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清如，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日本经济蓝皮书》系列丛书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区域经济学、东亚经济与日本经济等。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

李清如，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日本经济蓝皮书》系列丛书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区域经济学、东亚经济与日本经济等。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题，在《财贸经济》《日本学刊》《税务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日本消费税改革研究》《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与生产率研究》等学术专著，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发表理论文章多篇。

鞠佳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博士。

在地缘局势动荡、大国竞争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织等多重因素叠加下，东亚价值链正在加速重构，区域化、数字化属性增强，地缘政治和保护主义等非经济因素渗透至价值链重构进程中。中日作为东亚两大主要经济体，经贸往来密切，尽管经历一些起伏波动，但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价值链关联；中日价值链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且呈现出服务化的特征；中日均深度融入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国逐渐成为区域价值链的中心。未来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定位不会改变，新业态的发展将为中日合作开辟新路径，双方依托区域供应链进行合作的空间也将不断拓展；中日双边经贸关系易受政治因素和区域外因素扰动，产业链垂直合作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演变，会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伴随“特朗普2.0时代”的到来，中日两国均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双方需搭建多层次沟通和合作渠道，以维护区域产业链安全稳定，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东亚是全球生产网络最活跃的地区，东亚价值链的演变是全球价值链演变的缩影。中日作为东亚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东亚价值链重构深刻影响着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相应地，中日关系的走向也是推动东亚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因。当前，随着经济关系泛安全化、泛政治化趋势增强，以比较优势、成本驱动为基础的东亚传统产业链合作面临挑战，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要素发生明显改变，因此需将其置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格局下进行探讨。本研究以东亚价值链重构为背景，对新形势下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趋势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以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引导中日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优化区域供应链布局，同时增强我国对外战略的自主性，化解外部不确定性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持续深化，以效率为导向的跨国公司将传统的产业布局进行分割细化，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环节和资源，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不断扩张。各国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嵌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和工序，从而获取经济收益和价值分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重振制造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引导跨国公司调整产业链布局、进行价值链重塑。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日益抬头，各国间贸易摩擦更加频繁，加速全球价值链转向收缩。进入2020年之后，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地缘局势动荡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需求、贸易均造成巨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严峻形势，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世界主要大国内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国际分工体系日益失衡，东亚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区域化属性明显增强

随着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逐步完善，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更加顺畅，东亚区域内产业链循环和联系不断增强，推动价值链朝区域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作为全球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东亚地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梯度间的有序衔接以及高度协同的产业集群等优势，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日益处于更加核心的位置。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重心逐步向东亚地区转移，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区域集中的状况和特征，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与区域内市场网络联系越来越紧密。来源于东亚地区内部的增加值部分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说明东亚各经济体更倾向于加强产业在区域内的布局，对本地区价值链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这一点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长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如2014—2024年，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由10 833.2亿美元增长至16 186.9亿美元，增长接近50%。中国连续多年均为日本、韩国和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在2020—2024年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等后入盟国家，也通过融入区域贸易网络，获得了较快发展。

同时，各类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东亚价值链的区域布局。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进一步凸显了东亚区域内价值链中高端国家相对于区域外国家的区位优势与替代关系。通过关税减让、投资准入、相互开放市场、消除要素和商品流动壁垒等措施，有利于成员国在纺织、家具、电子产品、汽车、光伏等优势产业链中发挥比较优势，为区域内的价值链分工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推动部分成员国之外的贸易向成员国之间转移。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到2030年，RCEP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RCEP也将为中日韩三国带来4390亿美元的出口增长，占RCEP成员国出口增长的89%。此外，RCEP还允许在确定货物是否适用RCEP关税优惠时，将来自RCEP任何缔约方的价值成分都考虑在内，实行原产成分累积规则。区域累积规则将扩大RCEP成员国之间进出口贸易中低关税与零关税产品的受惠范围，推进成员国之间产业合理配置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

（二）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快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价值链布局。一方面，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带来的供应链混乱乃至断裂，使各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数字化不仅将在产业链供应链变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会成为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支撑，因而各国均在大力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国、日本、韩国纷纷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东盟则将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增强现实（AR）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催生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服务和数字交付为特征的贸易模式，成为价值链重塑的关键因素。

