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年，北京城里闷热得很。谭嗣同坐在书桌前，眉头紧锁，手里的笔蘸满了墨，却迟迟未落。他眼前摊开的，正是自己呕心沥血写下的《仁学》手稿。这第二卷里，有个词反复敲打着他——“君主”。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年，北京城里闷热得很。谭嗣同坐在书桌前，眉头紧锁，手里的笔蘸满了墨，却迟迟未落。他眼前摊开的，正是自己呕心沥血写下的《仁学》手稿。这第二卷里，有个词反复敲打着他——“君主”。
君主是什么？在谭嗣同看来，绝不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恰恰相反，翻开几千年的史册，那坐在龙椅上的，往往成了天下最大的祸根。他说，天下本应是天下人的天下，就像那宽广的土地、流淌的河水，生养万物，不属于哪一个人。可那些所谓的君主，硬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腰间的钱袋子，想掏就掏，想拿就拿。黎民百姓在他们眼里，连草芥都不如，如同可以随意驱使的牛马。
为什么百姓不爱这“国”？谭嗣同看得明白：“国”被君主拿走了，只剩下“民”。百姓被排斥在外，这“国”是皇帝的私产，与百姓何干？既然无关，又哪来的“爱”呢？他问得直接：“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意思是：到底是谁吃了谁土地上长出的粮食？谁又踩在了谁的土地上？）这话像把锥子，扎破了那些“食毛践土”（意为受国家养育之恩）的虚伪说辞。
有些朝代，在谭嗣同眼中，尤其不堪。像辽、金、元这些，他形容他们是“秽壤”（污秽的土地）、“膻种”（带着腥膻味的种族，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歧视看法）、“禽心”（禽兽般的心肠）、“毳俗”（cuì sú，指游牧民族的习俗）。这些部族强盛起来，挥着刀枪（锋刃）闯入中原，马蹄踏碎城池，刀尖指向百姓（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抢完了还不满足，还要想方设法压服人心。怎么压服？谭嗣同列出一串：禁锢耳目（不让知道真相），捆绑手脚（限制自由），压制思想（不准思考），断绝活路（经济压榨），堵塞智慧（愚民政策）。大搞繁琐的跪拜礼仪，让读书人的骨气消磨殆尽；立下文字狱，封住天下人的嘴（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更可恨的是，他们还把孔圣人的道理（孔教）拿出来，歪曲附会，用来愚弄百姓，好让自己藏得更稳当！谭嗣同痛心疾首：这就是王道圣教、典章文物衰亡的样子啊！
清兵入关时的惨剧，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提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那里面记载的只是冰山一角。清军纵兵烧杀抢掠，又强推剃发令，所到之处，屠杀掳掠是家常便饭。台湾郑氏政权，本在海外孤岛，对中原并无威胁，康熙却非要攻取，将之纳入版图。这倒也罢了，更让谭嗣同愤懑的是，到了甲午战败，为了自救，朝廷竟轻易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百姓的身家性命，在君主眼里，还不如一件玩具。他大声质问：台湾尚且如此，那中原十八省的百姓，辗转于屠刀之下，在侵略者面前瑟瑟发抖，还要被命令说：这是你“食毛践土”的本分！这道理何在？
君主凭什么如此霸道？谭嗣同将矛头指向了“三纲”，尤其是“君为臣纲”。他说，这“纲”字就是祸根。它不但封住人的嘴巴，更禁锢人的心灵。愚弄百姓的手段，没有比用繁多的名分来束缚人更好的了。君臣的名义，还算是因为人的结合而存在，或许还能打破。但父子之名，则被说成是天意安排，人们连议论都不敢。谭嗣同反驳：所谓“天合”，不过是拘泥于身体血脉的说法，忽视了灵魂的平等。儿子是天的儿子，父亲也是天的儿子，父亲这个身份不是人可以随意窃取的，大家是平等的！天用元气统摄一切，人也不能被天欺凌压迫，同样是平等的！他引用庄子的话：“相忘为上，孝为次焉。”（意思是：彼此忘记身份界限才是上策，讲孝道还在其次）能做到相忘，就是平等了。那些咬文嚼字的小儒生，哪里懂得这个道理？然而，即便是父子关系，也还涉及身体血脉。那婆婆对媳妇呢？这层关系连身体血脉的依据都没有，为什么对待媳妇如此暴虐？古代公婆宴请媳妇，还行主宾之礼，如今却当作奴婢（虏役）一般，随意鞭打（鞭笞）。多少媳妇被恶婆婆逼死（村女里妇，见戕于姑恶），父母兄弟只能忍受终身之痛。谭嗣同悲愤：三纲对人的威慑，足以吓破人胆，扼杀人的活力（破其胆，而杀其魂）！
