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雨后的黄土路旁，堂嫂的凉粉摊子歪歪扭扭地站在那儿。县城的下坡处，一个十字路口，路灯前年就坏了，没人修。我骑着三轮车经过，总会在堂嫂那儿停一会儿，有时候喝碗凉粉，有时候就是坐坐，说几句话。

春雨后的黄土路旁，堂嫂的凉粉摊子歪歪扭扭地站在那儿。县城的下坡处，一个十字路口，路灯前年就坏了，没人修。我骑着三轮车经过，总会在堂嫂那儿停一会儿，有时候喝碗凉粉，有时候就是坐坐，说几句话。

上个月，县城的纺织厂垮了。二十年的工龄，堂嫂拿到一张结算单，七千三百四十二块六毛钱。堂嫂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久，把纸折了三折，塞进了褪了色的钱包里，那钱包是她结婚时买的。

“做啥去？”我问她。

她摇摇头，没出声。第二天，堂嫂就在十字路口摆了个小摊，卖起了凉粉。

凉粉是什么时候学会做的？我问过。她说是在厂里师傅家学的，那师傅是凉粉世家，手艺是祖传的。堂嫂在师傅家干杂活十几个周末，才把手艺偷学到手。说起来，她做凉粉的时间比在纺织厂上班还要早。

摊子很简单，一个三轮车改的，左边放料，右边是切板，中间是个老式的煤气罐，罐子上套着锈迹斑斑的铁圈，用来固定凉粉锅。锅是铝的，磕了几个坑，但堂嫂说这样的锅最好使，散热快，凉粉出锅就是脆生生的。

堂嫂的手艺不错，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她的凉粉和别人不一样，用的是绿豆和荞麦面混起来打的，出锅后晾凉，切成指头粗的条，浇上她自己熬的红油辣椒和蒜泥，香得很。县城里的人都说堂嫂的凉粉好，但生意还是不算太好，一来这地方偏，二来县城里卖凉粉的太多了。

堂嫂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备料，凌晨五点出门，摆到晚上九点收摊。一天下来能挣个七八十，碰上下雨天，就白忙活了。

堂哥走得早，摔伤了腰在医院躺了半年，后来发了烧，走了。那时候堂嫂三十二，儿子才七岁。之后厂里给了个卫生员的活，专管车间打扫和厕所清洁，工资比流水线上的低，但好在稳定。

“厂子垮了也好，”有一天我送她回家，她突然说，“小成也长大了，上个月入了城，在家具厂做学徒。”

小成就是她儿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说读不进去。堂嫂没怪他，孩子的爹不在了，少一个人管教，读不好也正常。

“他还给我寄钱回来呢，”堂嫂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汇款单，“上个月一千二，我都没舍得花。”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她家的水泥台阶上，院子里晾着几件湿衣服，滴水的声音啪嗒啪嗒。空气里有茉莉的香味，是堂嫂门前那棵老茉莉树开花了。

“有时候想想，日子也过得太快，”她望着天上的星星，“你堂哥要是还在，今年也五十了。”

我不太会安慰人，只好拍拍她的肩膀。

“行了，不说这些，”她站起来，拍拍裙子上的灰，“明天还得早起呢，你也早点回去吧。”

那是四月初的事。

五月的一天，下了一场大雨，雨停后空气特别好，连远处菜市场的腥气都闻不到了。那天我骑三轮去县中心送货，回来时顺道去堂嫂那儿。

远远地，我就看见她的摊子前站着几个人，穿的都是军装，挺板正的那种。我寻思是不是城管来了，赶紧骑过去。

“怎么回事啊？”我问站在旁边的卖烤红薯的老刘。

老刘正津津有味地看热闹，“不知道，那个当官的点了五十碗凉粉，要打包带走。”

我走近点看，是真的，那军官模样的人身后站着几个年轻兵，手里都提着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打包好的凉粉。

我正纳闷，就看见堂嫂站在摊子后面，表情特别奇怪，像是看见了鬼。她死死地盯着那个军官，手还在不停地切凉粉，但明显心不在焉，凉粉切得歪七扭八。

“您…您是…”堂嫂的声音有些发颤。

那军官笑了笑，四十出头的样子，个头不高，但很精神，脸上有几道细细的皱纹，眼睛却亮得发光。

“我姓周，周建国，二十年前在你家借宿过一晚上，去西北执行任务的路上。”

