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与刘少奇相识于1922年，两个人开始一起工作是在1932年前后，两位湖南老乡之间迅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与刘少奇相识于1922年，两个人开始一起工作是在1932年前后，两位湖南老乡之间迅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2年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同时受到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两人都被撤销了主要的职务。

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少奇竭尽所能在协助毛泽东在时间之中纠正“左”倾错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34年10月，刘少奇和毛泽东一同踏上了长征的艰苦征途。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博古、李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刘少奇无怨无悔地跟随着毛泽东。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领导白区工作，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对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曾经称赞刘少奇：“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的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回到国内，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因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受到王明的批评。刘少奇和毛泽东多次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正式的决议。

1941年毛泽东说过：“（刘少奇）他是很好与很老的群众领袖。”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很少对中央领导同志有这样高的评价，足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赏识和器重。

1941年10月，毛泽东决定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出任由毛泽东担任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刘少奇返回延安，毛泽东很担心他沿途的安危，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发电报，要求他们务必保护刘少奇一行人的安全。

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提议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极大期望。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报告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肯定与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

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观点、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足见，刘少奇拥护毛泽东的赤诚。

中共七大后，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

毛泽东只要外出期间，党中央的工作，就是由刘少奇代理的。

在建国以前的文献之中，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策思想上有分歧。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毛泽东这句话曾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刘少奇之子刘源也说过，毛主席这句话说了不止一次。

然而在建国之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事关全局的问题之上，产生了分歧，不过这些分歧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影响两人的互相信任和情谊。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

“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都有资格接替我。”

毛泽东还强调了：“第一个是刘少奇……”

之后，毛泽东还列数了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并且告诉赫鲁晓夫，这几个人无论谁以后来，都希望你们把他们看作我一样对待，他们也是你们的朋友。

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后的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出现在国庆节《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三年自然灾害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怎样克服困难以及解决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看法不同，刘少奇明确支持分田到户，这一提议未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据陈云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立即通知刘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明确表示他反对“包产到户”，批评刘少奇为什么顶不住。

参加这次谈话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到：“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1961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亲赴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深入考察。这次考察让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农村情况，作了一次全面而又具体细致的摸底。

刘少奇越来越坚定中央的一些政策是有偏差的。

刘少奇询问了湖南的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湖南的农民们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纠正错误。

会上，许多人将困难归因于自然灾害，而刘少奇则勇敢提出“七分人祸”的看法，这一观点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刘少奇认为，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却有所保留，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不够坚定，为“三面红旗”正确与否留下了可以讨论的余地——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要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从乐观的方面考虑，关于国家的形势他认为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尽管我们现在有困难，但是形势在不断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对成绩和错误的看法有个常用的比喻，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

刘少奇则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与刘少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他充分肯定了三面红旗，并且认为现在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是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执行者的问题。而执行者出现了问题，则是因为他们在过程之中忽略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警告。所以林彪认为只要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就能少走弯路，如果早点意识到这一点，今天我们面临的困难就会小很多。

会议之后，毛泽东就修改林彪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可见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很不满意的。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去了外地。刘少奇照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一直认为刘少奇等人在评价“大跃进”的问题上过于消极，因此开始怀疑中央内部是否已经滋生“修正主义”的苗头。

从毛泽东后来的总结来讲，他感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暴露，正是从1962年开始的。

1962年下半年，国内的经济稍稍好转，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提阶级斗争，把“反修防修”作为全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就使毛泽东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把国内形势阶级斗争看的越来越严重。

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党内存在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引发了广泛关注。

1963年，全国农村掀起“四清”运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再度出现分歧。

两人主要争论的是如何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运动逐步推进，刘少奇意识到阶级斗争被过度扩大化，于是主张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然而，这种观点并未获得一致认同。

同时，在“四清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王光美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河北蹲点期间，由于政策执行力度掌控不当，她采取了一些激进措施，不仅挫伤了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还引发了当地干部和人民的不满。

这一高调举动不仅遭到地方的不满，也让军界的一些老干部感到不悦，他们认为刘少奇似乎借此树立自己与王光美的威信。

毛泽东更是对王光美一篇将近5个小时的演讲稿大为不满。认为通篇充斥着“修正主义”，没有认真的把关，有些言论甚至有与人民群众为敌之嫌。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当前主要矛盾。

以往只要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刘少奇就会放弃自己的想法，紧紧跟在毛主席的左右。

但是，现在毛泽东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却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在会议之后，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道歉，但是林彪、江青等人的从中挑拨，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些人吃饭。

