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2年卸任广西都督的沈秉堃紧随各党派领袖进京的热潮，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寻觅新的政治机遇。沈秉堃自以为凭借“南系中人”的地缘关系、挂名同盟会的党籍资格、前清旧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以及旧立
沈秉堃进京竞逐内阁与民初政争风潮
撰文丨高翔宇
高翔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 要] 1912年卸任广西都督的沈秉堃紧随各党派领袖进京的热潮，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寻觅新的政治机遇。沈秉堃自以为凭借“南系中人”的地缘关系、挂名同盟会的党籍资格、前清旧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以及旧立宪派等各方力量妥协接纳的可能性，从而转化为竞逐民初政界的政治资本。基于此，沈秉堃先后介入提名选举陆征祥内阁工商总长、继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人选等政治争斗的急风险浪。其先是沦为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密议的牺牲品，再则因由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而败北，并潜在关联黄兴提议全体国务员入党问题。继而袁世凯“欲擒故纵”，嗾使京师军警界等各方坚请由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导致沈秉堃接连挫败。袁世凯纵横捭阖于各党各派领袖之间，成为最大政治赢家。沈秉堃进京史事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争错综交织的派系图谱。
[关键词] 沈秉堃 工商总长 内阁总理 内务总长 民初政治
1912年夏秋之交，前清广西都督沈秉堃进京试图跻身民初政坛，先是历经陆征祥内阁阁员投票选举之风波，继而与赵秉钧逐鹿内阁总理，后又遭遇内务总长任命之受挫，终逝世于拟出任浦口开埠督办之际。期间，沈秉堃无意间卷入民初各党、各派系争斗的漩涡，恰可作为观察民初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窗口。目前学术界对于民国元年沈秉堃进京这段史事尚无专门论述，本文拟在考订史实基础上，一方面考察沈秉堃组阁之说风行前后隐秘的各方人物关系，涉及袁世凯、宋教仁、黄兴、赵秉钧合作与冲突并存的权力布局，另一方面揭示背后党派关系的纵横交错，包括国民党成立前后的内幕、国民党内部派别的分野，以及国民党与共和党、袁世凯之间形成的政治结构与博弈态势，由此窥视“南/北系”地缘政治背景如何成为党派领袖政治投机的一种手段。除此，结合民初党派领袖进京与辛亥革命后政治重建这一宏观背景，探究他们从权力边缘介入权力中心、复而重返权力边缘的历史过程，及其寻找政治机遇以失落告终所隐喻的民初政争逻辑。
一、沈秉堃与陆征祥内阁阁员投票之风波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稳固政权、扩大统治基础、筹商共议北京临时政府内政外交诸事务起见，遂以吸收总统府顾问为名，招贤纳士。前清时期各派政治名流皆名列其中，既有革命党人，也有旧立宪派，还包括旧官僚，蕴藏着袁世凯缜密的政治考量：对于同盟会首脑孙中山，在于试探辞让大总统后之真实态度；对于握有军权和地盘的黄兴，意图解除南京留守府之兵柄；对于从革命党中分化而出的章太炎，旨在借用其组建的统一党瓦解革命派阵营；对于丁未政潮之际结成政敌的岑春煊，则有意营造不计前嫌的和气；对于自戊戌政变以来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希冀利用其旧立宪派的政治声望，另行组党对抗同盟会；对于独霸武昌首义之地的副总统黎元洪，期以将之“调虎离山”；对于旧立宪派领袖兼实业家的张謇，看重其政治地位及财政、盐政管理的才能。
在党派领袖受邀进京热潮的情势下，前清旧官僚沈秉堃也等待着共和制度下新的政治机遇。但与上述人物居于被动一方不同的是，沈秉堃进京则流露出施展政治抱负的主动姿态。沈秉堃，湖南善化人，光绪初年被选为四川江安县知事，前后在川20余年，调任云南按察使，旋升布政使，护理云贵总督。宣统初元，补广西巡抚，所至之处缉奸捕盗，能声大著。武昌起义爆发后，与王芝祥、陆荣廷促成广西和平光复，短暂出任广西都督后统兵北伐，担任湘桂联军总司令。共和告成，联军取消，遂暂驻上海。[１]1912年4月25日，沈秉堃在同乡黄兴介绍下加入同盟会，[２]26日，又被黄兴聘为南京留守府高等顾问。[３]期间，沈秉堃也收到袁世凯邀请来京予以位置的电报，称其长于吏治，熟悉边情，为不可多得之人才，并经由张謇劝驾。6月26日，沈秉堃抵京住六国饭店，次日往谒袁世凯。[４]
初入北京的沈秉堃便卷入内阁总长的选举风波，与唐绍仪内阁垮台及京师政局形势的演进直接相关。6月14日深夜，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用人、行政方面两相冲突，不辞而别，引发内阁危机。关于继任总理人选，同盟会内部存在不同政见，虽少数派认为不如改换超然内阁，但多数派力主政党内阁。同盟会籍国务员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王宠惠等四总长决定“以退为进”联袂辞职。20日，同盟会代表与袁世凯在谈话中表示，此次政界风潮缘于唐内阁杂糅南北新旧，“非纯粹政党内阁”之弊导致，“唯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如仍采混成内阁之制，同盟会会员惟愿不再加入”。对此，袁认为超然内阁为宜，实施政党内阁的时机尚不成熟，“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５]其一面委任海归之陆征祥为国务总理，以达超然党派之目的，一面安抚同盟会政党内阁未达之憾，思补同盟会籍人物出任国务员，以释群疑。兼有旧官僚与同盟会党籍双重身份的沈秉堃此际进京，恰合袁世凯新一届内阁布局人选之要求，被提议擢为国务员及工商总长。与沈秉堃一并提名者还有同盟会籍的孙毓筠与胡瑛。[６]据记者黄远生称，“三君者入京以来，与袁君最惬，又其所持主义稳健……皆曾面诺”，尤以胡瑛最喜，称“总统任命我决不辞”，而沈北行“本系奉总统之命，其时已值唐内阁解散之秋，总统与商组织，慨然应允”。[７]7月14日，袁世凯发布拟任沈秉堃为工商总长之电文。[８]
同盟会立即发电表示绝不承认，派魏宸组谒见袁世凯，阻止沈、胡、孙入阁命令生效。[９]与此同时，因提出3人未征得同盟会事先同意，宋教仁紧急召集会议，一面表示“仍须问沈等是否愿就”，嘱本党参议员“一律投不同意之票”，若勉从袁世凯超然内阁之议，“本党党员不入国务院之宗旨自不可变”；[１０]一面扬言沈秉堃等若应允出任阁员，即除其党籍。[１１]宋教仁抵制沈秉堃实基于保全党义，认为沈加入同盟会过晚，党籍资历较浅，由前清旧官僚蜕变而来，并不能代表本党利益，且容易造成脱党结局，无法胜任国务员一职。巧合的是，7月19日，陆征祥赴临时参议院演说，不涉政见，语无伦次，众人皆骇，当日投票讨论包括沈秉堃在内的拟任国务员人选，无一超过半数，皆遭否决。[１２]
