，身上披了件灰呢军大衣，他身后跟着八千名背着汉阳造的西北军，马蹄踩在结了冰的黄土路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就像在给这座睡着的草原城市敲响丧钟，喇嘛庙里早课的钟声还没敲完，徐树铮的副官已经一脚踹开了“自治政府”那扇朱漆大门

就在那一刻，外蒙古作为中国“蒙古省”最后那点体面，被撕得粉碎，可谁也没想到，真正把外蒙古从中国推开的，并不是这位意气风发的将军，而是一个当时正在莫斯科郊外小木屋里烤火的蒙古青年，哈丹巴特尔·马克思尔扎布，也就是后来的乔巴山。

徐树铮的部队确实很能打，他只用了五天时间，就把库伦城里那支号称“一万”实际上连子弹都凑不齐的蒙古兵给收拾了，又打了一通日语电话，劝降了城里驻扎的一百二十名日本兵，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被软禁在黄宫里，每天只能对着金佛流眼泪，那些王公贵族连夜把自己的貂皮袍子往箱子里塞，生怕被当成“分裂分子”给抄了家

1919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向全国通电，“外蒙古全境重归版图”，北京的各大报馆连夜加印号外，上海先施公司门口甚至挂出了“蒙古回归”的霓虹灯，就连天津法租界的舞女都在香槟杯里插上了小小的国旗，可徐树铮没注意到，库伦城外的雪地里，有个穿着旧皮袄的年轻人，正用一双冻裂的手在桦树皮上写信，“亲爱的苏赫巴托尔，中国人回来了，但我们的羊群还在挨饿”。

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三个月才送到苏俄境内，收信人苏赫巴托尔是蒙古革命党的领袖，而送信的乔巴山，后来成了比他更响亮的名字，到了1920年夏天，北洋军因为直皖战争被调回内地，库伦城头上的五色旗还没来得及褪色，苏俄红军的马刀就划破了草原的寂静，乔巴山带着从苏联领来的三千支莫辛纳甘步枪

腰里还别着列宁亲笔签名的委任状，在恰克图附近的山沟里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是要自治，是要让成吉思汗的子孙真正站起来”，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小学课本里，配图是乔巴山站在马镫上演讲，背后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当然，课本里是不会提那年冬天，他队伍里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穿着从中国商号赊来的棉袄。

真正把外蒙古钉在“独立”这两个字上的，是1945年2月雅尔塔那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罗斯福一边咳嗽着一边在协定上签字，斯大林用一支红铅笔在外蒙古的地图周围画了一个粗重的圈，说“这里必须成为苏联的缓冲带”，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里躲避日军轰炸时看到了密约的副本，据说他沉默了很久，只对宋子文说了一句，“弱国无外交啊”

同年10月20日，外蒙古在苏联坦克的包围圈里搞了一场公投，每个投票站外面都架着机枪，牧民们排着队把写好的票投进木箱，有个老阿妈把票投进去以后还跪下来吻了吻那个箱子，她以为那是成吉思汗用过的圣物，开票结果是97.8%赞成独立，比斯大林要求的“七成”还多出了两成半，乔巴山在庆功宴上喝得满脸通红，却再也没人记得那个曾经在库伦雪地里写信的年轻人了。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时候，南京下关火车站的报童正喊着号外跑过湿漉漉的雨巷，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买了份报纸，蹲在梧桐树下边看边哭，他二十年前曾经跟着徐树铮进过库伦，亲眼见过哲布尊丹巴的金佛，而这个时候的乌兰巴托，乔巴山正站在政府大楼的阳台上接受人群的欢呼，身后挂着崭新的金星红旗，楼下的学生们用俄语高喊着“乌拉”，却再也没有人唱那首“高高兴安岭，一片大森林”的蒙古古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