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5月1日，山西大同阳高县的一场订婚宴上，27岁的席某某与24岁的吴某某在亲友见证下签下《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交付了10万元现金、一枚金戒指，并承诺婚后一年在房产证上添加女方的名字。婚房是席家2017年购置的90平方米商品房，承载着两代人关于婚姻的期

——一场被“彩礼”与“性同意”撕裂的订婚仪式，如何搅动司法与伦理的天平？

2023年5月1日，山西大同阳高县的一场订婚宴上，27岁的席某某与24岁的吴某某在亲友见证下签下《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交付了10万元现金、一枚金戒指，并承诺婚后一年在房产证上添加女方的名字。婚房是席家2017年购置的90平方米商品房，承载着两代人关于婚姻的期待。

次日，女方按习俗举办回门宴。午后，这对未婚夫妻回到婚房独处。据席某某事后陈述，两人发生了亲密接触，但“她当时是自愿的”；而女方则在当晚报警，指控席某某强奸，并称自己多次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冲突的导火索很快浮出水面——女方要求立即在房本上加名，并补足剩余的8.8万元彩礼，席家则以“领证后再办”为由拒绝。

监控录像记录了一场激烈的拉扯：女方冲出房门逃至13层呼救，却被席某某强行拖回14楼婚房。卧室窗帘被烧焦的痕迹、女方手臂的淤青，以及被扣押的手机，成为这场“订婚变刑事案”的物理证据。

阳高县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席某某违背女方意志实施强奸，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判决书特别强调：“订婚系民间习俗，不等于法定婚姻关系。”这一结论引发了男方家属的激烈反弹。

**证据链的撕裂感**成为案件焦点。法医鉴定显示，女方处女膜完整，内裤、阴道拭子均未检测到精斑及DNA分型。辩护律师质疑：“若真发生关系，为何物证全无？”检方则解释，处女膜形态存在个体差异，洗澡可能冲走生物证据。而女方身上淤伤与现场被烧窗帘，成为支撑“暴力强迫”的关键物证。

庭审中，男方母亲郑女士作为公民辩护人抛出40条质证，从电梯监控里两人的亲密挽手画面，到女方事后洗澡更衣的细节，试图重构“自愿接触”的场景。检方则坚持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她曾多次向席某某表明拒绝婚前性行为，案发时的反抗与呼救被监控完整记录。

这场官司撕开了基层婚恋市场的隐秘褶皱。吴某某要求订婚次日加名被拒后，其母带着录音设备找到席家，要求“立刻加名并补足彩礼”。席家则在民警见证下签下保证书，约定次日办理手续。戏剧性的是，5月5日双方在民政局等待房产证送达时，女方突然离开并拒绝撤案。

“这不是强奸，是彩礼谈判破裂的报复！”席家人反复强调。女方母亲则否认将房本与报案挂钩：“我女儿是受害者，和钱无关。”而民事庭审显示，女方早已将10万元彩礼退还婚介所，席家却坚持诉讼，要求追回恋爱期间的近万元日常花销。

这场博弈暴露了基层婚恋的脆弱性——房产证上的名字成为情感筹码，彩礼数额化作信任标尺。当感情被物化为契约，性同意也可能沦为谈判破裂后的武器。

截至2025年3月25日二审开庭，席某某已被羁押690天，超过一审刑期的61%。法院曾建议缓刑，但席家坚持无罪判决：“接受缓刑等于承认案底，我们只要清白！”

法律界对此案展开激辩。有律师指出，我国强奸案定罪核心在于“违背妇女意志”，但亲密关系中的反抗痕迹往往模糊。辩护方主张的“未遂”与检方坚持的“既遂”，本质上是对“实质性关系”的医学定义与法律认定的冲突。主审法官曾公开坦言，此类案件需平衡“女性性自主权”与“证据客观性”，而社会观念对“订婚夫妻应有性默契”的潜在认知，更增加了裁决难度。

这起案件犹如投入水面的巨石，激起了关于婚恋伦理与法律边界的长久讨论。数据显示，我国恋爱期间强奸案占比高达同类案件的70%，远超婚内强奸案。律师提醒：“男性往往误以为亲密关系中的性要求具有天然合理性，而女性在封闭空间内的‘半推半就’可能成为定罪关键。”

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碰撞在此案中尤为尖锐。订婚仪式的契约性质是否暗示性同意？彩礼交付能否构成情感绑架？当“房本加名”成为婚姻前置条件时，情感本身还剩多少纯粹性？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真实困扰着无数徘徊在婚恋门槛前的年轻人。

2025年3月25日傍晚，大同中院二审庭审结束，未当庭宣判。席某某在法庭上痛哭失声，郑女士攥着儿子的旧照片喃喃自语：“我们要的只是真相。”而真相，或许早已被撕裂在房产证的签名栏、彩礼箱的封条，以及那间留有烧焦痕迹的婚房里。

这场持续两年的诉讼，不仅关乎两个家庭的命运，更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婚恋观的深层阵痛。当法律试图为情感纠纷划定边界时，我们或许更需思考：如何在传统礼俗与现代权利之间，找到那份不靠房本与彩礼维系的情感共识？

来源：民族意识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