值得注意的是，沈秉堃等投票落选结果的背后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暗中勾结的产物，此间两党正筹谋政党合并事宜。统一共和党领袖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皆希冀借助同盟会之提挈，乘势运动取得国务员职位，实现入阁猎官之志，[１３]因此在此轮投票中有意向袁世凯施压，“其大有力量，而又野心勃勃”。[１４]据各报暗中观察：同盟会也有意与统一共和党携手，欲间接推倒陆征祥，乘机改组为政党内阁；[１５]两党密议事成后联合组织政府，瓜分既得利益，商定总理及总长人选；[１６]此前陆征祥虽派人与吴景濂相商以交通总长为许，但吴景濂对交通事业素无经验，恼羞成怒，“遂与同盟会暗合”。[１７]宋教仁坚称暂无竞逐内阁总理之念，但须不变政党内阁之真义，“复述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１８]尽管如此，两党中拥有晋升愿望的“改组派”人士仍极力运动宋教仁竞逐国务总理。7月22日，两党开相互提携茶话会，提议未来拟举宋教仁为总理，由两党其他领袖各任总长：统一共和党以殷汝骊为财政总长，谷钟秀为司法总长，吴景濂为教育总长；同盟会以张耀曾为外交总长，魏宸组为交通总长；另保留一二总长之缺，“以羁縻共和建设讨论会中人，俾其不生反对”。[１９]不过，鉴于沈秉堃已无缘逐鹿此轮阁员竞选，袁世凯唯委任其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员，[２０]沈秉堃南下返沪。袁世凯及其支持者转而通过发表混淆视听的言论，或采取军警干涉的办法，重定陆征祥内阁人选。7月21日，章太炎趁势于统一党谈话会上演说称，为今救国之计，唯有解散临时参议院，[２１]向袁世凯提议毋如以徐世昌或黎元洪为总理，支持由共和党出面组阁。[２２]还有一些旧立宪派、旧官僚主张由张謇、刘人镜、汤寿潜、樊增祥、伍廷芳、严修等出任各部总长，以消解同盟会意见。[２３]22日，袁世凯将新任阁员名单拟交付临时参议院，为增加胜算起见，暗中唆使北京军警界通电威胁临时参议院强行投票通过，并痛斥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为人间败类。[２４]27日，除拟任工商总长的蒋作宾未得通过外，周学熙、许世英、范源廉、陈振先、朱启钤等阁员悉过半数。[２５]此外，统一共和党的临时倒戈也无形中导致了这一结果。会议前一日，该党领袖谷钟秀擅自做主，不顾同盟会反对，忽无端提议可自由投票。[２６]尽管谷钟秀此番私人之举颇受鄙夷，但同盟会鉴于扩张党势的需要，以确保在临时参议院中的席位优势，遂勉强应允维持两党合并计划，在宋教仁、吴景濂的积极主持下，8月8日晚完成签字手续。[２７]沈秉堃重返北京政坛得益于孙黄北上晤袁的契机，受袁世凯之托游说二君。两党举行合并仪式的前一日，8月7日，蛰伏一月有余的沈秉堃再次由沪入京谒见袁世凯，传递有关孙中山、黄兴即将乘坐海琛兵舰动身北上的重要情报。[２８]孙黄决议进京事宜虽经由各方磋商许久，但并未确定具体行期，沈秉堃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袁世凯在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称：“余前托沈幼岚君至沪，邀请孙、黄来京，疏通意思，共商要政。幸两君皆肯北来。”[２９]《申报》记者专门访谈沈秉堃往来京沪的内因。沈秉堃表示愿意助力孙黄北上，若使二人晤袁，南北意见“种种猜嫌均解释矣”。经由沈秉堃斡旋，孙中山答复“愿即日往京”，黄兴则谓“尚有经手垫用军饷款项未曾清理，稍须延迟”。忽一日，黄兴往沈秉堃寓所言及总统派张一麐“来沪邀我入京，决意一行”。沈秉堃信心倍增，称此番进京除总统密约外，也系国事危急催促，“譬如公司，我辈皆股东，总统为经理人，经理人在困难之时，股东无坐视之理……束装北来”，冀为政府“补于万一”。[３０]重要的是，沈秉堃注意到陆征祥经前述风波萌生退志，遂酝酿伺机参选国务总理，这注定将产生新一轮激烈的政治争斗。二、沈秉堃角力国务总理之失败
8月24日，就在孙中山进京当日，《神州日报》馆即发出电文称，“陆总理决意引退辞职……宋教仁、沈秉堃运动为总理之热颇炽”。[３１]继之，27日《亚细亚日报》透露袁世凯对临时政府继任国务总理人选之意向。据称，袁世凯虽拟从皆隶国民党党籍的赵秉钧、沈秉堃、宋教仁3人中择一，“但总统之意又以赵、沈二人虽隶同盟会党籍，而资格甚浅，又皆旧官僚，不易得同盟会之信任”，近来风传“独属意于宋教仁”之说，[３２]尤以旧立宪派、旧官僚掀起的舆论为甚。宋教仁为实现政治理想、推动未来之政党内阁而奔走，在外界看来确显政治家之运筹帷幄。自辞农林总长以来，宋教仁虽避居万牲园，却屡议宴请政界重要人物，且以刘揆一、范源廉为国务院内部策应，又暗中与袁世凯往来不绝，其自许建立一种以“联袁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内阁，“可名为条件的政党内阁，又可名为不完全的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看来，这种变通形式的组阁具有可行性，“一则尊重大总统军事、财政上固有之势力……一则同盟会改组在参议院中占多数……一则各省都督多隶该党”，因取接近袁世凯之方针，既不违反中央政府的宗旨及政策，又可争取同盟会之后援，还有助于地方各派势力的支持。[３３]适值孙中山北上晤袁融洽契机，宋教仁向袁世凯发出邀请加入国民党之议。期间，部分国民党、旧立宪派等各方颇有微词，或有意虚张声势称宋教仁曾函托总统府某秘书，“嘱其在总统前竭力吹嘘，若得总理一席自有相当之酬报”，[３４]或认为一旦促成袁世凯入党，宋教仁被推举为总理似顺理成章，或顾虑大总统仅挂名国民党党籍，未从制度设计层面改组内阁，不过掩耳盗铃，且易招致党争漩涡。[３５]9月7日，袁世凯宣告不入任何党派，以超然于各方。[３６]对于“宋教仁总理说”这一问题，袁世凯虽看重宋教仁能力，“但拟以内阁总理相属，似尚非其时”。孙中山在京期间也与袁世凯表示“对于宋内阁说亦未十分赞成”，[３７]并称“国家本无政党内阁之必要”，今取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由袁裁夺即可。[３８]反对原因可从两方面分析。就党内观之，孙中山北上通过会谈已在多方面与袁世凯达成政治谅解，此际的政治重心已转移至民生主义与实业建设，故规避政党内阁问题的表态。除此，孙中山虽名义主持同盟会与其他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但切实推动者源自宋教仁之力，故坚辞国民党理事长职务。然而，章太炎等旁人利用此事挑唆国民党内“反宋”情绪。[３９]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黄派”人士趁机运动黄兴当选，导致除临时参议院内“宋派”外，举宋教仁为总理实难得国民党全体赞成。[４０]就袁世凯观之，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逾越了其容纳的政治底线，“惟大总统鉴于唐绍仪之覆辙，不忍再以初造之国家，又陷于最危险之境域，故对于政党内阁一说，虽非绝对的不赞成，但不敢轻于尝试”。[４１]继而黄兴进京之际，袁世凯也表达相似看法，“遯初才华极为发越，惟临时政府期内可姑养望”。[４２]实际上，宋教仁虽自以为“和袁”之计，但生平并非袁派系中人，故任何变形办法的国民党政党内阁，终必不合于袁意。“宋教仁内阁说”遭遇否决后，“张謇内阁说”“熊希龄内阁说”“岑春煊内阁说”“黄兴内阁说”“赵秉钧内阁说”“沈秉堃内阁说”等猜测蔓延开来。不过，这些说法的可能性有多大，则需具体分析。一是始源于唐绍仪辞职初期的“张謇内阁说”，张謇虽于9月9日应袁世凯之邀入京洽谈，但只为整理盐务而来，[４３]或拟受政府实业全权委任，一时间并无投身政界之意，且所属共和党在临时参议院并不占大多数，不愿担此危险，熊希龄的意见也大抵相同。[４４]二是“岑春煊内阁说”，丁未政潮以来双方政敌关系尚未冰释，显然袁世凯发出北上邀约不过故作和解姿态。[４５]三是“黄兴内阁说”，黄兴进京虽为解决内阁形式问题而来，但自遣散南京留守府军队以来，“素尚谦让，亦无此意”，况国民党内“亦愿先生暂尽力于社会”，而非陷入政治斗争漩涡。[４６]四是“赵秉钧内阁说”，最初并未占据上风，因袁世凯以外界“多议赵氏为己之旧人，若提出恐招猜疑”，暂一度搁置。[４７]首先，沈秉堃既在旧官僚派中拥有相当声望，又挂名国民党党籍，具备调和新旧各方的政治资格。