在此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数字化已成为东亚区域价值链演变的重要趋势。根据《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5年度报告》：2023年，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位列第六；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新加坡和日本分别位列第七、第八和第九。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表示，力争在2025年内完成《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的谈判，为区域数字技术一体化铺平道路。东亚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商品制造模式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催生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业态。这不仅促进了生产和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升级，还极大地拓展了贸易的边界和范围，从而引发产业链各环节附加值发生变化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价值链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延伸。

（三）非经济因素深度渗透

虽然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为东亚价值链的演变与升级创造了条件，但近年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形势持续紧张，经济全球化遭受逆流，美西方国家借机推行对华“脱钩断链”，将国际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对全球经济贸易和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多重负面影响。东亚产业链作为全球产业链最活跃的部分，区域内主要经济体之间、各经济体与区域外大国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地缘政治、保护主义等非经济因素深度渗透至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中，各国在供应链布局中开始由效率优先转向更加重视安全，产业链调整的底层逻辑发生明显变化。

这些因素对价值链布局产生长期性和持续性影响，跨国企业由于长远预期的改变而对全球价值链布局做出重新考量。东亚区域价值链调整既有美国施压下日韩配合、东南亚国家面临选边站队压力等因素影响，又有日韩主动设置安全议题，通过立法和补贴等多重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或分散至东南亚和南亚等地的影响。因此，与以往相比，此轮东亚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改变，不再仅是以效率优先、成本驱动的单纯经济问题，而应将其置于全球政治和经济变局下进行考虑。从这一角度出发，打造一个可靠、可信赖的区域供应链圈，对确保东亚地区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和持续发展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东亚价值链格局重构的过程中，作为东亚最主要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在贸易、投资、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的经贸关系也会随之演化。从时间趋势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叠加这一时期全球生产网络加速扩张，中日经贸关系迎来腾飞发展期。2007年，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一直保持至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出台的《美国制造业振兴框架》，以“再工业化”作为主线，促进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回流本土。不过，这一时期，由于加工贸易带动东亚区域价值链仍在扩张，中日双边贸易不断攀升，日本对华投资也迎来高峰期。2012年后，受中日经济实力逆转、政治关系趋于紧张等因素影响，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投资均出现徘徊和波动。2017年，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开始推行“美国优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危机，区域价值链进入调整期，中日经贸关系也受到深度影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基于此，本部分拟对2007年以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并重点关注2017年以后的演化趋势。

（一）中日保持较高的价值链关联，中国作为需求市场的作用凸显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细化，一些经济关联并不单纯地反映在双方直接的贸易或者投资流量中。例如，A国一家企业在B国设厂，从A国进口中间品至B国生产，并出口至C国，那么在BC的双边贸易中，就会隐含着来自A国的中间品增加值。美国苹果公司、德国汽车制造商大多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就中日而言，一开始日本制造商在中国投资建厂，主要是从日本进口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并出口至美欧等地。此后，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一部分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企业专注于中国市场，形成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模式。因此，无论哪种模式，中日之间都有可能在直接贸易流量之外，通过增加值的流转建立起价值链关联。鉴于此，本文基于价值链视角，从中间品和增加值两个方面来分析中日经贸关联的情况。

从中间品贸易角度来看，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或一国自另一国的进口）可以分解为中间品出口（或进口）和最终品出口（或进口）。最终品主要用于最终消费，而中间品既可以再生产加工为最终品用于本地消费，也可以再生产加工为中间品或者最终品再次出口。中间品的多次流转就形成了价值链。

从中日贸易模式的演化特点来看：首先，中间品在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07—2016年期间，尽管波动比较大，但总体保持在65%以上；2017年以后则出现上升的趋势，2020—2023年达到70%以上，最高的年份接近75%。这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是以中间品为主，这些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再生产用于消费或者出口。其次，中间品在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5%～45%（2022年最高时达到47%左右），且近年来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以最终消费品为主，日本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中国的相对上游；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中间品出口也在增加，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有所上升。最后，日本对中国出口中间品占日本对世界出口中间品总量的比重较高，尤其是2018年以后达到25%以上，2021年最高时接近33%。这说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无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生产加工再出口，中国都是吸收日本中间品的主要市场。并且，这一比例高于按传统贸易统计的份额，说明中日之间是更加复杂的价值链关联。同时也应看到，2022年以后中国在日本出口中间品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反映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确实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一定冲击。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在经典的价值链分解模型中，一国出口可以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RDV）、国外增加值（FVA）、重复计算部分（PDC）。在此基础上，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增加值可以分解为国内生产活动的增加值（V_D）、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增加值(V_RT)、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增加值(V_GVC)。