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下的，当天晚上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和几位科学家和劳模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第二天接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刘少奇说的话很少，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有增无减：“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有自己的原则：“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道：“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就彻底失去信心了，将刘少奇看成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的代表。

即便如此，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动摇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突然刊登了一篇由姚文元撰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猛烈批判吴晗，引起全国震动，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文革的序幕。

吴晗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他写戏剧《海瑞罢官》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使得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谨言慎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敢直言的氛围。

1959年，毛泽东观看湘剧《生死牌》，被其中明代忠臣海瑞的形象所吸引。他细读了《明史·海瑞传》，对海瑞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赞赏，并在七中全会最后一天提及此事。

毛泽东曾说，尽管他与彭德怀存在矛盾，他仍向彭德怀推荐阅读《明史·海瑞传》：“虽然海瑞猛烈抨击皇帝，但他依旧忠诚，我们要宣扬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可以找一些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文艺界掀起了一股“海瑞热”。

1959年的国庆节期间，上海推出了一部名为《海瑞上疏》的献礼剧目，这部作品迅速风靡全国，引发了关于“海瑞”的戏剧创作热潮。

这股文化浪潮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价值观以及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负责宣传事务的胡乔木与明史专家吴晗建立联系，希望通过他的文章来弘扬海瑞直言不讳的精神。

于是，吴晗陆续创作出《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作品，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当他撰写《论海瑞》时，正值庐山会议召开，政治局势骤变。

胡乔木告知吴晗，彭德怀遭到批评，而毛泽东所推崇的是“左派”的“真”海瑞，而非“右派”的“假”海瑞。因此，吴晗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在结尾部分加入了一段话，以批判那些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假冒海瑞”，以此明确与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北京京剧团也找到了吴晗，希望和他合作编写一部戏剧。

吴晗愉快答应，几经打磨才写好。并且在一位好友蔡希陶的同意之下，将戏剧的名字改为《海瑞罢官》。

1961年1月，该剧首演，引起轰动效应。毛泽东观看后非常满意，还专门接见主演马连良，与其共进晚餐，并请他现场表演。他称赞道：“戏好，人物塑造也不错，《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很出色。”

但是吴晗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为这部戏剧发生巨大的改变，《海瑞罢官》被高高举起，重重摔下。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撰写的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犹如一株深具影响力且危害无边的“毒草”，并与当时盛行的“单干风”、“翻案风”以及“平冤狱”等现象紧密相连。

这篇刚开始看起来不起眼的文章其实来头不小，这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精密谋划的，只有毛泽东知晓，周恩来等领导人都被埋在鼓里。

一向精明的康生从这篇文章里面嗅到了政治意味，他马上去找毛泽东，说发现“罢官”的主题似乎与彭德怀被撤职事件有某种关联：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我们撤去了彭德怀的职务，而党内那些思想偏右的人一直心存不满，总想翻案。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以激烈言辞掀起轩然大波，他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指责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实则意欲煽动那些被人民“罢官”的人卷土重来。

关锋和林杰也加入批判队伍，他们的话更是系统而深入：庐山会议后，我们党撤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职务，而吴晗同志却‘破门而出’，写下了《海瑞罢官》。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不，这绝不是巧合！实际上，这是吴晗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市长彭真一直不同意《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想要对吴晗进行保护，将矛盾仅仅限制在学术交流的层面上。

1965年11月25日，当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才悄声告知罗瑞卿，由于北京各报未转载此文，让毛泽东非常不满。

江青特别提醒罗瑞卿：“北京各报至今没有转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在北京掌控局面的是彭真。”

听完江青的话，罗瑞卿感到震惊，并立即承诺《解放军报》会跟进。他立刻通知彭真，并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同时转载。

而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同时，彭真还吩咐添加了一段“编者按”，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鼓励展开讨论、容许自由批评。

彭真的做法严重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就连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在提醒彭真：这篇文章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但彭真依旧竭力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直接质问上海市委：发这种文章竟然没有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因为彭真一直坚持反对，毛泽东更加确认，北京市委在彭真的领导下成了一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与陈伯达等人交谈时，高度赞同姚文元和戚本禹的观点，并补充道：“姚文元指名道姓，很好，引发戏剧界、史学界和哲学界震动，但核心问题仍未触及；关键在于‘罢官’。嘉靖皇帝曾经罢免海瑞，我们1959年也罢免了彭德怀，他也是一个‘海瑞’。”