《亚细亚日报》观察称，沈秉堃前清起身州县，任至督抚，最富政治旧经验，革命胜利后隶籍同盟会，与黄兴同为湖南善化人，结有乡谊之交，又不至招孙中山反对，而共和党也深觉其稳健老练，“临时政府期内本非纯粹政党内阁，若以沈君继任……亦大多数表示赞成之意”，故被认为有望可得旧官僚、国民党、旧立宪派等“完满之通过”。[４８]其次，沈秉堃运动各方尤为得力，积极筹谋竞逐国务总理事务。自竞逐工商总长失败后，沈秉堃奔走南北各方，往来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之间，颇似“骑墙派”。[４９]8月25日，在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沈秉堃与于右任、张继、胡瑛、唐绍仪、孙毓筠等30人当选国民党参事。[５０]28日晚，总统府公宴孙中山，沈秉堃与孙毓筠、吴景濂、章太炎、王赓等作陪。[５１]9月8日，黄兴由沪进京途经天津，沈秉堃与王赓、哈汉章、唐在礼等被袁世凯指定为欢迎代表，拟“赴津预备招待一切”。[５２]此间，范源廉至临时参议院，与议长吴景濂协商将来提出沈秉堃“是否可以通过”，向各议员征求意见。据称，9日下午，部分国民党议员在财政学堂开会，多数对沈秉堃“尚无甚异议”。[５３]嗣探之共和党议员，该党由于素主提携政府“亦不反对”，据称“大约不久即以沈君提出也”。[５４]最后，除了政治身份的特殊性外，沈秉堃还契合政府当局对于内阁形式的政治意志，尚在袁世凯的接受范围之内。为应付国民党力主政党内阁之呼声，袁世凯认识到如欲求临时参议院通过新总理，“非用国民党人不可”。[５５]沈秉堃名义上拥有国民党党籍，但党派关系尚在模糊之间，还可保全旧立宪派与旧官僚的政治颜面，不致临时政府期内再因党争问题而动摇国本，并且在旁人看来，袁、沈二人交情未深，不致沆瀣一气。[５６]据特别报告称，对于袁世凯而言，维持稳定是当务之急，此次无改组内阁之意，“不过仅看作总理补缺耳”。[５７]沈秉堃承诺不执行纯粹的政党内阁，并于9月13日明确表示，“就职后不必另行改组国务院”。[５８]《神州日报》记者评价称：“沈为满清老吏，圆滑异常，只要有总理，无论如何条件皆可承认，即允之袁。”[５９]
鉴于陆征祥9月15日病假届满后将递交辞呈，袁世凯须着手召集各顾问及参议员讨论继任总理问题。[６０]9月10日，袁世凯亲笔密函一件，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往迎宾馆送交孙中山，磋商以沈秉堃为人选，称只更替总理一人，各国务员仍司其旧。[６１]就在前一日，孙中山被任命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又有三万金一月”，应允“竭力在本党鼓吹沈内阁”。[６２]12日，黄兴入京次日，袁世凯在会谈中也与之议定沈秉堃内阁问题，拟委派其疏通国民党干事会成员及议员之感情。[６３]黄兴认为沈、袁关系稍疏，“便于牵合总统”，还有助于利用其国民党党籍身份，为日后酝酿变形的政党内阁而张本。[６４]
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袁世凯提请临时参议院审议之际，候补总理沈秉堃一事恐将流产。9月16日，孙中山离京前一晚，国民党特开理事、干事两部会议，“讨论对于沈氏之赞否”，孙、黄二人劝告党员赞同，当场遭遇反对，谓决不承认。[６５]18日，旅沪国民党支部也通电“反对沈秉堃为国务总理”，孙、黄力劝无效。[６６]原来，黄兴一时疏忽，“未曾将已负有扶植沈内阁之责先行报告”，因此“甫出于口”便遭宋教仁带头质疑，称“国民党不当使性质不明瞭之党员出而尸补缺总理之任”。[６７]沈秉堃在国民党干事会上被否决，一方面，与前述反对提名沈秉堃为工商总长的理由相似，宋教仁认为沈秉堃当选国务总理，违反了国民党的根本宗旨。尽管暂时无法贯彻国民党组织政党内阁的理想，但宋教仁无法容忍仅挂名党籍的沈秉堃，称其政治信仰不足，极有可能破坏国民党党义，更无从谈及贯彻政党内阁精神。[６８]另一方面，宋教仁还需顾及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利益。据《申报》观察称，旧统一共和党吴景濂、谷钟秀等与宋教仁连合一气，“半出于利用宋为总理，间接求得国务员者之鼓动”，遂有“宋派”二字由来。[６９]该党参议员甚至扬言：“沈氏在某党即为某党之污点，国民党将削其党籍，岂有赞成其为总理之理？”除此以外，“沈秉堃内阁说”虎头蛇尾的结局，也与袁世凯离间黄兴、宋教仁存在潜在关联。黄兴在总统府晤谈之夜，谈及国务总理候选人时表示，从沈秉堃、宋教仁中任意择一皆可。实际上，黄兴同时推荐沈秉堃与宋教仁，是一种策略性的应变对答，此间国民党与袁世凯正处于互相示好的微妙关系阶段，若直接表明支持宋教仁的态度，难免引起袁世凯的忌惮，而并列提名仅挂名国民党籍的沈秉堃，相对贴近袁世凯的心理预期。有鉴于此，黄兴作暧昧之表示，将总理人选决定权交予袁世凯，并遽为称善袁世凯所谓毋如令宋教仁“暂行养望”，俟“将来国会成立之后，总理机遇无穷，何必在临时期内乘潮进退，无益大局，有损个人，不若径任沈秉堃”。[７０]不料，袁世凯事后有意将密谈内容遣人透露，宋教仁闻后“大失望”，竟感自己为革命奔走多年，在黄兴心中不过与沈秉堃居于相等地位。[７１]经此风波，宋教仁遂再行变通亲袁主义策略，力主同样挂名同盟会党籍的赵秉钧当选，成立纯粹的袁派内阁。[７２]他误以为若任用北洋系旧人，或可体仰袁世凯心意，结好于政府当局，试图未来迂回实现政党内阁。[７３]然而，宋教仁未能意识到国民党与袁世凯在共和建设上根本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其通过与袁世凯联盟，从而实现政治理想的企图，必然归于失败。对此，旧立宪派及旧官僚趁势兴风作浪，散播国民党内暗中涌动之“孙黄宋暗潮”的言论。记者进行了各种揣测，无意干预政治而专心投身社会建设的孙中山一派为粤系，孙表示“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７４]掌握实权的宋教仁、黄兴两派为湘系，但各自势力分属参议院内外。前清革命党秘密结社时期，与宋教仁相比，黄兴革命资历悠久，军事力量最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未能博得国务员一席。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省诸人多不肯入京参加唐绍仪内阁，宋教仁却利用时机取得农林总长，极力扩张同盟会势力。据称北省中人流行一种虚张之辞，称非与同盟会联络，或不能入仕，或有勾结宗社党之嫌疑，故为保全自身起见，多附宋派。[７５]宋教仁周旋各派之间，知“政界运用之中枢唯在内阁”，党势既大，“务使袁氏非国民党不能组织内阁，即非宋氏不得组织内阁”，尤其五党合并成立国民党，“论功行赏宋氏实为第一”。[７６]诚然，上述“黄派”与“宋派”之间的矛盾不免有被渲染的成分。黄远生的观察相对客观，“据宋教仁君对吾侪友人中所语，则谓此皆异党所臆造……若首领先自有系，则部下不将日日斗殴乎”。[７７]国民党内部试图消解反对派有关黄、宋暗争潜流传说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为显示重视宋教仁“长于外交之才能”，黄兴向袁世凯特别提议，推荐宋教仁担任驻日代表，称“惟必须多资宋金，使宋大展其手腕，在国际外交上活动运动，承认民国”。[７８]另一方面，宋教仁致函北京各报馆否认“内讧说”，称“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其改组国民党完全为挽救危局起见，“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７９]此外，国民党北京本部机关报《民主报》在回应沈秉堃内阁流产原因时称，绝非“宋教仁之妒嫉”，不过别有用心者“实欲挑拨他党之恶感者也”，本党对于沈、赵孰为总理均表赞同，沈、宋皆光明磊落之人士，并将沈秉堃落选解释为主动力辞，“国民党员亦钦佩其让德……宋君与沈君有争内阁之事……真呓语也”。[８０]袁世凯处心积虑的国务总理人选实为赵秉钧，不过先待抛出沈秉堃无效后，再行顺水推舟之势。