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学系的圣诞联欢会上,一个身材清瘦、戴着眼镜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2005年4月24日,95岁的费孝通到了弥留之际。
他气息微弱却目光清明,一字一句地叮嘱女儿:
“我走后,你不要把我全葬在你母亲身边……”
女儿心领神会,含泪点头:
“您放心,我会分一半给她的。”
费孝通闻言,含笑而去。
那么,这个“她”究竟是谁?为何让这位社会学泰斗至死念念不忘?
01
1933年的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雪景宁静而美丽。
社会学系的圣诞联欢会上,一个身材清瘦、戴着眼镜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这男生,就是23岁的费孝通,当时正在读大三。
他的一番高谈阔论,令在座的同学都拍案叫绝。
这时,一个看起来恬静文雅的女生站了起来: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清脆的声音让全场寂静下来。
大家惊讶地发现,发言者是低两级的学妹王同惠。
王同惠是河北邯郸人,比费孝通小2岁,也师从吴文藻学习“文化人类学”。
她毫不怯场,条理清晰地指出费孝通论述中的不足。
费孝通先是惊讶,随即不服。
一时间,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
“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费孝通回忆道,“她的言行刺激了我的自尊心,同时我也对这位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低年级女生心生钦佩!”
当天晚上,费孝通就借圣诞节的名义,送给王同惠一本人口学方面的新书,作为节日礼物。
他本意是借此书“影响她的观点”,万万没想到,此举却打动了学妹的芳心。
王同惠收到礼物,心中荡起涟漪:
“这位学长不平常,他崇尚知识、治学严谨的精神,值得尊敬!”
从此,王同惠只要一有问题,就跑去找费孝通请教。
两人在学问切磋中相互了解,感情在求知的共同追求上悄然萌芽。
02
大学毕业后,费孝通考上研究生,进入清华大学。
虽然学籍从燕京改成了清华,但他的心却仍系于未名湖畔。
他常常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于清华园与未名湖,只为见王同惠一面。
不过,他俩并没有沉醉于花前月下谈情说爱,而是专心学业、互帮互学——
当时,费孝通刚译完英文版的《社会变迁》。
而王同惠正在翻译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经常向“前辈”费孝通取经。
两人的感情,因译事日益深厚,费孝通后来动情地回忆道:
“1934年至1935年,我们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
所谓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自然指的是费孝通骑车到未名湖畔女生宿舍找王同惠。
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他就站在宿舍楼的红门外等候,即使下雪天也不觉寒冷。
这个情景被燕京女生们戏称为“红门立雪”,在校园里传为佳话。
王同惠听说后,既欢喜又有愧意。
于是,她“礼尚往来”,也常常抽空到清华园找费孝通。
两人如同一对比翼鸟,快乐地来往于清华与燕园。
03
1935年6月,费孝通从清华毕业,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与此同时,他还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
利用出国前的空档,他决定先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
当费孝通向王同惠告别时,两人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彼此都发现已经离不开对方了。
于是,王同惠提议:
“我和你一起去瑶山做调查,去实现我们的学术梦想。”
王同惠的梦想产生于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之时,当时,她就想: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为了解决同行可能带来的不便,1935年8月,两人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为夫妻。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专程赶来北平,参与主持婚礼。
此后,她带着弟弟、弟妹回到苏州吴江同里古镇,看望父母。
公公婆婆非常喜欢端庄秀丽的王同惠,他们拉着儿媳妇的手,挽留道:
“你跟着孝通去大瑶山,是要吃苦的。不如你留在这里,等他回来。”
可是,王同惠摇了摇头:
“孝通很快就要出国留学了,我想多跟他待在一起。”
如此,新婚仅8天,两人就踏上了野外考察的征途,向广西中部的大瑶山进发。
04
费孝通曾说:
“我一生从事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
1935年10月10日,走进真正的瑶区,费孝通学术生涯中的田野调查正式启动。
那个年代的瑶山,进山“路径艰险,皆为羊肠鸟道,轻装已感蜀道之难”。
穿越深山老林时,王同惠的脚在山道上擦破了。
费孝通赶紧替妻子租了一顶轿,说:
“结婚时没叫你坐轿,今天补上罢。天还代你挂灯。”
在这样的环境下,夫妻俩白天跋山涉水,晚上整理资料,生活艰苦却充实快乐。
日复一日,费孝通做人体测量,积累样本数量和数据;
王同惠调查社会生活情况,观察村民衣食起居。
费孝通因此得有一生科学意义上田野调查的破题,王同惠因此成为“现在中国作民族考查研究的第一个女子”。
王同惠在给老师吴文藻的信中写道:
“我们总是在极快乐的工作中过活。”
直到遇难前一天,她还笑着对费孝通说:
“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
05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在转移调查地点时,与向导走散。
在茫茫原始大森林中,他们迷失了方向。
走到一个岔路口时,已近黄昏。
突然,阴森的竹林里出现了一个类似门的装置。
费孝通以为是瑶寨到了,他狂喜地上前探身察看。
不料“轰隆”一声,木石俱下——他误入了瑶人设置的捕兽陷阱!
