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起对阿伦特观点的品读，今天的文章，仲树将走入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讲述她如何在战乱中流亡18年，两次在语言不通的国外从零开始，做过保姆、志愿者、编辑，却从未放弃思考与写作。

《波斯语课》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富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许多人了解到她，是因为她通过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理论。

比起对阿伦特观点的品读，今天的文章，仲树将走入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讲述她如何在战乱中流亡18年，两次在语言不通的国外从零开始，做过保姆、志愿者、编辑，却从未放弃思考与写作。

汉娜·阿伦特在45岁和51岁时分别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境况》，这两本书奠定了她作为20世纪后半段最重要的、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地位。阿伦特是思想家，又是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文学批评家，还是媒体人。

什么塑造了阿伦特？她经历了怎样的生命轨迹，才成为如此具有争议性的思想家？

阿伦特的思想无法被归入任何一个既定的学科范畴或意识形态阵营。阿伦特不是自由派，虽然她的作品经常讨论人之为人所需要的思考层面的自由；她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她花费十多年帮助二战中逃难的犹太人；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甚至有人诟病她很少为女权主义关心的话题发声；阿伦特更不是保守派，她认为传统已死，宗教也无法应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问题。

《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的写作拒绝现成的范式，也超越了传统的学科和意识形态的边界，她没有办法被归类到某个阵营中。

我认识很多阿伦特的学生，我视为恩师的那些老师中，有一些是阿伦特的学生。在我的老师的回忆中，阿伦特非常严厉刻薄，对待学生咄咄逼人。

我收集资料阅读阿伦特传记的过程中，发现从一开始，阿伦特便以惊人的权威性发言。尽管她最初英语不甚流利，其文风或多或少带有母语的生硬与拉丁语的节奏感，但无论是英语或德语，她的句子都带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决断。

这种语言结构使她的文本从一开始就具有方向，读者一翻开，就知道这是一种挑战、一种重塑、一种校正。读者必须立场鲜明：赞成或反对，自行抉择。

从早期开始，阿伦特的读者便已分化：一方面人们因为她表达清晰、易于理解而批评她“浅薄”；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如此而支持她、推广她。无论动机为何，她之所以能够成为“阿伦特”，归根结底靠的是她本人——以及她如何应对他人对待她的方式。无论是冷淡还是热情，她始终保持自我。

阿伦特一生中经历过两次“润”的过程，她两次在语言不通的国外，没有稳定身份，没有长期居留证，从零开始学习外语，并且通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从底层走到当时知识分子领域的顶层。

阿伦特生于1906年10月14日，出生在普鲁士王国的林登，今天属于德国汉诺威。阿伦特的童年教育中没有男人，她七岁那年，父亲患梅毒去世，同年她的祖父也离开人世。阿伦特的童年中只有她的母亲玛尔塔。

玛尔塔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控制欲过强的中产阶级母亲。玛尔塔有写教育日记的习惯，她记录下阿伦特从婴儿到少女时期的发育状况，其中有很多过度分析孩子行为的观察，比如她记录7岁的阿伦特对父亲的死亡没有过度伤心，她怀疑这是否反映了孩子的某种倾向。

阿伦特成长于接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她的亲属朋友和熟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中上级市民阶层。也正因此，阿伦特在8岁时就开始背诵歌德，阅读莎士比亚。父亲的死亡对她没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阿伦特人生中真正的挫折并不来自于原生家庭，而是来自她所生活的时代。

一战爆发后，阿伦特和母亲因为俄军逼近，短暂迁往柏林，俄军离开后，她又回到家乡继续接受教育。阿伦特在读大学以前，是一个叛逆少女，很难说这种叛逆究竟来自于学校里面的反犹主义，还是她的天性。但最终结果是，阿伦特读高中时，因为抗议忤逆老师、旷课过多被学校开除。

1923年，17岁的阿伦特被开除后，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柏林大学，开始旁听哲学课程，这也是她接触哲学的起点。通过旁听，阿伦特完成了当时的德国高中学业要求，通过自己考试的方式拿到高中文凭。

1924年秋天，阿伦特前往马堡大学正式开始大学生活。也正是这段高中时期在柏林大学旁听的经历，让她坚定了以后要在大学学习哲学。

1924年秋天，这是德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阿伦特到达马堡的时候，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保罗·纳托普于当年8月去世，标志着马堡学派的终结。新晋的哲学讲师马丁·海德格尔刚刚开始在马堡崭露头角。海德格尔当时只是一个没有拿到教授职位的普通讲师，但他在德国的思想界已经声名日隆。

对于那个时候在思想上蠢蠢欲动，在灵魂上怀有某种饥渴的需求的年轻人来说，海德格尔代表着一种巨大的震撼。海德格尔以哲学之名对于之前的整个哲学传统提出根本性的质疑，挑战了当时在魏玛共和国德国学界主流的哲学思考方式。与此同时还发明了一整套全新的术语。

