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讲坛精粹丨赵冬梅：变节者故事的讲法：以“魏征易主”为例

摘要：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致

图说：2025年8月30日下午，赵冬梅老师登上“扬州讲坛”，主讲《变节者故事的讲法：以“魏征易主”为例》

编者按：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著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司马光和他的时代》《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等。

看这个题目，我们是讲唐史中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涉及的是宋代思想史，甚至包括宋以后的思想史，史学史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讲历史故事，历史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怎么理解它，怎么样讲述它，要不要讲述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

题目当中有一个关键词，一个是变节者故事。什么叫变节者？先定义一下。第一类是王莽之流，特别好懂。王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王氏家族最出色的子弟，对自己要求非常之严格。所有当时儒家所赞美的那些美德，在王莽的身上都能够看到。但是这个人的形象随着他的篡汉全部改观了，王莽的生命呈现出一种前和后的高度的不一致性，这是一种变节。这种故事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好讲，用一个“伪”字就可以完全概括王莽之前的那些表现，全部都是作伪。那么第二类就是这个人在大的节操上曾经出现过问题，比如就是魏征、李世民这类。魏征最早是太子李建成的人，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死了，他就去事奉杀了自己故主的李世民。李世民更不用说，亲手杀了一母同胞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还逼着父亲李渊退位。按传统伦理，这是十恶不赦的弑君之罪，可他后来又开创了贞观之治，成了千古传颂的明君。这两个人的生命之中存在着跟王莽正好相反的一个变节的行为。他们后半辈子的辉煌功业，到底能不能盖过前半辈子犯的错？就是这种变节者故事到底该怎么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要是宋人对这个故事的看法，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人是二程之一的弟弟程颐。我们从那场“程马问难”开始讲起，就是北宋元丰二年，在洛阳发生的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辩论。司马光当时正在修《资治通鉴》，修到唐代部分的时候，程颐突然抛出两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你敢不敢把太宗、肃宗篡位的事明明白白写进通鉴里？”“你敢不敢辩一辩魏征的罪过？”司马光对第一个问题说“没问题”，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可第二个问题他愣住了，反问程颐“魏征有什么罪？”在司马光眼里，魏征就是帮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大贤臣，以直言极谏出名，这辈子没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程颐就从儒家伦理出发，他说，魏征跟李建成早就缔结了君臣关系，按“臣道”来说，李建成被杀后，魏征要么殉节，要么替李建成报仇，可他却去事奉杀了故主的李世民，这种“易主事仇”的行为，按王道伦理，就是该杀的大罪。程颐特别强调，魏征这辈子有善有恶，后期在朝堂上敢说真话、帮太宗纠错，这是善；但前期背主，这是恶，“有善有恶不能相掩”，不能因为后来做得好，就把之前的错抹掉。司马光用了两个办法反驳。第一个是历史类比，把魏征、李建成、李世民的关系，比成春秋时期管仲、公子纠、公子小白的关系。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臣子，后来公子纠在跟小白争君位的时候失败了，被杀了，管仲就转去辅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最后帮小白成就了霸业。第二个办法是援引孔子的话。孔子不仅没骂管仲，还夸他“能不死”，说要是没有管仲，中原人可能早就被夷狄同化了，头发披散着、衣襟往左边开，早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孔子还说，评价管仲这种人，“岂若匹夫匹妇之爲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不能用对普通老百姓的标准来衡量。司马光说，既然孔子都这么夸管仲，那魏征也该被原谅。他后来帮太宗开创贞观之治，这功劳足够抵消之前“易主”的事。可这里面藏着个大bug，就是孔子是“双标”。程颐的论证方式，就显展现出来他精微的义理，很复杂也很有趣，他怎么样论证的呢？

程颐先把管仲和子纠、小白的关系拆得明明白白。他说，齐襄公死了之后，子纠和小白都没有先王指定的法定继承人身份，俩人就是平等的竞争者；再按儒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矩，小白比子纠年长，伦理上更占优势；而且孔子写《春秋》的时候，通过行文细节早提到小白的时候，或称“公子小白”，或将齐国的国名带上，就是在认可了小白继位的合法性。管仲一开始辅佐子纠，本身就没什么正义性可言。子纠失败被杀之后，管仲转投小白，并不是“背主”，而是“弃暗投明”，本来是符合义理的。而魏征事奉的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正式册封的太子，合法性没有问题。李世民杀了合法的太子夺位，就是弑君篡位；魏征转投弑君者，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主，就算后来立了再大的功，也改不了前期犯错的性质。

程颐这一套论证下来，逻辑严密，但司马光没有听进去。《资治通鉴》修成，关于魏征的部分，还是“如旧说”。整个叙事里，都是魏征的忠诚和直率，李世民的大度和纳谏，并未提及程颐说的“罪过”。司马光没听进去，他的学生范祖禹听进去了。范祖禹是司马光的得力助手。修《资治通鉴》的时候，唐代部分的“长编”是他所写，相当于给司马光先打基础，搜集当时所有的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些资料修缮整齐，尽可能详细的编在一起。司马光最后做删减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删改、提炼，形成历史的骨架。所以《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最终面貌，还是司马光定的。但范祖禹是真的做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帮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之后，自己写了一本《唐鉴》，专门讲唐代的历史。这本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叙事，一部分是讲道理。叙事部分，范祖禹基本抄的是《资治通鉴》的旧文，因为在传统史学观念里，旧文差不多就等于史实本身，不能随便改。可到了讲道理的部分，他就换了个立场。开头先写“臣祖禹曰”，然后把程颐论管仲的原文原封不动抄写下来，接着根据程颐的逻辑继续论说，批判魏征王珪。李建成是合法太子，魏征王珪作为东宫僚属，是受了高祖的任命，跟建成是合法的君臣关系；李世民以弟弟的身份杀哥哥，以藩王的身份杀太子夺位，这是天大的不道德；魏征王珪作为东宫之臣，“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雠暮以为君”，所以这两个人是有罪的。当然，范祖禹并没否认魏征后来的立朝风节，真正践行了程颐“有善有恶不能相掩”的主张，把魏征复杂的两面都写进了历史里。范祖禹在这儿讲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故事。