根据上述方法，在探寻两国价值链关联时，不仅要考虑一国作为另一国增加值外部供给来源的相互关联，也要考虑一国作为另一国增加值外部需求来源的相互关联，反之亦然。本文定义GVC_1为中国对日本输出的增加值占中国输出的全部增加值的比重；GVC_2为中国吸收的来自日本的增加值占中国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的比重；GVC_3为日本对中国输出的增加值占日本输出的全部增加值的比重；GVC_4为日本吸收的来自中国的增加值占日本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的比重。

可见，GVC_1和GVC_4反映的是中国作为供给来源和日本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其中GVC_1侧重对日本需求市场的依赖，GVC_4侧重对中国供给来源的依赖；GVC_2和GVC_3反映的是日本作为供给来源和中国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其中GVC_2侧重对日本供给来源的依赖，GVC_3侧重对中国需求市场的依赖。

首先，从中国作为供给来源和日本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来看，中国对日本作为需求市场的依赖逐渐下降（GVC_1），说明中国对外输出增加值的吸收方更加多元化，日本仅是吸收中国增加值的主要市场之一。日本吸收的中国增加值占日本吸收的全部外部增加值的比重在2014年之后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GVC_4），说明中国是日本外部增加值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增加值既有可能蕴含在直接出口的最终品和用于进口方最终消费的中间品中，也可能经过中间品多次流转，间接被进口方吸收。

其次，从日本作为供给来源和中国作为需求市场所产生的价值链关联来看，中国对日本作为增加值供给来源的依赖也在逐渐下降（GVC_2），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吸收外部增加值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投资的一些日资企业逐渐融入中国内循环，在中国市场创造本地增加值。同时，中国吸收的日本增加值占日本对外输出的全部增加值的比重在2018年以后出现明显上升（GVC_3），2020年和2021年达到25%以上，其余年份也在20%以上。这说明中国作为增加值需求方，也就是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特别是在重大外部冲击下，如地缘局势冲突、全球供应链振荡等，日本对中国需求市场的依赖将会更强。

最后，中日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价值链关联，在东亚区域内是关联度最强的组合。以2023年为例，将GVC_1、GVC_2、GVC_3、GVC_4 四个指标相加的结果是51.5%，我们以此作为价值链关联强度的总体衡量，既反映出双方作为供给来源的相互依赖，又反映出双方作为需求市场的相互依赖。按照这一衡量指标，中美之间为59.6%、中韩之间为47.5%、中德之间为28.0%、中越之间为43.3%、中印之间为26.8%，东亚区域内其他组合则更低；日美之间为49.7%、日韩之间为19.3%、日德之间为10.6%、日越之间为15.9%、日印之间为9.7%。可见，除中美由于双方均为超大市场规模而产生较强的关联之外，中日之间整体价值链关联度均高于与其他经贸伙伴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

（二）中日价值链结构互补性较强，且呈现出服务化趋势

如前述分析，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中，既包含来自本国的增加值，即DVA和RDV，也有使用进口中间品所包含的来自外国的增加值，即FVA。其中，本国增加值反映的是由本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本国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就反映出一国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地位。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产业技术密集度的划分，并借鉴研究中对所使用数据库的行业对应，本文将ADB数据库中14个制造业分为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其中，低技术制造业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纺织及其制品，皮革、毛皮和鞋类，木材及其制品，纸浆、纸张和印刷出版等；中技术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橡胶和塑料，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等；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化学及化学制品，机械及其他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运输设备等。

首先，从总体来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要高于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而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均低于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同类行业增加值比重。特别是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非常低，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2015年以后基本保持在8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日本对中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蕴含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中且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而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则有相当一部分蕴含在低技术制造业中。

其次，近年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2023年达到62.4%，而这一比例在2007年时还不到50%。结合上文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整体技术密集度较高，中日价值链结构呈现出互补性较强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蕴含的增加值也在不断提高，这是我国产业结构逐渐升级的结果。