第二天，毛泽东召集彭真与康生等人会谈。

即便如此，彭真依旧在坚持着：“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之间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1966年2月3日，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上，彭真再次重申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联，不应该将其与庐山会议混为一谈。

2月8日，彭真等干部抵达武汉，将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此时毛泽东并未立即表示反对。

周恩来对《汇报提纲》也持肯定态度，随即他要去河北进行抗旱救灾的工作。刘少奇和陈毅要出国访问，周恩来还写信给彭真，要求这段时期由彭真负责中央掌管的外交与国防工作。

与此同时，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提出了一次比一次更严厉的批评。

江青召集了一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形成的《纪要》彻底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下的文艺成就，宣称整个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所掌控，并号召发起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以消灭这条黑线。

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这份《纪要》，显示出其对此事的重视。

在3月17日至20日于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全国范围内需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这其中涵盖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和戏剧等多个领域。

周恩来不得不暂停处理华北农业事务，迅速返回北京，频繁参与中央会议，多次与彭真进行私下交谈。

可在28日和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及中共北京市委作出严厉指责，并将一些党内文件中的彭真名字删除。

彭真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之下，还在担心着被批的罗瑞卿。

彭真在参加公安部党组会议之时，肯定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还是执行了中央、毛泽东方针的，“只是个别问题有出入”。

于是彭真又多了两项罪名：想方设法为罗瑞卿开脱，并恶毒攻击林彪同志。

康生自然不会放过彭真，他四处寻找当年与彭真一同被捕的人，并逼迫他们揭发彭真，同时伪造虚假材料。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全面批判了“二月提纲”。

会议决定解散由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其成为一个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在康生等人的鼓动和暗示之下，1966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突然发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批判北大的高层有黑后台。

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康生和陈伯达大肆鼓吹这张大字报，宣传到了全国。

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北京多所高校纷纷成立了由大量“红卫兵”组成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无视法律，以“造反无罪”为口号，大肆揪斗学者和教师，使整个京城陷入混乱之中。

刘少奇和邓小平察觉出了混乱的源头，他们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各个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引导“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方向。

工作组临时成立，缺乏工作经验，而林彪和江青集团处处寻找工作组的缺点和失误，在毛泽东面前添油加醋。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因为工作组的问题做了自我反省：“最近在北京的文化革命中，我犯了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承担。”

毛泽东道：“你在北京搞专政嘛，专得好！”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他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

此外，毛泽东还大发雷霆，严厉指责刘少奇惧怕群众。

对此，刘少奇当面顶撞道：“革命几十年，我连死都不怕，还能怕群众吗？”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领导下的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是一种专政行为，而刘少奇则辩解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的决定。”

刘少奇最后也失去了理智，大声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这是刘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这一事件成为他们关系的转折点，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这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矛头所向直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刘少奇原本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现在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要重新构建中央领导机构，并进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新选举。

当时毛泽东仍旧保留刘少奇的常委，没有想将刘少奇置于死地。

但康生为了夺权，迫不及待想要将刘少奇彻底整垮。

在康生的秘密指使下，中央党校率先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康生利用小组顾问的影响力，又说服了本是陈伯达一派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逐步将这一口号推广到全国。

毛泽东知道他们的私下行动之后，表达了不满，仍未不应该这样公开口号。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毛泽东精神状态还比较放松，他还在大会上讲：“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基本解决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是有原因的。”

1966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还询问了刘少奇的身体情况。刘少奇提出想要锻炼锻炼，毛泽东考虑到他年龄的因素，没有同意。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邀请刘少奇前往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次见面，刘少奇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承认自己犯了大错，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他愿意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带着妻儿回乡下老家种地。

他也恳求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减少国家损失。至于现在被牵连的很多老干部，这些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刘少奇宁愿自己担下所有的错，只希望那些老干部能尽早被放出来。

毛泽东没有对他的这些请求表态，只是给刘少奇推荐了两本书——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

刘少奇走的时候，毛泽东认真叮嘱他要认真学习，注意身体。

这次和毛泽东见面之后，刘少奇回来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很了解的，毛泽东一直想要保住刘少奇，让刘少奇继续留在中央，他不止一次表达过，要保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想法。