王同惠惊呆了,但很快镇定下来。
她使尽全身力气搬开压在丈夫身上的木石,却发现费孝通腰部、腿部受重伤,站不起来了。
王同惠急得哭着问:
“怎么办呢?我去村里找人来抬你好不好?”
想到妻子已经怀有身孕,天又黑透了,费孝通忍着疼痛,摇头阻止道:
“你别去!天这么黑,你一个人走路我实在不放心。”
但是,王同惠救夫心切:
“没关系的,上天会保佑我们的!”
说罢,她把提包、水壶等放在丈夫身边,反复叮嘱他不要动,然后跌跌撞撞地顺着山沟向下走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06
费孝通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和刺骨的寒冷,在黑暗中苦苦等待。
他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对妻子的万分牵挂。
然而,熬到天亮,王同惠还没有回来!
不祥的预感笼罩着费孝通,他挣扎着向山下爬去。
他拼着命爬啊爬,一直爬到太阳西斜,几乎昏迷过去。
幸运的是,一位上山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
经过一番周折,费孝通被救回古陈村。
费孝通顾不得自己的伤势,急切地请求瑶民寻找失踪的妻子。
村里的头人立即下令:
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出动,敲着铜锣寻找王同惠。
连续六天,没有任何音讯。
直到第七天,村民终于在山涧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
原来夜黑路滑,那晚她狂奔求援,不幸跌落悬崖!
此时,王同惠年仅24岁,新婚仅108天!
得知噩耗,费孝通悲痛欲绝。
他将带去的药品全部吞下,并以头撞石,要和爱妻共赴黄泉!
经瑶民抢救和劝说,他才勉强活了下来。
在瑶民帮助下,费孝通带着爱妻的遗体走出大瑶山。
但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他最终没能将爱妻运回家乡吴江安葬,只得将爱妻葬于梧州白鹤山上。
费孝通亲笔写下碑文:
“人天无据,
灵会难期。
魂其可通,
速召我来!”
07
由于极度的悲伤,费孝通在梧州病倒了,之后被送入广州柔济医院。
姐姐费达生赶来照顾他,他一见到姐姐,就哭了:
“我这浮泊的生涯,本已泊住了港,狂风又把我吹入深海。不知又要漂到何处……”
姐姐心疼不已,鼓励他振作起来:
“同惠正是为了挽救你的生命而遇难的,你千万不能放弃自己。你要永远记住,你的生命里有同惠的生命,这使你的生命更加宝贵,责任也更大。你应该把她想做而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好,承担起你们两个人的未竟之业。”
听了姐姐的话,费达生似有所悟。
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用学术成就告慰亡妻。
在给老师吴文藻的心中,他表明心志,要“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如是,还在病中的费孝通,便着手整理瑶山调查资料,撰写出《花篮瑶的社会组织》,出版时署名费孝通、王同惠。
对此,他说:
“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是我与同惠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这里面主要是同惠的贡献。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是同惠生命价值的主要体现,也是对她的最好纪念。”
1936年费孝通还乡养伤,并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姐姐费达生邀请他到开弦弓村小住,费孝通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收集大量一手资料。
当年秋天,费孝通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留学,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在赴英的轮船上,他整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并将这个村庄命名为“江村”。
1938年,费孝通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震惊西方社会学界,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论文扉页上,他写下:
“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此后,费孝通先后26次访问江村,写出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和绅权》等一系列著作,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08
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再婚。
孟吟勤劳善良,与费孝通同甘共苦55年,直到1994年去世。
他们为女儿取名“宗惠”,寄托对王同惠的缅怀与敬重。
是的,终其一生,费孝通无法忘怀发妻王同惠。
晚年,在整理旧物时,他意外发现了与王同惠合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手稿。
翻开手稿,王同惠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
她在森林中艰难跋涉的背影,以及她转身前深切的话语:“你在这里等我……”,立即浮现在费孝通的脑海。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
想到当年王同惠的发问,著述等身的费孝通自言自语:
“我写出来了,总算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可以问心无愧地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2005年,95岁的费孝通到了弥留之际,他嘱咐女儿:
将部分骨灰送到梧州白鹤山,陪伴长眠70多年的王同惠;
另一部分带回苏州吴江,陪在孟吟身边。
这就是费孝通与王同惠的爱情故事,两人情深缘浅,谱写了一曲悲凉动人的生死恋歌——
王同惠的早逝是中国社会学的重大损失,但她与费孝通在瑶山的工作开创了中国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先河。
费孝通化悲痛为力量,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告慰亡妻在天之灵,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
晚年,费孝通选择将骨灰分葬两处,既是对两任妻子的尊重,也是对那段青春爱恋的最终告白。
什么是生死相许?山川也为之低回。
来源:不惧孤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