最后，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中日出口结构也有所变化。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增加值比重最高的是电子和光学设备，其次是机械及其他制造业、化学及化学制品、运输设备。以2023年为例，上述行业所占份额分别为电子和光学设备（37.8%）、机械及其他制造业（19.4%）、化学及化学制品（15.1%）、运输设备（6.7%）。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2023年上述行业所占份额依次是电子和光学设备（29.6%）、机械及其他制造业（25.7%）、化学及化学制品（4.3%）、运输设备（2.8%）。可见，电子和光学设备是中日贸易中增加值占比最高的行业，双方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是，这一比例近年来有所下降，以往较高时双方均能达到40%以上，这反映出半导体、电子零部件等中日双边贸易的重要领域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较大。

除制造业以外，服务业在中日经贸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贸易的边界持续拓宽，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网络视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动漫、游戏、影视等文化服务贸易以及跨境旅游、医疗康养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研发、营销、物流、售后等服务环节深度嵌入产业上下游，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发关键。

通过测算服务业在中日增加值贸易中的份额可以看出：2007—2013年，中国主要通过承接日本加工贸易嵌入价值链，制造业增加值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份额上升，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则有所下降；2014—2017年，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份额保持在2.0%～2.5%的较低水平；2017年以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明显上升，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份额达到10.8%。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波动比较大，但总体呈上升趋势，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9.3%，2007年时仅为3.7%。服务业增加值份额的上升主要源自生产性服务业份额的上升，2017—2023年中国对日本出口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份额由2.3%上升至10.5%，而日本对中国出口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则由3.0 %上升至9.2%。

（三）中日均深度融入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国逐渐成为区域价值链的中心

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趋势下，中日均加大在区域内的布局，东盟成为中日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对象。同时，东盟国家依托地理便利性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承接着一部分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产业链。但是，外迁产业链的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品仍较为依赖中国供应链体系，中国国内产业链与外迁至东南亚的产业链形成自然嵌合、相互补充的关系。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体系的完善，包括中资、日资在内的在东南亚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和东南亚本地企业可以从中国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生产再向世界出口，而来自中国的这一部分中间品，既有可能是中国本地生产的，也有可能是从日本等贸易对象进口在中国生产再出口的中间品。同时，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扩大，一些在东南亚等地投资建厂的外资企业可以在东南亚加工生产面向中国市场出口，这些出口里面既有可能包含来自中国的增加值，也有可能包含来自日本的增加值。这样，中日就通过深度融入区域价值链，建立起更加复杂的价值链关联。

从中间品在贸易中的比重来看：首先，在日本对东盟的出口中，中间品占比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07年以来，中间品在日本对东盟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保持在70%以上，且在2019年以后呈上升趋势，2023年达到79.2%，相当于日本对东盟的出口接近八成均为中间品，这一比例比日本对中国出口时还要高。其次，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是以中间品为主，这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模式相比有很大不同。2007—2023年，中间品在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19年以后这一上升趋势更加明显，2023年达到75.9%，接近日本的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介于日本和东盟之间，为东盟产业链作为中国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逐渐向日本接近。最后，在东盟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来自中国的比例显著上升。2007年，在东盟进口的全部中间品中，来自中国的比重为7.6%，来自日本的比重为10.7%；2011年，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比重分别为10.0%和9.6%，中国开始超过日本。此后，中日差距不断拉大，尤其是2017年以后，中国所占的份额显著上升。2023年，东盟23.5%的进口中间品来自中国，说明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对中国供应链体系依存度较大。

对于一国的出口来说，除包含本国创造的增加值之外，通常还包括大量来自国外的增加值（FVA）。首先，在东盟对世界的出口中包含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外国增加值，这与其从中国和日本进口中间品相呼应。2023年，在东盟对世界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中国和日本合计占比达到30.1%，2007年时这一比例仅为17.6%。这一方面印证了东亚价值链的区域化属性在增强，另一方面说明了东盟通过承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进行对外出口，而在这些出口中隐含着中国和日本的增加值。其次，在东盟对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也包含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增加值。这说明，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中国、日本和东盟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状态。2023年，在东盟对中国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中国和日本合计占比达到30.4%；在东盟对日本出口所包含的全部外国增加值中，中国和日本合计占比达到28.6%。最后，从时间趋势来看，2011年中国在东盟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占比开始超过日本，此后中国的份额迅速上升。无论是东盟对世界出口，还是对中国、对日本出口，来自中国的外国增加值占比都能达到20%以上，说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联系更加紧密。