其先前本有意将代理陆征祥职务的赵秉钧咨请参议院通过，嗣因赵秉钧阻止而“暂且从缓”。[８１]凑巧的是，9月16日，赵秉钧出席临时参议院的一番演说，颇得各方好评，“固已有一群人希望赵氏即由代总理而为真总理者”，成为“赵秉钧内阁说”重新抬头的重要契机。[８２]在袁世凯看来，鉴于今日党争剧烈，“始终不主张政党内阁，此次之改组不过更动国务总理……其余各总长均无连带关系”，不如以熟悉吏治之赵秉钧为宜。[８３]只是，赵秉钧虽可趁此时机补缺国务总理，“然又以为不可出之太易”，因此行坚辞不就之礼。18日，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委任赵秉钧当选问题，后经由梁士诒“履行劝诱之形式”，赵方慨然允任。[８４]20日，梁士诒复至共和党处征询意见，称“总统原拟任沈秉堃为总理，因国民党反对，刻决定易以赵秉钧，惟赵亦隶国民党籍”。共和党代表表示，凡“不至别生枝节者，本党向无他项之意见”。该党是旧立宪派的集合大本营，与袁世凯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如是答复自然不逾料想。[８５]21日，国民党亦开职员会，“结果仍是赞同者居多数”。[８６]至于黄兴何以接受此项方案，则基于袁世凯提议的补偿性办法，即勉任沈秉堃接替赵秉钧为内务总长，并请其亲自代为敦劝。值得注意的是，此间北京政界风行的“南北系”之说，致使赵秉钧内阁即将提出参议院之际发生了一场小波折。据9月19日《亚细亚日报》称，沈秉堃组阁本已陷入绝望，“乃无端而有南北系之讨论发生于总统府”，影响及于袁世凯与政界高层之心理。[８８]所谓“南北系”，“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８９]即并非指国务员本人出身之地方，而在于政治利益所属与政治立场表达。总统府召开会议商诸国务员，有人称，现在国务院中均为北系人物，南系只有刘揆一，若任用北系之赵秉钧，恐再生南北恶感，不如仍用南系之沈秉堃。沈秉堃组阁一时似显复活之势。[９０]闻此，赵秉钧表达退志，“我并不望做总理，且此种关系甚属危险，尤出我意料之外”。[９１]尽管总统府公文业已于9月19日办妥，但经此歧路风波，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事宜迟至3日后始行交付临时参议院。如尘埃落定，则其原先担任的内务总长一席可另觅他人。[９２]其实，此前即有人向袁世凯进言，沈秉堃与赵秉钧同隶国民党党籍，“若任赵继为总理，而以沈长内务部，必易通过”。[９３]国务员范源廉、刘揆一等附议，理由仍不逾“南北系”风说范畴，“国务院中无熟悉南方情形者，非令沈加入不可”。[９４]只是，新内务总长本应拟与新总理同日提出参议院，但经各方开会研究，“如新总理不能在参议院通过，则赵总长仍内务之旧……于新总理未通过前，遽行提出新内务，于手续上未免不合”，故袁世凯决议先通过赵秉钧，再行提出沈秉堃补缺内务总长。[９５]9月24日，临时参议院投票，赵秉钧当选国务总理。[９６]一波三折的是，如依事先约定，由沈秉堃接掌内务总长似不成问题，但国民党干事会仍有异议。总统府亲袁秘书、统一党领袖王揖唐乘机索求内务总长一席。[９７]25日，赵秉钧推荐王治馨候补，但为平衡政府与国民党关系起见，袁仍力主沈秉堃。[９８]几与第三任国务总理产生同时，即发生内务总长仍由赵秉钧兼任一说。9月25日《亚细亚日报》刊登消息称：“北京警界以赵总理办理警务日久，尤不愿更易他人……赵氏大有以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之势。”[９９]两日后该报又报道，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禁卫军、巡警等各界均表露挽留赵秉钧之意，事发内因缘于多数乃系赵之旧属，不欲他人掺夺其位，恐其离任，“内务于各人地位上或发生他种不利益之事”。[１００]除此，参议院中不少议员也以赵秉钧熟悉北方情形，富于政治经验，“故于兼任之说，亦无反对之意”，王揖唐则见势作罢。[１０１]
至于宋教仁，除了无法接纳沈秉堃出任总理外，对其出任内务总长也不表苟同，而默认由赵秉钧兼任该职。[１０２]实际上，宋教仁与沈秉堃并无过节，只是考虑到在内务治理能力方面沈秉堃不及赵秉钧。基于政局形势的判断，宋教仁认为前清时期赵秉钧在直隶地区办理警务颇为得力，若以国务总理的身份兼任内务总长，既能维持北京治安的稳定，又有利于国民党势力的发展。《民主报》也刊文表示，“现在内务部正在办理国会选举事宜，不便更易生手，故内务总长一缺暂由赵内阁兼理”。[１０３]况且，宋教仁与赵秉钧系唐绍仪内阁时期的同僚，二人之间并无恶感。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称，唐绍仪内阁解体后双方仍有交通往来，宋教仁屡赴农事试验场国务院密室，与赵秉钧通宵磋商交谈政党内阁及北洋政府诸问题。[１０４]
有鉴于此，宋教仁开具一份消极条件，9月26日，其主导国民党主任干事会决议，“视各国务员均加入国民党之主张能否见诸事实，以为同意沈氏之标准”，否则无论提出何人皆不予通过。[１０５]可见，宋教仁就内务总长人选向黄兴施压棘手难题，因此随后始有黄兴邀请全体国务员入党事宜发生。一方面，黄兴先请梁士诒将“国务员能否加入本党一层明白答复”，由此方能决定对补缺内务总长的态度。[１０６]另一方面，为急速凑成形式上的政党内阁，黄兴冒着被指责“不伦不类”内阁的舆论压力，提议国务员皆挂名国民党党籍，甚至可允许跨党为调和条件，以应对宋教仁所提之要求。10月3日至4日，黄兴连续大宴各国务员，遍发党证，酒酣之际演说政党内阁真义。至其离京前夜，除范源廉、周学熙不入，其余各国务员碍于情势勉强敷衍乃挂名党籍，数日之内所谓国民党政党内阁初具规模。[１０７]对此，《新纪元报》评论称：“现在黄克强之政党内阁业已形成，宋派虽欲反对，然而无可藉口，而共和党以维持政府为宗旨者，自不虞其反对，沈氏此席大有把握。”[１０８]意味深长的是，赵秉钧的态度颇显暧昧，称不知政党为何物，名目各异的党派皆曾发来过入党邀请，此前加入同盟会会籍，或系秘书代为填写党证。[１０９]沈秉堃见势心灰意冷，无心竞逐内务总长。9月28日晚，沈秉堃在谒见袁世凯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请勿提名。[１１０]对此，袁世凯政治操弄的“两面派”手法显露无遗：一面对外声称“内务一职现无相当之人才”，维护地方秩序安定为先，拟仍以赵秉钧兼任为妥；[１１１]一面私下又嘱阮忠枢再度敦请沈秉堃担任。[１１２]10月5日，黄兴离京言别之际“亦谆谆以不可固辞相嘱”，沈秉堃却认为当初总统提议时尚有活动余地，现感伤宦海沉浮，知难而退，“决意不就”。[１１３]6日，袁世凯复邀沈秉堃往来总统府重申前议，但鉴于接连受挫，沈“力辞不受此任”。[１１４][１１５]戏剧性的是，10月13日投票准备就绪之际，北京警界称唯有赵秉钧办理警务得宜，忽联名上书挽留，京师商会亦以今春北京兵变纷扰时“赵氏对于商民抚恤有方”为由，力陈“不欲其解内务之任”。[１１６]逊清皇室隆裕太后曾致书总统府，言及内务总长非取资历成熟的赵秉钧不可。袁世凯闻此干涉情形，急令暂停次日参议院之投票，致使沈秉堃内务总长“复活”之曙光再加顿挫。《中华民报》道出袁世凯隐藏的秘密，一面宣言欲任沈秉堃为内务总长，一面暗中授意军警界反对。如此，其私党赵秉钧兼任事宜便水到渠成，更似出于迫不得已的形势，“非我也，军警也，吾为维持治安，不得不就”，以塞外界悠悠之口。[１１７][１１８]除此以外，《亚细亚日报》记者还透露所谓“内部消息”，提醒政界注意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干预内务总长问题上的秘密用意。一方面，外界虽传闻总统府秘书厅已将沈秉堃出任内务总长公文缮好，但实并未正式送出，俟“军警连日均有函诘问”，则顺势延宕，令“沈内务之呼声乍扬而又咽矣”；另一方面，梁士诒本人欲取得交通总长，唯有先行安置现任该职的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并承诺事成后委任国民党籍的魏宸组为交通次长，再经由魏嗾使国民党参议员出而反对沈秉堃，从而变相促成否决沈通过之结局。