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文化四坝｜沙坪坝：以笔为枪的抗战脊梁

摘要：烽烟远去，盛世新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派出采访团队，重访昔年硝烟中的“文化四坝”——沙坪坝、夏坝、白沙坝、华西坝，追寻战火中不曾湮灭的文脉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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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烽烟远去，盛世新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派出采访团队，重访昔年硝烟中的“文化四坝”——沙坪坝、夏坝、白沙坝、华西坝，追寻战火中不曾湮灭的文脉星火。

那是一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也是一段以弦歌不辍对抗硝烟战火、以笔枪纸弹抵御连天炮火的文明捍卫史。昔日的“文化四坝”如精神长城，以学术的尊严、文化的倔强、民族的赤忱，铮铮然守护学术火种，铸成屹立不朽的文化脊梁。即日起，我们推出“重走文化四坝”系列报道，致敬存亡绝续之际的坚守与风骨，聆听穿越时空的琅琅读书声，感悟一个民族于血火淬炼中绽放的璀璨光华。

明媚的阳光洒满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沙滨路，这是沙坪坝滨临嘉陵江的一条道路，嘉陵江的粼粼波光和江畔的茵茵绿草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面。这片生机葳蕤的土地上，深埋着一段惊心动魄、烛照千秋的厚重历史——那是山河撕裂之后西迁学子坚定守护的学术火种，那是风雷奔涌之时知识分子以笔为枪的高亢呐喊，那是民族危亡之际万千民众用血肉筑起的坚固城墙，那是80多年前在歌乐山下、嘉陵江畔的一段熔铸着信仰与风骨的传奇。

抗战时期的重庆沙坪坝，作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之一，毅然肩负起延续中华文脉的千钧重担。回望80年前，沙坪坝不仅是充满诗意的山水之城，更是硝烟里不倒的旗帜，用弦歌不辍的倔强，凝聚起文化抗战的强劲力量。今天的我们再次凝视这片土地，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不弯的脊梁，更是一道穿越时空、愈发璀璨的精神之光。

烽火西迁文脉存续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025年7月15日晚，重庆大学剧场内，重庆南开中学创始人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在话剧《大江东去我西来》里得以再现。这部话剧所讲述的故事，正是8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7月15日，《大江东去我西来》话剧在重庆大学首次预演。重庆市南开中学校供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撕裂长夜，全民族抗战爆发。紧接着，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成为战时首都。

而后，日寇的炮火笼罩大半个中国，山河沦丧、文化灭绝的利剑高悬在每个国人的头顶。为保护好中国的教育火种，使中华文脉不绝于战火之中，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西迁行动拉开大幕。

1937年9月30日，一封加急电报从南京发往重庆——“暂借地皮一段，备供建筑临时校舍之用。”加急电报的末尾，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如是写道。

寥寥数语，是危难之际对文脉存续的生死托付。重庆大学迅速回电：“无任欢迎。”这份“欢迎”，是沙坪坝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展现出的强大接纳力。

凭借嘉陵江的水运便利和国民政府为巩固大后方而兴建的成渝公路，彼时的沙坪坝以其地处西部，前临嘉陵江、背靠歌乐山，位置隐蔽且兼具良好的城建与教育基础的独特优势，成为战时承担文教功能的自然延伸区。

1937年9月，背负着图书仪器与民族复兴希望的国立中央大学师生，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西迁之路。历时一月有余，这支风尘仆仆的队伍终于抵达重庆。重庆大学慷慨划出松林坡近300亩土地，师生合力在荒坡野岭间与时间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赛跑——仅用42天，40余栋简易校舍就拔地而起。

饱经烽火的中国顶尖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无比珍惜这战火中寻得的书桌，他们铭记国仇家恨，潜心研学。至此，重庆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两校师生血脉相连——一方教室，两校共用；一架仪器，彼此传借；一位名师，同堂授业。

重庆大学内的“七七抗战大礼堂”。图/徐焱

自此，一所所院校溯江而上。彼时的沙坪坝，已建有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加上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学校，就这样成为了当时中国教育的一块高地。抗战时期，沙磁文化区共汇聚了20余所高校和全国约八分之一的大学生。

歌乐山下，书声琅琅；嘉陵江畔，弦歌不绝，形成了与战火硝烟对峙的“文化长城”。头顶轰炸，寝食难安，却浇不灭学术的星火。周恩来、华莱士、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等中外贤达，纷纷在国立中央大学的“七七抗战大礼堂”发出时代强音。

抗战时期在沙坪坝执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几十年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家大师有两百余位，雄居全国之首，沙坪坝因此被誉为“中国院士和科学家的摇篮”。