而此时，康生却在不依不饶地捏造罪证，寻找把柄，从1967年开始，就专门搞了一个审查刘少奇问题的小组。

因为刑讯逼供，康生很快就获得了自己先想要的“口供”。

这荒唐的证据被康生和江青搞出了三本关于刘少奇罪行的材料，毛泽东看了根本不信。

而康生不放弃，搜集的“材料”越来越多，而能够证明刘少奇清白的人和文件，都被康生扣下了。

时间一长，毛泽东开始产生怀疑：难道自己真的从没有认清过刘少奇这个人？

毛泽东离开北京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批斗……

纵观文革发起的前前后后，和刘少奇的分歧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的了种子，文革发起并不是搞垮刘少奇，而是针对彭真。

刘少奇被批斗的悲剧，发生在文革混乱的过程之中。

国外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文革的根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权力之争。

这是相当片面的。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在给友人的信件之中强调：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句话。

在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刚开始有分歧之时，毛泽东坚持路线和理论，没有向刘少奇让步，刘少奇想通之后重新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毛泽东始终不计前嫌的，依旧信任刘少奇。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后，毛泽东放心将他放在党工作的第一线，在实践中不断锻炼他，可见他并不在乎国家主席这个“权”。

还有一点，“高饶事件”之中，高饶二人妄图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停挑拨，企图扳倒刘少奇。

毛泽东在让刘少奇做检查的同时，是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保护刘少奇的。

毛泽东下定最后决心和刘少奇站在对立面，是因为毛泽东当时认为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原则之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毛泽东最终形成这样的看法：他与刘少奇的分歧不仅仅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分歧，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歧。如果任由刘少奇按着他的想法治理中国，中国早晚有一天“变颜色”。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转折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这不仅让苏联思想界陷入混乱，也对世界局势及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提议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看似友好交流，却暗藏玄机，大大动摇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政府的信任，引发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出现“修正主义”危险的警觉。

1959年底，当思考国际形势及应对策略时，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是否已成系统”的问题，并明确表示要抵制赫鲁晓夫式修正主义。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如期召开，中方派遣由周恩来领衔的代表团前往。

然而，当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时，周恩来毅然离席，以此表达抗议，并特意前往红场，在斯大林墓前献上花圈。

次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抨击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称其实质是反革命行为。他强调：“我们要进行万年的阶级斗争，否则，我们就会沦为国民党或修正主义者。”

1963年7月，苏共中央发布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其中充斥着对事实的扭曲。这封信成为中苏论战的导火索，引发了随后的九篇评述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文章，使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辩论持续多年。

尽管如此，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及顾及苏共和苏联的威望，中国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从未公开指责过苏共领导人。

同时，苏联对中国援助中的高利率和苛刻技术转让条件，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1960年，局势骤变。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即刻召回所有在华工作的专家，并废除两国间的一切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随后在1962年，他们又趁中国经济困难之际策动“伊塔事件”。

到1964年，边境紧张局势加剧，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并将军队驻扎于邻近中国的蒙古地区。

到了1966年，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再派代表参加苏共第二十三大。

在复函中，中方明确表示：此前曾多次出席过历届大会，但鉴于赫鲁晓夫时期的表现不佳，如今已偏离列宁主义道路、蜕变为现代修正主义中心，因此拒绝出席。

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这也促使了“文革”初期极左外交政策的发展。

同一时间段内，越南战争亦在不断升级。

1964年8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启动“应急计划”，导致战事恶化。仅仅三天后，美国便捏造“美军舰在北部湾遭袭”事件，大规模调集战机，对越南北方展开猛烈轰炸，无情摧毁学校、医院乃至寺庙。

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十分紧迫。

毛泽东对于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出现修正主义问题有着深远见解，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执政地位的重要战略眼光，也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策略。

国际环境是国家领导人制定方针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这时的国际环境无疑给毛泽东思考问题又加了砝码。

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出修正主义，这是国际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

所以，“文革”并不是为了打倒某个人，或某批人，更多的是对于中国60年代初期所面临的国内外的紧张局势做出的决定。

只是文革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甚至偏离了当时的初衷。

参考资料：

《“文化大革命”前彭真的骨气和勇气》——党史纵览

《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党史文苑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

《彭真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北京党史

《浅析吴晗创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哈尔滨学院学报

《刘少奇“文革”时期在开封》——史学月刊

《刘少奇面对骤然降临的“文革”灾难》——当代中国史研究

《山河同泪——记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党史纵横

《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形成以及对发动“文革”的影响》——世纪桥

《正确认识毛、刘关系与“文革”的发动》——党史研究与教学

《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演进分析——从大跃进和文革的发动谈起》——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刘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刘少奇冤案始末 党史天地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共产党员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