到了南宋，朱熹对当时史学家写的史书都不满意，觉得他们并未将儒家义理讲透，无法好好教化后人。于是他就学着《春秋》经传的体例，编了一本《通鉴纲目》。这本书分“纲”和“目”，“纲”是特别简洁的叙事，用一个字、一句话就能看出褒贬；“目”是详细的史实和评论，整体能反映出朱熹的历史观。关于魏征，《通鉴纲目》的“纲”写得很简单：“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决军国事。世民以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目”的部分，史实基本抄《资治通鉴》，评论部分则把范祖禹在《唐鉴》里批魏征的话全抄进去了。乍一看，好像朱熹是认同程颐、范祖禹“魏征有罪”的说法。

但是南宋有个叫尹起莘的学者，写了一本《通鉴纲目发明》，阐释朱熹的通鉴纲目里边的微言大义。尹起莘提了三个观点，彻底给魏征“解套”。第一个，他说《通鉴纲目》把任命魏征、王珪当谏臣，作为李世民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来写，并不是为了贬魏征，是为了夸李世民善于纳谏；第二个，他说在皇帝制度下，所有人的忠诚都只能对皇帝一个人——也就是唐高祖李渊。魏征与李建成只是上下级隶属关系，没有君臣之间的忠诚义务，所以魏征换主人根本不算错；第三个，他说如果朱熹真觉得魏征有罪，写的时候肯定会特意标注“这是前太子的臣子”，可朱熹没标，就说明朱熹根本没贬魏征的意思。尹起莘的说法，其实是把北宋学者都认可的忠诚否定了——北宋人觉得，臣既要对皇帝忠诚，东宫僚属也要对太子忠诚，可尹起莘说，只有对皇帝的忠诚才算数。到了南宋后期，又有一个叫刘友益的，顺着尹起莘的话接着说，他说朱熹写“世民以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就是为了夸李世民“举不弃仇”——不管魏征之前是敌对阵营的人，只要有本事能治国，就重用，这是“无我”的大度。这么一解读，魏征的“变节者”标签彻底没了，又成了简单的“贤臣”形象，跟现在大多数人对魏征的认知差不多。

再往后到了明清，王夫之、魏裔介这些学者，讲到魏征的时候，态度又绕回去了。他们承认，从严格的忠诚标准来看，魏征换主人，事奉杀主仇人，心里应该是有愧疚的；但转头又说，魏征后来帮太宗成就贞观之治，功劳跟管仲差不多，有这么大的功劳，之前的那点愧疚就算不得什么了。这其实就是司马光的逻辑，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程颐费了那么大劲构建的精密义理，还是没能成为历史叙事的主流。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道理特别实在——复杂的故事不好讲啊！我之前想给五六岁到十二岁的小孩做个讲史的音频节目，结果做了没几天做不下去。不是我不想讲，是真的没法讲。历史里哪有那么多“纯好人”“纯坏人”？好多事都是黑的白的缠在一起，你没法跟小孩说“这个叔叔当年杀了哥哥，可后来当皇帝当得特别好”“那个爷爷背叛了老领导，可后来又成了忠臣”，小孩听不懂，也接受不了。对大众教化来说，简单的故事就是传得快、听得懂。你说“李世民是明君，魏征是贤臣，他俩一起开创了贞观之治”，谁都能记住；可你要是说“李世民杀了哥哥逼了爸爸，魏征背叛了老领导，可他们后来又做得特别好”，好多人就会觉得“这历史怎么这么乱”，不愿意再往下听了。

但咱们学历史，不能只满足于听简单故事啊。就像司马光，他虽然没认程颐的理，可也不是一点没受影响。我对比《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时候发现，司马光在《通鉴》里加了一段那两本史书都没有的细节：李世民即位后，下令重新安葬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在宫里的宜秋门远远地望着葬礼哭了一场；然后魏征、王珪上书说想亲自去参加故主的葬礼，李世民答应了，还允许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都去。这段记载不是司马光瞎编的，在现存的唐代文献里，能找到魏征、王珪当时写的奏疏，里面确实写了他们对故主的愧疚，想送故主最后一程。司马光特意把这段加进去，其实就是在回应程颐的追问——哪怕他还是觉得魏征的功业能盖过过错，也觉得魏征得对故主有愧疚，这个形象才算圆满，才算真实。

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从程颐和司马光的辩论，到范祖禹的坚持，再到南宋学者的解读，不是为了争“魏征到底有没有罪”“李世民是不是真明君”，是想跟大家说：学历史的时候，别害怕那些复杂的、矛盾的细节。魏征有背主的争议，可他敢当着皇帝的面说真话；李世民有弑兄逼父的污点，可他能容得下魏征这样的“刺头”，能把国家治理好——这些凑在一起，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能让我们长心智的历史。

我平时给大家讲史，也没特意降低过难度，总想着把我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有意思的细节都讲出来。不是故意为难大家，是我觉得，只有咱们一起习惯了看这些复杂的真实，才能慢慢建立起更实在、更丰富的历史观，才能从历史里真真正正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