以笔为枪墨涌惊雷

战火硝烟处，笔墨亦沙场。位于沙坪坝赖家桥的全家院子，是一座晚清巴渝风格的四合院，院内绿荫环绕、古朴幽静，穿斗结构的房屋呈现出朴素的青灰色调，还保留着传统川东建筑的格局。这里曾是郭沫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大批文艺界人士活动的重要阵地，如今这里已成为重庆郭沫若纪念馆。

重庆郭沫若旧居。图/周芷琦

1938年秋，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巨擘——老舍、茅盾、巴金等，逆江入渝，汇聚山城。第三厅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成立的军事宣传机构，由周恩来直接指导。

高校与文化机构的大规模内迁，使沙坪坝迅速成为战时文化精英的聚集地。国破之痛、民族之忧、兴亡之思，在他们胸中奔涌，最终凝成在纸页间燃烧的文字。

1942年1月，山城寒意正浓。赖家桥全家院子里，郭沫若秉烛疾书，十昼夜伏案不辍，五幕历史剧《屈原》一气呵成。三个月后，《屈原》在国泰大戏院首演，之后又连演15天，场场爆满，卖出32000多张票。

舞台上，身披枷锁的屈原满怀忧愤、昂首问天，发出震彻山城的《雷电颂》：“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这怒吼，穿透剧场的高墙，回荡在教室里、马路上、渡口旁，成为民众心中的惊雷。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盛赞：“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全家院子里爆出的这声惊雷，只是沙坪坝文化抗战浪潮中一簇耀眼的浪花。这片土地，早已是无数“笔杆子”坚守的阵地：1938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将二十二天的演出收益捐给前线；老舍在公园路青年会奋笔疾书写就抗战话剧《残雾》；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松林坡校舍创作出《巴人汲水图》，以画笔为民族脊梁立传呐喊……

“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宣言，道出了一代文艺战士的不屈信念。

烽火虽远，墨痕犹深。如今，被修葺为纪念馆的全家院子静默无声，却烙印着一个时代“以笔为枪”的铮铮誓言。当文字化作枪炮，书桌成为阵地，文化的战场，同样是生死的前线。

星火燎原众志成城

“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周恩来的这一评价，道出了文化战线在抗战中的战略意义。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精神的力量需要最广泛地播撒，《新华日报》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在重庆顽强发声。

1939年5月，日机的轰炸将《新华日报》位于重庆苍坪街、西三街的编辑部和印刷部夷为废墟。中共中央南方局果断在化龙桥虎头岩抢建编辑部，印刷部的安置却成了难题。

彼时，红岩村大有农场的女主人饶国模慷慨伸出援手，主动腾出她在沙坪坝远祖桥的高峰寺房屋，供报社重建印刷部——上下18间砖木房舍迅速被改造，楼上排字校对，楼下铸字印刷。当月，《新华日报》的印刷机便再度轰鸣，文字的力量从宅院传出，照亮山河长夜。

如果说纸页间的呐喊和舞台上的话剧是照亮人心的火炬，《新华日报》传递出的思想则是刺破黑暗的投枪，在那烽火岁月里，文化的感染力早已跨越媒介的边界，延伸至山城的街头巷尾。

孩子剧团演出剧照。重庆市沙坪坝区文物管理所供图

活跃在重庆街巷的“孩子剧团”是1937年成立于上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抗日戏剧演出团体，成员平均年龄不过十二三岁。辗转抵渝后，他们在郭沫若和第三厅的领导和保护下，以戏剧、歌咏为武器宣传抗日。当面对“小孩子能做什么”的质疑，他们在宣言中给出了铿锵的答案：“我们年纪虽小，但是我们有爱国的热忱，有救国的壮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可以成为抗战中的一支生力军！”

战火吞噬了孩子们的童年，却赋予了他们抗争的勇气。孩子剧团的演出环境非常艰苦，道具匮乏，他们便用墨汁画胡子，用红纸抹脸彩。在街头、在广场，他们一字一句，童声清亮，以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对抗阴霾，把救亡图存的朴素信念种进百姓胸膛。

战火硝烟下，以青年师生为主力的一支支宣传队、服务团也相继成立，他们利用寒暑假深入川东各地，执笔为戈、以壁报为旌旗，奔走于乡间村陌、街头巷尾，唤醒民众，共纾国难。

国立中央大学开办民众夜校与职工补习学校，招收失学青年；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于磁器口嘉陵小学设立夜课部；南开中学兴办工友识字班与民众训练班……各校将抗战精神融入教材，介绍抗战形势，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抗战戏剧，揭露日寇暴行。更有省立教育学院电化教育室配备放映设备，自制《日寇暴行》《抗敌宣传》等幻灯片深入乡间播放。沙坪坝一带，抗日浪潮澎湃如涌。

星火聚成烈焰，终成燎原之势，刺破茫茫黑夜；信念凝作惊雷，发出时代强音，点燃民心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