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对于远在广州的蒋介石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堪、最憋屈、最无力的一天。

1949年10月1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

但对于远在广州的蒋介石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堪、最憋屈、最无力的一天。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下野，蛰居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一栋陈济棠旧时留下的公馆里。

屋外，阳光灼热，桂花飘香；屋内，却冷气沉沉，气压低到几乎让人窒息。

他在庭院里踱步，鞋跟敲击青石板的声音清晰刺耳，一圈一圈，像困兽一样转着，没人敢靠近。

他的警卫只能远远站着，不敢出声——谁都知道，今天，老蒋的心情极差。

好不容易，美方的电话打通了，蒋介石死死攥着话筒，手指关节泛白。

电话那头传来宋美龄的声音，她转述了美国政府的决定：仍然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拒绝承认北京新政府的“主权地位”。

蒋介石嘴角抽动了一下，勉强挤出一丝笑意。但这笑，苦涩无比。

就像是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泡沫做的稻草，他当然清楚，这份“承认”，不过是美国为自己找的一张遮羞布，根本救不了他摇摇欲坠的政权。

他的真实困境远不止如此。

他最急的，是复职。

总统宝座不能再空着太久，更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但代总统李宗仁却拒不交权，一副“你不来，我就当”的架势。

蒋介石怒不可遏，早在九月，他就多次暗示、施压、放话，可李宗仁不动如山。

要命的是，他还在防务部署上与自己针锋相对，表面听从，暗中抵制。

其实蒋介石心里明白，李宗仁已经忍他很久了。

一天，两人爆发了正面冲突。

李宗仁毫不留情指责蒋介石：“你第三次‘引退’时曾许诺五年不问政，劝我放手改革。可你呢？在溪口偷偷建七座电台，遥控指挥军队；甚至私令汤恩伯去杭州抓陈仪，越权插手人事。你这是退了吗？这是信任吗？”

蒋介石当时一言不发，沉默坐在藤椅中，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连额角的青筋都绷了出来。

但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背叛。

这天，蒋介石守在收音机旁，从头听到尾。

他原本以为，老部下们多少还有点忠心，结果，收音机里的广播一条接一条：谁谁谁出席了开国大典，谁谁谁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挥舞红旗，谁谁谁宣誓效忠新政府。

他听到一个名字，脸涨红一次；听到一组名单，便暴怒一次。

他几乎要把收音机砸了，破口大骂：“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那天下午，蒋介石几乎没再说话。

茶也凉了，收音机也关了，怒火也烧尽了。

他坐在藤椅上，手指一下一下敲着扶手，目光茫然。

其实，到了1949年，国民党的军队早已是名存实亡，士气低落得连“溃不成军”都显得客气。

所谓“中央军”，早就不是铁打的营盘，而是个个心怀异志的临时拼盘。

早在1945年10月，日本投降还没过去几个月，国民党内部的信任危机就已浮出水面。

10月31日，高树勋率部在河北倒戈投共——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起有组织的大规模变节，也是国民党内部裂解的信号弹。

此后，倒戈现象迅速蔓延。

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兵败如山倒，解放军共俘获国民党军人约370万。

而其中大批所谓“俘虏”，根本不是打输了才缴枪，而是主动选择了换队——只不过投降比投名状更好听罢了。

形势已经再明朗不过。

到了建国前夜，起义、投诚、改旗易帜，几乎成了国民党将领们的集体自救。

无论是战场上的集团军司令，还是幕僚体系中的核心人员，只要判断出“风向变了”，几乎都会在一夜之间完成立场上的“华丽转身”。

这些变化，蒋介石当然看得清楚。

但他更痛苦的是——无法控制，也无力挽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礼炮齐鸣。

可在遥远的广州东山公馆内，蒋介石却彻夜难眠。

他不断调换收音机频率，想听到一点“好消息”。

但等来的，却是一份冰冷的通报：

“北京市公安局于9月20日，成功破获敌特阴谋，逮捕了意图破坏人民政协会议的国民党特务木剑青。”

这个名字他记得。

他曾被寄予厚望，被派去北平负责“最后一击”。

如今人还没靠近天安门，就已落网。蒋介石气得当场拍桌，怒骂：“一群废物！”

愤怒之后，是更深的绝望。策反失败、阴谋败露、部下倒戈，连起义都变成了一种潮流。

而他，只能困在昏暗的书房里，靠收音机碎片化的信息，拼凑他已无法掌控的现实。

来源：古道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