18岁的阿伦特上了海德格尔的第一节课“逻辑学导论”，阿伦特立刻吸引了海德格尔的注意力。

那个时候海德格尔已经36岁，已婚，带着两个小孩，立刻在自己的逻辑学导论讲稿旁边写下阿伦特的名字，为了备注阿伦特究竟是谁，他还写下黑头发、大眼睛之类的评价。1924年秋季直到1925年初，这段哲学上的精神相遇发展成了一段恋情。

海德格尔在私人笔记中赞扬阿伦特出类拔萃，ta们早在1925年2月份就开始给彼此写信。海德格尔在给阿伦特的信中写：你将会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存在。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

阿伦特终生对于这段关系讳莫如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伦特的资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之后，世人才意识到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恋情。

在马堡大学的经历，不仅标志着阿伦特哲学生涯的开启，她在马堡大学开始深入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且初步形成她独特的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传统研究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路径。她和海德格尔的私人关系，也是阿伦特思想成长和人格转变的关键节点。

1926年5月，阿伦特离开马堡大学，进入海德堡大学，师从她第二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

雅斯贝尔斯也是当时的哲学家，是海德格尔的私人好友。进入海德堡大学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依然保持通信，经常会面。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之概念》。阿伦特于1928年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奥古斯丁的爱之概念》和后来阿伦特的著作不同，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一部学术著作，后来阿伦特写的书都具有公共性质。

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阿伦特以爱为核心，对奥古斯丁展开分析。这本博士论文于1929年正式出版，印量六百册。这标志着阿伦特进入了学界。德国的学术体系中，仅仅出版学术论文不足以成为教授，想要获得大学授课资格，还需要提交第二篇论文，即教授资格论文。阿伦特博士毕业后就开始准备教资论文。

这篇教资论文在1958年才出版，叫做《拉赫尔·瓦尔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阿伦特研究的是这个犹太女性思想家。这本书其实是阿伦特后来唯一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研究发起的原因是为阿伦特在德国学界寻找教职，但是二战爆发，让阿伦特完全失去了这种可能性。

20世纪30年代，魏玛政体已经开始结构性崩塌。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阿伦特被迫开启长达18年的流亡。阿伦特逃离德国的契机，是她受朋友之托在柏林国家图书馆搜索一些德国文献中的反犹宣传资料，这一行为被盖世太保注意到，于是阿伦特被抓捕拘留，因为这次经历，她立刻做出必须要逃亡德国的决定。德国呆不下去，阿伦特润了。

阿伦特一共“润”过两次，每一次都在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死关头。1933年10月，阿伦特抵达法国。她在法国没有永久身份，她也不会说法语，就这样在巴黎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当时的巴黎，聚集了很多像阿伦特这样流亡而来的德国、东欧知识分子。

20世纪几乎所有响当当的思想家、知识分子，都在巴黎流亡，其中包括本雅明、布莱希特、萨特、巴塔耶、雷蒙·阿隆、施特劳斯、科耶夫、布勒东、拉康、梅洛庞蒂，等等等等，阿伦特在家楼下的咖啡馆经常和茨威格、布莱希特聊天抽烟直到深夜。当时的巴黎，是一个在智识层面极其多元化、极其活跃的流亡者汇聚地。

《汉娜·阿伦特》

流亡的底色仍然是悲剧。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建立维希政权。刚刚结婚的阿伦特和丈夫布吕歇尔作为敌国公民被拘捕。1940年，阿伦特因为犹太妇女的身份被关押到居尔集中营。当时居尔集中营的女囚策划了一场大规模逃狱行动，所以阿伦特五月份被关入集中营，六月中旬逃出。

如果阿伦特没有跟着狱友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她非常有可能会在1942年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旦被转移，那她大概率会进毒气室遭到屠杀。

阿伦特在后来的人生中几乎从来不提这段在集中营的经历，至少她自己没有描绘过她经历了什么，她的想法是什么，她有怎样的绝望，阿伦特只是隐晦地在信件中提过3次，以及在采访中简单说过。这是一种震撼的沉默，她在后来对于纳粹政权的反思，不可能不受这段集中营中的经历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又好像若无其事。

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一个出生在四五十年代的犹太女人，她的父母也在二战期间从欧洲逃亡到美国。我导师的很多亲戚在四五十年代被关到古拉格群岛里面关押十几年。我问过导师，为什么阿伦特被关到集中营后可以假装无事发生。

我的导师说，不同的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段经历，有人看似若无其事，但也有人疯了，有人自杀。这段经历不仅是屠杀，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文明黄金时代的殒灭。确实有些欧洲思想家逃离欧洲之后来到美国，好像那段经历不是改变了一生的创伤，ta们没有让那段经历像血淋淋的伤疤和烙印一样出现在未来人生的每时每刻。