[１１９]尽管这一风说缺乏充分的论据，但梁士诒“极力拉拢孙、袁、黎、黄，使之合拍”，[１２０]确显示出擅于玩转各方的政治手腕。其借助同乡情谊，成为孙中山进京期间在总统府内可信赖之人，二人就党争与时局问题多有磋商交流。[１２１]孙、袁十余次会谈期间，梁士诒全程陪同在场。适逢黄兴进京之际，其又暗结联络，收拢粤派党员之余，也使黄派党员心悦诚服。其还表现出为国民党“运筹决胜”的假象，如充当黄兴邀请杨度入党的幕后主使，并建议可借助杨度与袁世凯之私交，以亲袁主义为实现国民党政党内阁之计。[１２２]沈秉堃拟任内务总长之波折，发端于宋教仁之阻滞，以黄兴邀请各国务员入党为国民党参议员通过之条件，某种程度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分歧。尽管如此，黄兴杂凑变形的政党内阁毕竟形式上达成，国民党一方感情总算得以疏通，但未曾料及连遭北京军警界、商界、逊清皇室等抵制。有评论称，沈秉堃历经工商总长、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之失败，官途可谓倒霉至极。[１２３]沈秉堃自辛亥鼎革之际离任广西都督，至共和成立奔走于桂林、上海、北京等南北各地，从政治舞台边缘一度接近最高权力中枢，终因卷入民初政争的漩涡，返回政治话语的边际角落。这是共和元年党争权势的分野之于沈秉堃参与政治索取的代价。为宽慰政治斗争失意的沈秉堃，袁世凯试图施予“亡羊补牢”的精神弥补。10月23日，《民主报》报道称，袁世凯拟任命沈秉堃为贵州都督，但沈以临时政府期内黔省“不宜数更都督”，且省制问题尚未解决，谢绝“不必多此一举”。[１２４]同日，南京卫戍总督徐绍桢上书力保沈秉堃出任浦口商埠督办，“浦口开埠，荒地千顷，有利可图，有钱可赚”。[１２５]袁世凯表示器重，称沈干练老成，为民国重要人物，“浦口自开商埠，事体重大，督办一席，非沈君莫属”。沈秉堃不甘赋闲在京，勉强允任。其实浦口并未开埠，如此安置职务不过虚位以待，但其仍求积极之法，“一切工程力求坚实”，当即招揽有学识、阅历、耐劳之人襄助，拟先行“精选洋匠，绘图包修，至其他警察卫生及各种文明建设，均虚心访求”。[１２６]然而，10月29日，政府委任沈秉堃浦口商埠督办命令一经发出，[１２７]政界又生一番新揣测。有传言者称，沈秉堃将借助浦口一席，进而窥视猎取江苏都督，并有取代现任苏督程德全之意。不明真相者就此讨论，认为仅凭沈秉堃的声望才力，恐“难资镇摄”南方大局。在京江苏官绅纷起反对，一度“颇形恐慌”，后程德全出面辟谣始告罄。[１２８]另值得一提的是沈秉堃列名参与的宪法研究会。11月8日，据《亚细亚日报》报道，京师政界原有一批政客“思立一新政党”，可招揽国民党、共和党等各党派领袖或无党籍人士，并邀沈秉堃、杨度、胡瑛3人出面主持。对此，杨度、沈秉堃等共同劝说“政党非仓促可以办成”，况新党无一支部，无一议员，空有党名，“此时各党林立，地盘稳固……决无新党可以发生之余地”，毋如集合团体从事于宪法研究。有鉴于此，各政客将之改名“宪法研究会”。沈秉堃与杨度、胡瑛等虽未居发起人，但允诺挂名赞成人，列名出席相关座谈会。[１２９]袁世凯的反应耐人寻味，表示宪法问题关系甚重，“非详加讨论不足以资完善”，须荟萃研究法律学理之人才。[１３０]此际各方紧锣密鼓地酝酿正式国会召开前夜的诸项事务，该会虽表面上标榜“纯粹学会性质……宪法颁布之日，本会即行解散”，但根本用意在于为政府当局密谋修改临时约法做铺垫。[１３１]沈秉堃加入该会本质上仍是旧官僚、旧立宪派服务于袁世凯统治意志的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宋教仁何以始终力主警惕沈秉堃政治立场的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11月28日晨7时，沈秉堃于杨梅竹斜街鸿升店内忽然逝世，年仅52岁。噩耗发出后，京师知者无不扼腕痛惜。袁世凯特遣军官吊唁料理其身后事宜，并令稽勋局“从优照上将例给恤，以彰勋绩”。[１３２]沈秉堃一生为官清廉，用财极简，自住鸿升店一小室间，仅携侍仆一人，卒时只有胞侄与幕客二三人在旁。[１３３]并且，浦口商埠督办委任令发布后十余日，沈秉堃未动用公款一文，“所领浦口开办经费概算书，每月仅定二千五百元，连己身薪水、夫马一并在内，刻苦自励”。[１３４]党争漩涡的变幻莫测，派系分野的争斗倾轧，民初政坛的风云际会，对于沈秉堃而言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换言之，民元进京的沈秉堃演绎了一场失败的政治投机，走向了生命黯淡的终点。
四、沈秉堃与民元党派领袖进京政治博弈
通过史实考订与重建1912年沈秉堃进京竞逐内阁这一史事，可以作为窥探民初政争中鲜为人知侧面的重要切入口。沈秉堃自认为前清的履职经历可赋予其“调和居中”的政治身份，甚至有能力驾驭兼顾旧官僚、旧立宪派、革命党人三方政治利益。一方面，沈秉堃于护理云贵总督期间创办讲武堂，在配合清廷推行立宪运动的同时，还培育出大批革命党人。为实施新政进行军事改革，清廷命令各省选拔留日学生入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时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的李根源，早在1905年即与黄兴、孙中山相见于东京、横滨，不仅列名同盟会成立第一次开会签名册，而且奉孙、黄之命在东京组建大森体育会，为革命党人讲授军事学。1909年，沈秉堃电调云南留日学生李根源由日回滇，主持编练陆军第十九镇，负责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他“颇信任”。[１３５]李根源招揽的任教者或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或为留日归国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使得讲武堂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担任过教员的同盟会会员唐继尧、李烈钧以及响应革命风潮的蔡锷等在共和光复后成长为贵州、江西、云南等各省都督。[１３６]另一方面，在沈秉堃看来，“南系中人”是其地缘政治优势，这一判断则基于唐绍仪内阁解体后，国务员高层亟需补充“南系”人选。沈秉堃既与黄兴为湖南善化的同乡关系，又在其介绍下入党，[１３７]加之拥有任职南方诸省督抚的资历，看似符合“南系”利益。辛亥鼎革之际，担任巡抚的沈秉堃与革命党人达成了广西和平光复的政治谅解，一度被推举为都督，发表广西独立通电，改咨议局为议院，添设临时议员，一定程度上有功于革命，具备从旧官僚主动蜕变、转向赞助共和的外界形象。[１３８]然而，沈秉堃却“事与愿违”，终以“两不讨好”上演了民初北京政界“一波三折”的政治闹剧，症结在于他未能彻底厘清黄兴、宋教仁、袁世凯、赵秉钧等新旧各方的权力布局。首先，国民党是一个重组的政党，缺乏绝对高度的政治忠诚。五党之间磋商一月有余便仓促合并，政治目的并不纯粹。如岑春煊即表示改组后的国民公党与其宗旨不合，宣告脱党。[１３９]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主要基于党势扩充的急切心理，统一共和党领袖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等期以借力于宋教仁，赢得接近政权的机会，实现入阁的政治野心。宋教仁力主政党内阁，某种意义上也遵循了双方达成政治联盟的协定。沈秉堃虽挂名同盟会党籍，却出身旧官僚，既不具备与革命党人的合作共识，同时又妨碍统一共和党领袖晋升愿望的切身利益。因此，临时参议院中两党相约否决沈秉堃出任工商总长，联合导演了一场陆征祥内阁阁员选举之风波。[１４０]沈秉堃于首轮投票环节遭遇淘汰也在情理之中。其次，袁世凯提议沈秉堃继任国务总理蕴藏着虚与委蛇的政治操弄。实际上，袁世凯有意在黄兴进京前后抛出沈秉堃，除了结好黄兴以外，也要防止宋教仁势力抬头。