至于夫妻关系，《礼记》说得好：“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谭嗣同深以为然。两人本无情意，硬被捆绑在一起，终身相伴，如同陌生人。丈夫凭什么享有特权？还不是因为“夫为妻纲”！一旦自命为“纲”，就不再把妻子当人看。古代还有女子主动求去的例子，尚存一点自主之权。自秦朝推行严苛法律，宋朝理学家们又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瞎话，直接把家庭变成了衙门，把闺房变成了牢狱。做女人何其不幸！更荒谬的是，君主自己荒淫无度，妃嫔多到数不清，却偏偏喜欢剥夺别人的夫妻生活——制造太监和幽闭宫女。这种残忍无人道的行为，连禽兽都不如！而那些善于拍马屁的人，还曲解什么“延续子嗣”来为皇帝遮丑。谭嗣同反问：难道太监、宫女的子嗣就该灭绝吗？这种“广嗣续”的道理，用在普通人身上都未必合适，何况是皇帝？他更指出整个社会对“传宗接代”的过度执着，不过是执着于身体血脉，愚昧迷惑罢了。如果自古以来人人都要无限繁衍，地球早就挤不下人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为独夫民贼延续香火，有什么意义？
谭嗣同痛斥那些为君主卖命的“忠臣”，认为他们大多愚蠢。他说，为一姓王朝的兴亡去死节，比如伯夷、叔齐，他们并非为商纣王而死，而是痛恨以暴易暴，不忍再看君主祸害天下，干脆闭上眼睛，万世不看罢了。而前朝的忠臣，往往是新朝皇帝最痛恨的人。可等新朝坐稳了，却又开始祭祀他们，供奉他们，为什么呢？谭嗣同讽刺道：这就像古代娶妻，专门找个会骂街的女人，好让她帮自己骂人一样。新君主祭祀前朝忠臣，就是希望后人也能像他们一样为自己效死！至于那些不愿出仕的隐士，好比在家的处女。君主硬要逼他们出来做官，不出来就杀头，这就像拿着刀枪去搂抱处女一样，是强暴！强暴之后，还要骂人家不贞洁，宣扬人家失节，甚至编《贰臣传》来羞辱他们。这岂止是侮辱那些人？更是暗中恐吓天下后世，让人不敢背叛。谭嗣同将这种关系比作恶霸与妓女：先强奸，接着又怕妓女和别人好，就把她关起来，最后发现防不胜防，就宣扬她“不贞”的罪名，来吓唬其他人。弱女子无可奈何，只能任其摆布。可叹啊，几亿有智慧、有勇气、有才能、有力气的人，被君主像妓女一样豢养，不仅不敢有丝毫怨言，还要得意洋洋地夸自己：“忠臣！忠臣！”古代的“忠”真的就这么愚蠢吗？谭嗣同认为，真正的“忠”，是真诚。下级侍奉上级要真诚，上级对待下级难道就不该真诚吗？“忠”是互相的，是双向尽责的道理，怎能只要求臣下呢？孔子说“君君臣臣”，意思是要各尽其分。真正的忠，是发自内心。“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善待我，我就以君主之礼待之；虐待我，我就视之为仇敌），待人接物公平合理，心无偏袒，这才叫“中”，也叫“忠”。明知君主是独夫民贼，还要忠心侍奉，那就是帮夏桀，助商纣！这样的人心里，真的“中”吗？谭嗣同叹息：三代（夏商周）之后的所谓忠臣，能不做帮凶的，实在太少了！更别说那些打着“理财”、“报国”旗号，为君主搜刮民脂民膏，还说什么“节流”的人，甚至把“为国”和“为民”割裂开！国与民都已分裂，他实在想不出除了“民”，这“国”还能有什么？君主视天下为私产，百姓自然没有爱国之心。
君主如此祸国殃民，为何能长久存在？谭嗣同认为，关键在于君主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他如何对待兵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清朝的兵勇，月饷只有三两多银子，还要被军官克扣，所剩无几，不够养家糊口，仅够糊口。他们忍受着饥饿、疲劳和屈辱。寒冬出征，常常冻死在路上，也没人收殓。当兵如此没依靠，一旦有战事，就被驱赶着去送死。养得那么薄，要求却那么高，除非是丧心病狂，天生大傻瓜，谁愿意当兵？甲午战争牛庄一战，清军不战而溃，谭嗣同反而觉得高兴，认为这显示了中国百姓的智慧！至于绿营兵，待遇更差，根本谈不上备战。而且临时招募的兵勇，没有经过训练。敌人打到眼前，才抢走农民耕田的农具，硬塞给他们从未见过的后膛枪炮，让他们去打仗。这样的军队，不把武器送给敌人，还能怎样？战死的士兵，就被抛弃，视为理所应当。抚恤的恩典，都成了空文，妻儿的哀伤盼望，无人过问。即使侥幸没死，立了功，等战事稍停，就立刻遣散回家。带着伤病，没有生计，有的散在几千里外，想回也回不去，沦为乞丐。而朝廷对待“游勇”（遣散的兵勇）的法令（杀游勇之令），又特别严酷。起初谭嗣同以为“游勇”是逃兵或盗贼，后来才知道，很多就是那些被遣散、无家可归的人！当时的规定是：抓到游民，先问他是否当过兵勇。只要当过兵勇，就就地正法，然后向上级报告：“杀游勇若干人。”上级立刻把这当成功劳。谭嗣同悲呼：我现在才知道，曾当过兵勇竟成了死罪的名目！是朝廷先招募了他们，现在又用当过兵勇的名义定他们的死罪，这是朝廷用死罪来召唤他们啊！这无异于设下陷阱诱骗百姓，然后抓住杀掉。对待禽兽恐怕还不忍心如此，为何对自己国家的百姓，就能如此狠心？
