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卫生部部长、北京医院的几位老专家，还有几个中央领导，都在那里等着。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92年7月11日早上，北京医院7楼的急救室外站满了人。

走廊里几乎听不到声音。

卫生部部长、北京医院的几位老专家，还有几个中央领导，都在那里等着。

没人说话。

气氛太压了。

7点15分，门打开了。

医生出来，低声说了一句：“心跳停止了。”

邓颖超，走了。

消息很快传出去。

可当时，外界还不知道，在她去世之前，有一件事，中央专门开了个小范围会议，商量之后，集体做了个决定：拒绝她的一项请求。

这事儿，说起来很简单，却不普通。

她要求，如果自己病重到一定程度，就别救了。

她说得很清楚：“不要抢救，让我安安静静地走。”

她不是没经历过生死。

从年轻时在地下党工作，到后来跟着周总理南征北战，她见过太多生离死别。

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不想要什么。

可这个请求，最后没被采纳。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更早说起。

1982年6月10日，她写下第一份遗嘱。

内容很明确：去世后不举行追悼会、不保留骨灰、骨灰撒海、住房上交国家。

这些，都符合她一贯的风格。

她和周总理几十年相濡以沫，生活朴素，思想干净，处事一贯有分寸。

可没过几个月，她又写了第二份。

那份就不太一样了。

她在纸上写道：如果病重，请不要抢救。

这不是悲观情绪，而是她认真思考过的决定。

她知道，抢救可能只是延长痛苦。

她更不想因为自己病重，让国家、医院、人力物力都承担不必要的负担。

她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大不如前。1989年左右，她开始频繁住院，1991年因为肺部感染进了北京医院，还下过一次病危通知。

虽然后来转危为安，但那次之后她身体每况愈下。

身边人都说，她变得沉默了不少。

但还是有脾气的。

1992年7月初，周秉德来看她。

带了两箱饮料，还有点小纪念品。

谁知道，刚进门，邓颖超就皱了眉。

等周秉德刚说了两句话，她就突然打断了：“下次别了！”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

周秉德愣住了，心里一沉，以为是惹她生气了。

可邓颖超马上又接了一句：“别带东西了。”

声音不大，但特别用力，像是把仅剩的一点气都集中在这句话上。

她不是责怪，是心疼。

她知道小辈心意好，可她更清楚，自己不能再让人费心了。

那天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

7月11日凌晨6点多，她陷入深度昏迷。

医生、护士、领导都赶到了医院。

抢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能挽回。

可问题来了——按照她的第二份遗嘱，这一切本不该发生。

她早就说过，别抢救。

可最后，还是抢救了。

而且是全力抢救。

这不是谁不尊重她的意愿，也不是简单的“舍不得”。

是因为她不是普通人。

她是邓颖超。

是革命元老，是周恩来的夫人，是全国妇联的前主席，是一代人的精神象征。

她的每一个决定，不只是个人的事。

放弃抢救这件事，在医学伦理上没问题，在个人层面也合理，但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当时的环境下，很难执行。

中央几位老同志专门讨论过这份遗嘱。

最后一致认为：不能照办。

不是因为不信任她的判断，而是因为她的身份太特殊。

她的离世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的态度，是社会的方向标。

那个年代，安乐死、尊严死这些理念还远远没进入公共讨论。

哪怕是老革命，哪怕是她本人再三叮嘱，组织也不能就这么不管。

所以最后，决定是：尽全力抢救，直到确认无效。

不是违逆，是不得不为。

她的第一份遗嘱，倒是都照办了。

去世后没举行追悼大会，骨灰也没保留。7月18日，她的骨灰被撒入大海——准确地说，是放进了原本装着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一同撒入渤海湾。

他们曾经并肩走过几十年，最后也一起归于大海。

而他们曾经在中南海的住宅，后来也如她所愿，交给了国家。

那是一栋普通的院落，后来被改建为展览馆，对外开放。

这件事之后，中央内部对老同志的遗嘱处理，也开始有了更细致的讨论。

不是因为她一个人，而是所有老同志都到了那个年纪。

不过，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写下“放弃抢救”这类字眼。

参考资料：

祖国杂志编辑部，《邓颖超最后的日子：“现在我不能吃，也不能喝，嘴都换了地方了”》，祖国杂志，1992年8月刊。

澎湃新闻编辑部，《【党史直播间】邓颖超的两份遗嘱》，澎湃新闻，2021年7月发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李蓉主编，《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来源：妮娅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