其谓宋教仁须于临时政府期内“养其声望”等说辞，利用的恰是国民党内派系之间微妙的关系。尽管“黄派”与“宋派”的矛盾并不等同于黄兴与宋教仁个人的感情，但在内阁总理人选问题上，黄兴将沈秉堃与宋教仁并列提名，却被袁世凯有意挑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黄派”与“宋派”的隔膜，导致沈秉堃不能于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沈秉堃逐鹿内阁总理无望后，复生内务总长挫折之波折。一方面，黄兴邀请全体国务员入党之举，还潜藏着宋教仁施加的压力，即以此为投票通过沈秉堃出任内务总长之重要前提。另一方面，赵秉钧之所以最终竞逐胜出，乃因其长期执掌北洋系内务，唯袁世凯是从，代表北方政界“旧派”的利益，拥有稳固的政治基础。军警界、商界各方以赵秉钧镇抚有效为由，联名请求由国务总理兼任内务总长，便不难理解。沈秉堃失败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治生态的多重面相，既是考察国民党内部分歧的一个视角，也是解读各方人物复杂关系的一个维度，包括袁黄关系、袁宋关系、袁赵关系、袁沈关系、沈黄关系、沈宋关系、宋黄关系、宋赵关系等，因此有必要将沈秉堃进京置于民元党派领袖进京及其政治博弈的学术视野进行讨论。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所争焦点包括都城地点、内阁、宪法等问题，根本上涉及前清各派权力关系的二次分配与政党派系的重组。进京的党派领袖一面权衡各自拥有的政治资本，一面寻觅政治机遇。齐聚京师的各派政治人物，日日忙碌于各种欢迎会、茶话会，四处演讲，看似汇合凝聚力，寻找共识度，但并非基于业已产生的感情。他们建立一蹴而就的契约，仅是等待未来可能的合作机会。在共和体制下，彼此均徘徊观望，究竟哪方势力值得投资，可以成为自身利益的同盟者。各方之间也是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决定着对待革命的立场，以及对待袁世凯政府的态度。
民初受袁世凯邀请的党派领袖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政治判断而一度举棋不定者，代表性人物有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以及旧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袁世凯作为发出邀请的主动一方，党派领袖处于被动位置，他们最终选择入京晤袁，则是不愿失去此次难得的政治机遇。笔者曾围绕孙中山、黄兴北上晤袁以及梁启超归国等问题展开过较为充分的论述，不做赘述。除此，张謇在民初政局的激变中表现出“不变”的政治智慧，清末虽发起预备立宪公会，是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但能够在武昌起义后顺势而变。张謇考虑的核心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遂以实业家的身份参与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实业部部长，但参与革命党政权并不等同于认同革命。从这个层面便可以理解其缘何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一筹莫展之际，并无意有所作为。北京临时政府组建初期，张謇全身而退，1912年上半年，冷静观察革命大风暴过后的共和气象，注重棉铁主义，巩固大生纱厂，将重心放在办理南通地方自治。张謇的敏锐恰在知晓可以将实业家这一身份作为介入政治的筹码，且俟地方秩序恢复、资本积累稳步上升后，再行考虑进京时机的问题。9月9日，张謇抵达北京，旨在调和南北，宣讲实业主张。其于政争形势尚不明朗之际，既不表现出明显的亲袁主义，也不排斥孙、黄等革命党人，虽意在迎合各方，但并不进行深入探触，而是扮演着居中斡旋的角色，力促国民党与共和党之间走向某种程度的和解。除此，其日常游走于一些演说活动，上呈《改革全国盐政计划书》，根本目标在于确保财政地位不因民初政治斗争而受损，并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资本，把握住财政命脉与政治风险的关系。[１４１]第二类是认准自身政治筹码，明确所属集团占据的战略位置，坚辞北上进京者，代表性人物有岑春煊、黎元洪等。前者无法释怀与袁世凯的恩怨，这表明清季以来各方复杂、对立、分化的关系短期内无法根本冰释。后者深知武昌首义之区在南京、北京之间居中的地缘优势，通过武昌一地的政治格局，形成对政府当局与革命党人的双重制约，在斡旋中收获渔翁之利。1912年4月9日，适逢孙、黎会晤畅谈欢洽之际，遂有袁世凯急于发出北上电请事宜。[１４２]然而，黎元洪扮演“双面人”的角色，一面赠予“回敬之礼”，发表支持“军民分治”的通电，迎合袁世凯瓦解革命党人权力的心意，一面却与袁世凯保持“即若即离”的暧昧关系，以武昌地方未靖为由而屡次婉谢进京，此外还“借刀杀人”，除去心腹之患张振武。[１４３]第三类是急于事功而居于主动且有满腔政治热情的进京者，代表性人物有章太炎、沈秉堃等。章太炎从革命党人中分化出来，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的关系稍显复杂，[１４４]拟另撰文探讨。身为旧官僚的沈秉堃不甘从民初政坛中出局，入京则为政治投机而来。遗憾的是，民国元年党派领袖进京政治博弈的实质是各树党援、投石问路。沈秉堃一面亲近黄兴，一面交好于袁世凯。然而，沈秉堃仅能获得国民党内少数人支持，又与袁世凯并无实质交情，且在北方地区缺乏必要的人际根基与权力基础。其盲目逐鹿内阁竞选，在政治争斗中缺少冷静与从容，惨淡失败的背后折射出民初政界的人物网络与政治图谱，揭示了民初民主政治幻灭的必然性，隐喻了各派党争从合作走向离散的潜在逻辑。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沈秉堃溘然长逝矣》，《亚细亚日报》1912年11月29日第2版。
[２]《南京同盟会电》，《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2版。
[３]《致沈秉堃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8-169页。
[４]《沈秉堃到京》，《神州日报》1912年7月3日第4版。
[５]《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６]《六部改组之各面观》，《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14日第2版。
[７]黄远生：《乔装打扮之内阁》，《远生遗著》（2），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6-67页。
[８]《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15日第2版。
[９]《六部长暂缓提出》，《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16日第2版
[１０]《新国务员之脉络观》，《申报》1912年7月20日第2版。
[１１]《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16日第2版。
[１２]黄远生：《陆总理演说后之政界》，《远生遗著》（2），第68-70页。
[１３]《请看今日之中国》，《新纪元报》1912年7月21日第3版。
[１４]《惊涛骇浪之政局》，《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18日第2版。
[１５]《同盟会总是想组织政党内阁》，《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1日第2版。
