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帝国主义，又称“垄断资本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表现。列宁将帝国主义描述为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的资本主义。列宁在世时，

帝国主义，又称“垄断资本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表现。列宁将帝国主义描述为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的资本主义。列宁在世时，帝国主义以私人垄断资本为基础，并开始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普遍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新兴独立国家建设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采取更为隐蔽的剥削和殖民方式，资本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帝国主义形成。与传统帝国主义相比，新型帝国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主体样态、表现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等四个方面。

从主体样态来看，帝国主义出现从“国家”垄断向“国家集团”垄断过渡的新趋势。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的国际垄断同盟，核心是私人垄断资本通过跨国协议分割世界市场。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同盟在国家支持下瓜分世界市场，是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的跨国联合。这个时期，国家虽然通过殖民政策、关税保护等方式实现对私人资本的间接支持，但一般不直接参与同盟的经济决策，国家属于“后台支持者”，即各个国家各自支持本国的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的直接后果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转而更加“联合”，形成“国家集团”垄断，即少数发达国家实质上成为涉及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联合组织成为政治经济协调的战略平台。七国集团是当前“国家集团”垄断最典型的代表，囊括了西方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同时美国以同盟体系、伙伴关系为依托，试图建立更多“小型国家集团”，搞以美西方国家为主的“小圈子”，比如近年来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美英日澳新“蓝太平洋伙伴”、“领导人民主峰会”、“清洁网络”计划等，形成“大集团”为主导、“小集团”为辅助的点面布局。“国家集团”垄断的出现，目的在于遏制后起的国际竞争对手，维持已有的垄断利润。

从表现形式来看，帝国主义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垄断手段呈现新旧叠加的特点。殖民主义时期的传统帝国主义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实现对外扩张，从而抢占和掠夺领土、资源和市场。到了新型帝国主义阶段，产生了一些非军事的垄断手段。一方面，殖民体系崩溃之后，传统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转变为通过扶持依附型政权或发动代理人战争来维持垄断利益和影响力。另一方面，经济手段在对外扩张中的作用越来越普遍，突出表现为由私人垄断组织建立的跨国公司、由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出面建立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由金融资本催生的“虚拟经济”。当然，新型帝国主义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的变化，并不是由“新”取代“旧”，而是后者对前者的延续、深化和拓展。原因在于，垄断资本的形态，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发展到现在所说的数字资本，并不是依序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复合型资本体系，本质仍然是通过先进技术垄断和数据控制实现全球剥削。但是，帝国主义实现全球控制的一些“旧”手段不会被放弃，而是以新的方式出现或被放入“工具箱”待用。未来不排除在深海、外太空等具有资源属性的“新空间”提出主权要求，再现殖民主义时期的“瓜分”。

从内容范围来看，帝国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已超越传统经济垄断范畴并在数字时代扩展到网络虚拟时空。帝国主义的超经济扩张，本质上是通过结构性权力巩固全球不平等，形成了覆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技术、气候等多维度的“超经济”垄断体系。例如，在文化领域，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文化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控制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通过“文化殖民”使科学和真理西方化、美国化。据统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控制着90%的信息发布渠道，通过国际新闻报道引导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认知，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不仅无法参与议程设定，而且没有充足资源表述自身。又比如，在气候领域奉行“气候帝国主义”政策。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累计碳排放占全球70%以上，但在国际谈判中拒绝承担补偿义务，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同等力度减排，同时还通过专利壁垒和技术转让限制，试图垄断清洁能源技术，实际上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此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数字帝国主义”，把垄断扩展到网络虚拟时空，在数字空间寻求“软殖民”，数据、算法、算力和知识产权的独占成为帝国主义实现全球控制的新工具，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陷入“技术依附”困境。

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来看，帝国主义持续、系统地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导致全球南北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将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国家”垄断阶段，世界体系中的矛盾主要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与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在当时的特殊形势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尤为明显，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性战争难以避免。列宁将这一情状表述为：极少数富国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到了“国家集团”垄断阶段，新型帝国主义通过一些有利于己方的秩序安排缓和或调整“国家集团”内部的矛盾，共同凭借资本优势、跨国联盟、技术垄断和金融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依附论学者提出的“中心——外围”的剥削关系，深度攫取全球垄断利润，将国内经济矛盾更加系统性地转移至南方国家，进一步强化南方国家的经济依附性。2024年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发布的分析全球收入分配的报告显示，全球69%的财富集中在发达国家，最富裕的1%人群掌握全球43%的金融资产，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贫困与饥饿问题。列宁早已敏锐地观察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将这一情状表述为，“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由于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国际分工，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世界上不少国家陷入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境地，其发展受到中心国家的控制和制约，导致全球南北矛盾进一步加剧。

帝国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不同时期的帝国主义既有“垄断本质”这一共同特征，也有各自“具体形态”的阶段性特征。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并未消失，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从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和促进世界公平正义出发，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立足自身、胸怀天下，努力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削弱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础条件，为应对和破解帝国主义及其政策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何海根

来源：金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