与此相呼应，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中国不仅是在直接贸易中连续多年都是日本、韩国、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也是提供增加值和吸收增加值的最大市场。2007年，中国和日本是区域网络的两个核心节点，权重大致相当，韩国次之。到2023年，中国在网络中的权重明显增强，成为最重要的核心节点，日本的权重相对下降，韩国次之。不仅如此，以中国为起点发出的关系，无论是增加值的输出还是增加值的吸收，2023年的权重都比2007年有所增强。这说明，中国日益成为区域价值链的中心，在整个区域网络中起到连接所有节点、保障网络稳定运行的核心作用。同时，可以观测到，中日之间的关系强度在区域内网络中一直是最强的，其次是中韩。这也印证了中日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价值链关联，且是东亚区域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一对关联关系。

在全球变局和东亚价值链重构的趋势下，中日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受到更多层面复杂因素影响。从经济因素来看，中日之间价值链的高度关联和结构互补将在较长时期内支撑着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区域供应链的深化和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也可以为中日合作提供机遇，但随着两国经济实力和相对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中日之间正由以往的产业链垂直合作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转变。从非经济因素来看，中日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受到政治因素和美国升级对华战略博弈等因素的干扰与裹挟，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恐受到限制。

（一）产业链垂直合作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演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比较优势的差异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的主要因素。根据经典的雁阵模式理论，在比较优势所产生的效率差异和成本差异下，“头雁”国家应选择在本国具有比较劣势但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从而形成各国间有梯度的产业分级，即“雁阵”。其证明就是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中国沿海省份以及东盟国家。这些经济体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形成“雁阵式”的发展梯队。

随着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进程加快，中日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以产业链垂直合作为主的机制逐渐弱化。从贸易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日贸易中的占比明显下降。中日产业间贸易日益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双边贸易集中在机电、电子及零部件等领域，特别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产品。这与前文研究的结果相呼应，且无论从中间品贸易来看还是从增加值贸易来看，中国在价值链上的位置都逐渐接近日本。东亚地区已由日本作为“头雁”的“雁阵式”产业体系演变为以中国为主要供需价值链核心的网络式产业体系，中国在地区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日益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枢纽。

比较优势差异的缩小、产业链位置的接近、成本驱动的弱化，使得中日之间不再是各自占据产业链垂直关联中的某些环节，而是向产业链主导权竞争转变。中日经济关系在继续夯实合作基础的同时，竞争性的一面日益凸显。近年来，中日都在加大对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争取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韧性。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对此，日本则将重点放在重新振兴半导体产业链上。2024年11月，石破茂内阁在其出台的首个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2030年之前，以财政补贴、担保贷款、政府出资等形式，为半导体和AI产业提供总额超过10万亿日元的支持，加快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技术研发，推动尖端半导体的量化生产。在此轮产业链竞争中，中日各有优势。中国具有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巨大的市场潜力、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以及在区域贸易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的辐射力；日本则在产业链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精密器械、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等具有控制力，并且这种控制力能够向产业链其他环节溢出。在此背景下，中日经贸关系将会基于新的竞争优势而进行演化和重塑，进而影响到其参与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模式。

（二）区域供应链深化与数字经济新业态创造新机遇

区域供应链的深化不仅源于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属性日益凸显，更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持续震荡，这就促使各国深刻认识到一个稳定的区域供应链的关键意义，而且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抬头加速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演变。对于中日经贸合作而言，东亚区域供应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球供应链频繁受到冲击的现实情况下，东亚区域供应链的紧密合作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

同时，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也为中日经贸合作开拓了空间。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拓展中日经贸合作的途径，打破传统贸易的地域限制和渠道壁垒，使得需求和供给更加匹配，在扩大需求规模的同时优化供给路径。根据WTO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中日之间的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额由2014年的138.1亿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80.9亿美元，在中日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2023年达到54.6%。特别是在跨境电商和新零售业方面，双方合作进展迅速。日本经济产业省2024年9月发布的电子商务市场调查相关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企业的跨境电子商务购买额达到2.43万亿日元，较上年增长5.6%，是日本跨境电商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中国的电商平台凭借先进的物流配送体系以及成熟的移动支付技术，吸引大量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优质产品也借助跨境电商渠道走向日本消费者。