[１６]《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之欢畅》，《新纪元报》1912年7月22日第2版。
[１７]《风雨声中之北京政海》，《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3日第2版。
[１８]《同盟会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9-410页。
[１９]《北京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7月24日第2版。
[２０]《北京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8月2日第2版。
[２１]《统一党谈话会纪事》，《新纪元报》1912年7月22日第2版。
[２２]《北京电》，《申报》1912年7月23日第2版。
[２３]《北京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7月25日第2版。
[２４]《军界讨民贼议员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布告》，《新纪元报》1912年7月25日第3版。
[２５]《致各省都督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20卷，第249页。
[２６]《国务员投票之怪现状》，《亚细亚日报》1912年7月27日第2版。
[２７]《同盟会与统一党合并》，《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10日第2版。
[２８]《沈幼岚谒见大总统》，《新纪元报》1912年8月8日第2版。
[２９]《与亚细亚报记者之谈话评论孙黄》，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301页。
[３０]《沈秉堃之关心大局》，《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3版。
[３１]《北京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8月25日第2版。
[３２]《政界之明争暗斗》，《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
[３３]《宋教仁内阁说再志》，《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24日第2版。
[３４]《章炳麟之乖谬》，《民主报》1912年9月1日第6版。
[３５]《关于大总统入党事续志》，《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日第2版。
[３６]《袁总统终主不党》，《神州日报》1912年9月8日第2版。
[３７]《新内阁问题之最近谈》，《申报》1912年9月6日第2版。
[３８]《今日宜政党抑超然内阁由袁世凯裁夺》，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1册·谈话·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0页。
[３９]《在孙中山约请北京议员茶话会上之演讲》，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４０]《希望黄内阁者之好手腕》，《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
[４１]《沈秉堃有望矣》，《申报》1912年9月15日第2版。
[４２]《国民党暗潮之里面》，《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8日第2版。
[４３]《张季直昨谒大总统》，《民主报》1912年9月11日第6版。
[４４]
[４５]《岑西林组织内阁之预闻》，《民主报》1912年9月10日第6版。
[４６]《内阁总理之索隐》，《中华民报》1912年9月18日第7版。
[４７]《沈秉堃果胜于赵秉钧耶》，《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7日第2版。
[４８]《沈内阁不日出现》，《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6日第2版。
[４９]《政界暗潮之汹涌》，《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8日第2版。
[５０]《北京专电》，《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第2版。
[５１]《总统府公宴孙中山纪》，《申报》1912年9月4日第2版。
[５２]《欢迎声中之黄克强先生》，《民主报》1912年9月8日第6版。
[５３]《沈内阁之竿影》，《神州日报》1912年9月15日第3版。
[５４]
[５５]
[５６]《第三次组织临时内阁真相》，《申报》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５７]
[５８]《沈总理垂定》，《神州日报》1912年9月14日第1版。
[５９]《内阁总理之变迁》，《神州日报》1912年9月27日第3版。
[６０]《新总理之预定》，《民主报》1912年9月18日第7版。
[６１]《总理更易之交际》，《神州日报》1912年9月18日第3版。
[６２]
[６３]《黄兴与沈秉堃有关系》，《神州日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
[６４]《滑稽的政党内阁》，《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7日第2版。
[６５]《沈内阁之消息不妙》，《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8日第2版。
[６６]《北京电》，《申报》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６７]《二日内之政界新闻》，《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６８]
[６９]《北京政界之黑幕》，《申报》1912年10月5日第2版。
[７０]《新旧内阁嬗蜕之里面》，《申报》1912年10月2日第2版。
[７１]《赵氏之得内阁与沈氏之失内阁》，《新纪元报》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７２]《答〈民立报〉特派员问》，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423页。
[７３]《黄克强到后之北京政界》，《神州日报》1912年10月5日第3版。
[７４]《维持现状与规划将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1册·谈话·上），第330页。
[７５]《国民党未来之暗潮》，《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7日第3版。
[７６]《国民党二豪之大计划》，《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19日第2版。
[７７]黄远生：《政坛窃听录》，《远生遗著》（2），第151-152页。
[７８]《在总统府宴会上推荐宋教仁为驻日代表的讲话》，刘泱泱编：《黄兴集》（2），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6页。