对付兵勇还不够，又加上杀“会匪”（如天地会等秘密会社）。谭嗣同认为，“会匪”兴起，也是兵勇们互相联络、互相帮助，共度患难的结果。这本是朝廷应当嘉奖的行为。结社（会），是人生来应有的权利。现在朝廷不允许公开结社，人们只好私下进行，这也是常理。朝廷却硬给他们扣上“匪”的帽子，株连搜杀，每年死的人成千上万。他举了个例子：外国人梅生与李洪策划反清（梅生、李洪同谋反之案），梅生按西方法律只判了七个月监禁，期满后仍在上海逍遥自在。而长江一带的中国人，却因此被杀得血流成河。这纯粹是虐待自己人，太不公平了！官吏贪图升官，差役眼红厚赏，于是诬陷良民，滥杀无辜，无所不为。所有这些，都是朝廷布下的陷阱。
对待官员、士人、农民、工匠、商人，朝廷同样如此。制定繁多的条例，降低他们的等级，设下层层罗网，侵犯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处处碰壁，筋疲力尽，无法振作，最终在奔波困顿中老死，人的生气被消磨殆尽。然后，那位君主才能安心高枕无忧地说：“再没人能害我了。”这陷阱天下的做法，就像庄子说的“游于羿之彀中”（在神射手羿的射程内行走），中央是靶心。不被射中只能靠运气。现在这“运气”在谁那边呢？君主带来的祸害，实在太惨烈了！
谭嗣同看到，君主专制的祸患越深重，父子、夫妇这些人伦关系，也就各自靠着名分和权势互相压制，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些都是“三纲”这个名分的毒害（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分所在，不仅堵住人的嘴，更捆住人的心。
那么，出路在哪里？谭嗣同的思想极其激进。他描绘的理想世界是：“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地球得到治理，在于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他欣赏庄子说的“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只听说让天下自在宽和，没听说要治理天下）。“在宥”这个词，他认为是“自由”的转音。意思是人人能自由，就必然是没有“国家”的百姓。没有国家，界限就消失了，战争停息，猜忌断绝，权谋抛弃，你我对立消失，平等出现。那时即使有“天下”的概念，也如同没有。君主被废除，贵贱就平等了；公理昌明，贫富就均衡了。千里万里，如同一家一人。看家庭如同旅店，看他人如同同胞。父亲无需刻意慈爱，儿子无需刻意孝顺，兄弟忘了友爱恭敬，夫妇忘了夫唱妇随。这很像西方乌托邦小说（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描绘的景象，更接近《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世界”。到了这种境界，才能说“家齐”了。谭嗣同指出，《大学》里说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那是封建时代的道理。那时君臣上下靠宗法维系。天下是大宗，诸侯、卿大夫世袭，各自又是小宗。百姓土地由上级分封，上级的俸禄也来自农夫收成（龚自珍写过《农宗》论述此）。宗法维系下，天下如同一家，所以要先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但秦以后，封建制瓦解，宗法荡然无存，国与家关系疏远。家即使整齐，国未必能治好；家不整齐，国也未尝不能治。相反，国政不修，反而会拖累家庭。所以，想治国的人，反而要先谋求天下太平；想齐家的人，也必须先治理好国家。谭嗣同总结：经典里的道理，大多是封建时代的治理方法，和今天的情况往往相反，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行不通。偏偏有些迂腐顽固的读书人，喜欢引经据典，奢谈古制，妄想施行，却不明白它已不合时宜，真是可悲。
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核心在于“平等”二字。他认为君主制度是最大的不平等，是三纲五常的根源，是扼杀民智、摧残民力、制造愚昧与苦难的罪魁祸首。他用最犀利的语言，撕下了君主“受命于天”、“泽被苍生”的虚伪面纱，将其还原为抢夺天下、奴役百姓的“独夫民贼”。他痛斥那些为虎作伥的“忠臣”，揭示朝廷控制兵勇、压制民众的种种陷阱，深刻剖析了君主专制得以维持的残酷手段。
他向往的世界是彻底打破国家、等级、名分束缚的“大同”之境，人人自由平等，如同星空下的浩瀚原野，无分彼此。这个思想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尽管他的理想带有乌托邦色彩，他对历史的观察也带有某些时代的局限（如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激烈批判），但其对君主专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对平等自由的执着追求，如同穿透沉沉黑夜的锐利闪电，照亮了晚清思想界。
来源：开心柠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