随着中国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和需求不断升级，一些日本企业积极契合中国市场的战略发展方向与市场需求变化，深耕中国市场。例如，2024年，在日本占据优势的半导体等制造装置的对外出口中，有48.4%面向中国市场出口。2025年2月，日本丰田汽车宣布将在上海设立纯电动汽车和电池研发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潜力，强化本地布局，及时响应消费者需求。日本经济界认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将迎来科技的飞跃发展和相关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对零部件和材料等日本技术及产品肯定产生更多需求，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机会。因此，可以看出，依托区域供应链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充分发挥中国市场规模与需求升级的牵引力，将成为未来中日深化合作的有效路径。

（三）政治因素与大国博弈加剧敏感性和不确定性

聚焦到中日关系，随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和国际多边关系中的主导权与话语权逐渐上升，以及日本在区域布局中“头雁”地位的日益弱化，日本因战略焦虑而产生的竞争意识更加强烈。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措施，试图通过产业补贴、政策引导、规则限制等手段，促使企业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分散，并鼓励高端产业链回流日本国内。同时，美国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进行多层次的打压，严重干扰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在美日同盟的捆绑下，一方面是迫于美国压力，另一方面出于日本自身希望能够强化对华制衡的考量，日本不断深化在经济安全领域与科技领域的对美追随和协作力度。对于日本企业而言，就面临着美国“战略牵引”的压力，为规避风险、确保供应链稳定，可能会逐步分散对华业务，或者谋求以中国市场为中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两条平行产业链的配置，以免被动卷入中美博弈。这就意味着中日两国虽然可以在经贸领域继续推进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但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受到政治因素的裹挟和干扰。

受此影响，中日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有可能面临不确定性风险。日本国内一些观点认为，如果西方内部建立实质性技术联盟，日本必然加以追随，对高精尖技术及敏感产业进行“集中管理”，而只能在通用技术领域、公开技术量产领域保持对华合作。近年来，日本政府更是提出一系列旨在防止尖端技术外流的相关措施，并不断加码，大幅提高日本企业对华高科技合作壁垒。日本企业虽然有合作意愿，但也担心合作项目会受到美国制裁或者违背日本政府的限制，进而影响其他业务的顺利开展。由此，日本企业对华高技术合作的积极性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更倾向于在中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服务业领域开展中日合作，中日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广度和深度恐受到限制。

中日两国均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和日本都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不仅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有可能受到干扰，一些重点产业如中国的EV和通信产业、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产业等都会受到冲击。日本媒体指出，大肆宣扬“贸易逆差恶性论”、使关税战争升级的特朗普政府对整个世界经济构成风险，所谓“去风险”更应是去美国风险。长期以来，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这一定位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因此，应理性辩证地看待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外溢效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拓展中日双边和多边合作渠道，抓住东亚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机遇，抵消负面因素扰动，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为此，中日两国应尽量突出并放大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合作性”一面。诚然，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地缘因素的渗透难免对中日经贸合作产生影响，而相对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中国产业升级的加快，也使得两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日益接近，竞争性的一面日益显现。但是，也应当看到双方价值链结构的互补性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着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相互需求的高度关联使得双方在重大外部冲击下能够相互创造回旋空间。两国在数字经济、低碳减排、智能制造、金融保险、医疗康养、文化旅游、新零售业等领域仍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因此，两国应共同降低地缘政治变动的破坏性影响，利用和创设多边合作议题与平台，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化发展。可以基于相互需求的导向，引导双方企业进行积极对接，特别是鼓励日本企业继续立足中国市场，深度融入中国国内大循环，从而充分激发合作动力、拓展合作空间。

同时，继续健全完善中日间多层次合作机制，推动区域价值链高效整合。在制度建设方面，RCEP的签署和生效对推动中日加强区域经贸合作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然而，RCEP考虑到不同成员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更强调包容性，这虽然有利于成员国均衡发展，但规则水平也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对于经贸往来关系密切的中日两国来说，仍需要更高水准的自贸协定。从这一角度来说，巩固和升级RCEP成果，推进中日韩FTA谈判，推动中国加入CPTPP进程，在缩小规则差异的同时加强双方关于标准制定与认证、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使两国在更大范围内协调政策、优化资源配置，还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便于中日企业在区域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多边合作方面，充分利用东亚区域网络不断深化的契机，推进中日与韩国、东盟等打造三边、多边合作项目，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积极引导区域内各经济体共同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体系，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初审：顾晓欢

复审：陈玉梅

终审：陈顺成

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