逃出集中营后，阿伦特几经辗转与丈夫重逢，并为自己、母亲和丈夫布吕歇尔申请获得美国签证，随即从里斯本登上驶往纽约的几内亚号。她随身携带着包括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在内的遗稿，然而她的挚友瓦尔特·本雅明未能逃脱，最终在绝望中自尽。

1941年5月22日，阿伦特和丈夫抵达纽约，他们身上仅有25美元，几乎不会英语。35岁的她，刚刚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盖世太保的逮捕和集中营的生死逃亡。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将以陌生的语言，成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到美国后，她给朋友瓦尔德马·古里安写信，提到自己已经8年没有写作。这意味在流亡期间，阿伦特没有办法稳定地思考，她一直在现实层面忙着帮助流亡的犹太人。

1941年夏天，阿伦特通过难民自助组织，在波士顿郊区的一户美国小镇人家找到做家政的工作，她做那户人家的保姆。阿伦特给丈夫写的信中提到，自己给雇主今天做的烧鸡竟然挺好吃的。

那时阿伦特已经36岁，这样一个如此深刻卓越的思想家，没有得到任何外界的认可，要通过给别人做保姆、烤鸡来学习英语。

那户人家其实对她很好，给她买英语、德语字典，还有多本英文书籍帮助她学习英语，周末也会带她参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欣赏波士顿交响乐团，带她去参观马萨诸塞的周边小镇，跟她讨论政治等等。

结束在波士顿的家政生活之后，阿伦特掌握了一些英语，并且立刻开始重新尝试用英语写作，从简单的小文章开始，发表在犹太社会研究、还有其他一些报纸上。阿伦特早期写的英语是生硬的德式英语，这点在她的第一本著作中尤为明显。

在阿伦特流亡过程中，世界也在经历巨变。阿伦特移居美国一年之后，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1944年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也在东线发起柏林总攻，1945年希特勒自杀，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二战结束，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1941年到1951年这几年间，阿伦特一直在从零开始学习英语，攀爬社会阶梯，重建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身份。她在这十年中，做过难民事务委员会的志愿者，在出版社担任过编辑，找临时高校教职。

整整十年，阿伦特不在大学安稳的体制内思考、研究、写书，阿伦特依然没有放弃过写作和思考。在纽约颠沛流离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那个真正赋予她生命以价值、以意义的东西，那就是严肃思考本身。

1949年的阿伦特

1951年3月22日，阿伦特正式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同年她获得美国国籍，结束长达18年的无国籍流亡者的艰难处境。阿伦特曾经形容自己那段时间，每一天都要面对官僚主义的繁琐，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永久居留身份，也没有祖国，每一年都要为繁琐的文件申请续签，担心签证能不能通过，整整过了18年。

在入籍仪式上，她将自己护照上的名字由德语“约翰娜”改为英语“汉娜”，这是她个人身份的重塑。1951年，真正的汉娜·阿伦特被世界所知，或者说，真正的汉娜·阿伦特以她应得的方式被世界认可。

《极权主义的起源》全书长达600页，追溯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的历史发展轨迹。阿伦特在1941年开始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希特勒已死，斯大林健在。在该书出版之际，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高涨之际。《极权主义的起源》是第一部从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双重维度、全面分析极权主义现象，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兴起的著作，一经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

《极权主义的起源》让阿伦特获得了稳定的身份，也给予了阿伦特全方位的认可，自此以后，她不需要再证明自己可以成为学者，她不需要去做编辑之类的工作。

她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职位，成为该校首位女性任课教师。几年之后《纽约时报》对阿伦特进行了个人报道，强调阿伦特是普林斯顿的首位女性教授，第一个能够讨论这些话题的女人。当时阿伦特对这个报道非常生气，她写信给纽约时报记者，强调必须要修改这段描述，她不是女人中的例外。

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和1958年《人的境况》这两本书的相继出版，不但成为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的里程碑式著作，也让阿伦特在五十岁左右终于获得她应得的认可。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之后，阿伦特拿到美国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资金资助，就是古根海姆研究资金，她认为自己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太完善，于是拿着研究资金重返欧洲，写出1958出版的《人的境况》。

《人的境况》源自她1956年在芝加哥大学做的一系列讲座。如果说在第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分析了极权主义如何制度性压迫机制迫使个体原子化、相互孤立，从而使行动空间彻底萎缩，那么在《人的境况》中，她则转向自由生活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丧失。

比起阿伦特具体在某一本书里所呈现的论点和思想，我更关心阿伦特这个人是如何形成的。她在法国流亡八年，她说这八年间一直没有机会写作，但是这没有让她忘记她的生命究竟被怎样的热情而点燃。

她一到美国就立刻开始学英语，一学会英语就立刻开始写作。她在美国前十年颠沛流离时，仍然不放弃思考，最终在45岁那年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

在她身上，我看到一种真正的坚韧。她的生命就是她那句口号的化身——我想理解，我要理解。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