[７９]《致北京各报馆书》，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第420-421页。
[８０]《国民党对于内阁问题之真相》，《民主报》1912年9月24日第6版。
[８１]
[８２]
[８３]《沈内阁将脱颖而出矣》，《申报》1912年9月19日第2版。
[８４]《政界风云之变幻》，《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0日第2版。
[８５]《共和党之于赵秉钧》，《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2日第2版。
[８６]
[８７]《沈秉堃氏之内务总长》，《民主报》1912年9月21日第6版。
[８８]
[８９]《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0册·演说），第101页。
[９０]
[９１]《沈内阁之说又复活矣》，《申报》1912年9月24日第3版。
[９２]
[９３]《赵秉钧要做总理》，《神州日报》1912年9月19日第1版。
[９４]
[９５]《新总理与内务总长之陆续提出》，《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1日第2版。
[９６]《通告总理更迭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436-437页。
[９７]《赵总理兼任内务总长之又一说》，《民主报》1912年9月25日第6版。
[９８]《沈秉堃可得内务总长》，《神州日报》1912年9月26日第2版。
[９９]《内务总长之难其人》，《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5日第2版。
[１００]《内务总长兼任之里面》，《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7日第2版。
[１０１]《内务总长暂不易人》，《新纪元报》1912年9月28日第2版。
[１０２]《内务总长之候补者》，《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23日第2版。
[１０３]《内务长暂不易人》，《民主报》1912年9月27日第6版。
[１０４]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１０５]《内务总长之逐鹿者》，《申报》1912年9月28日第2版。
[１０６]《沈秉堃将为内务总长之确闻》，《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12日第2版。
[１０７]黄远生：《津门通信》，《远生遗著》（2），第157-160页。
[１０８]《内务总长投票之预卜》，《新纪元报》1912年10月15日第2版。
[１０９]《北京政界之黑幕》，《申报》1912年10月6日第2版。
[１１０]《内务总长之继任者》，《申报》1912年9月30日第3版。
[１１１]《赵总理之言论丰采》，《神州日报》1912年10月7日第3版。
[１１２]《内务总长不日提出》，《新纪元报》1912年10月8日第2版。
[１１３]《沈秉堃提出内务总长之态度》，《申报》1912年10月14日第3版。
[１１４]《沈不敢任内务》，《神州日报》1912年10月8日第2版。
[１１５]《沈秉堃遂其官迷》，《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4日第2版。
[１１６]《内务总长提出难》，《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15日第2版。
[１１７]《赵秉钧与内务总长》，《中华民报》1912年10月16日第2版。
[１１８]《沈秉堃仍未如愿》，《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9日第2版。
[１１９]《内务总长问题之波折》，《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17日第2版。
[１２０]凤冈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2-126页。
[１２１]《土地问题及币制方案》《竭力为国共图国事》，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1册·谈话·上），第338-339页。
[１２２]《又起了一道暗潮》，《亚细亚日报》1912年11月23日第3版。
[１２３]《沈秉堃倒楣》，《神州日报》1912年10月16日第2版。
[１２４]《沈秉堃力辞贵州都督》，《民主报》1912年10月23日第6版。
[１２５]《沈秉堃降格求财》，《神州日报》1912年10月24日第1版。
[１２６]《浦口督办之得人》，《亚细亚日报》1912年10月30日第3版。
[１２７]《任命沈秉堃职务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557页。
[１２８]《沈秉堃可以已矣》，《神州日报》1912年11月1日第2版。
[１２９]《新政党变为学会》，《亚细亚日报》1912年11月8日第2版。
[１３０]《大总统慎重宪法》，《新纪元报》1912年11月12日第3版。
[１３１]《政党变为学会之真相》，《神州日报》1912年11月13日第3版。
[１３２]《沈秉堃从优给恤令》，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1卷，第149页。
[１３３]
[１３４]《沈秉堃溘然逝再志》，《亚细亚日报》1912年11月30日第3版。
[１３５]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辛亥革命在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35页。
[１３６]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内部编印，1981年，第162-171页。
[１３７]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7-298页。
[１３８]《广西光复》，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内部编印，1960年，第235-240页。
[１３９]《三党合并与己无涉致统一共和党诸君电》，谭群玉、曹天忠编：《岑春煊集》（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4页。
[１４０]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0-332页。
[１４１]庄安正编著：《张謇年谱长编·民国篇》，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0、32-34页。
[１４２]《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4月9日第3版。
[１４３]《上大总统并致京外各机关》《上大总统》，易国干等编：《黎副总统政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29、166-167页。
[１４４]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8-242页。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3年第3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术研究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