堂嫂的刀掉在了切板上，发出”咣当”一声。

“我记得，”她说，声音很轻，“那年你才二十出头，刚当兵没几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说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住在我们村子里一晚上。”

军官点点头，“是啊，那次任务很重要，我们整个班都冒着大雨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到你们村子时已经又冷又饿。”

我看着堂嫂和这个军官，有点懵，这是什么情况？

“你堂哥…还好吗？”军官有些迟疑地问。

堂嫂低下头，摆弄着手里的刀，“走了，八年了。”

军官的脸色变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节哀。他是个好人。”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堂嫂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坐到了很晚。她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二十年前，她和堂哥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生意不好不坏，刚够维持生活。有天晚上下着大雨，一队士兵来到村里，说是执行任务路过，要找地方住一晚上。村长把他们分散安排到几户人家里，堂哥堂嫂家里住了一个年轻兵。

那兵姓周，瘦瘦的，脸上还有些青春痘，话不多。堂嫂炒了几个家常菜，又蒸了馒头，那兵吃得特别香，说是几天没吃上热乎饭了。晚上堂哥拿出珍藏的半瓶白酒，和那兵一人喝了几小杯。酒过三巡，那兵才说自己是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很危险，但很重要。

第二天一早，那兵就走了，临走时塞给堂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若有缘再见，必当厚报”，还有一个名字：周建国。

“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县城，再也没见过他，”堂嫂说，眼睛望着远处，“这么多年了，谁能想到他还记得…”

第二天中午，堂嫂没去摆摊。那个周建国军官请她去了县里最好的饭店吃饭。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只知道回来后堂嫂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他说要帮我，”晚上堂嫂在我家门口拦住我，“说可以让小成去他们部队当兵，还能帮我在县城找个工作。”

“那挺好啊，”我说，“他现在可是当官的了。”

堂嫂摇摇头，“我拒绝了。”

我愣住了，“为啥？这么好的机会。”

“人家是客气，我们哪能真麻烦人家，”她低着头整理衣角，“再说小成在家具厂挺好的，年轻人要自己闯，我也不想欠人情…”

我知道堂嫂就是这样的人，倔，从不肯麻烦别人。堂哥走后，村里人劝她改嫁，她不肯；亲戚要出钱帮她，她也不要。

第三天，我特意去堂嫂摊子那儿转了转，想看那个军官还会不会来。没看见军官，但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车里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人。

“那是军官派来的，”老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听说是来保护你堂嫂的。”

我笑了，“保护啥啊，她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谁知道呢，”老刘挠挠头，“反正那车一早就来了，就停在那儿。”

一连几天，那车都在那里。我问堂嫂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摇头，说不知道。

又过了几天，周建国来找堂嫂谈了一次。那天下午，他没穿军装，就一件普通的衬衫和西裤，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在堂嫂的小摊前谈了两个多小时，周围的小商贩都偷偷往这边看。

“你真要拒绝？”后来我听老刘说，周建国临走时这么问堂嫂。

“嗯，”堂嫂点点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能行。”

周建国叹了口气，拍了拍堂嫂的肩膀，转身上了那辆黑色轿车。那车走后就再也没来过。

这事本来就该这么结束了。但一个星期后，堂嫂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份文件和一块军用手表。文件是堂哥二十年前参加一项秘密任务的证明，那次任务堂哥帮助军方传递了重要情报，立了大功。军方一直想找到他表彰，但因为村子搬迁，一直没找到人。

手表后面刻着四个字：“国恩家报”。

那天晚上，堂嫂把堂哥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上，点了三根香。她跪在照片前，把那块手表放在照片旁边，低声说了很久的话，我没听清。

第二天早上，堂嫂没去摆摊，而是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戴上那块军表，坐上了去市里的长途汽车。三天后她回来，手里拿着一份工作合同——县粮食局的门卫，每月工资两千三，有五险一金。

“怎么回事？”我问她。

她笑了笑，指了指手腕上的表，“欠了二十年的人情，总该还一点。”

后来我听街坊说，堂嫂去找了周建国，但没接受让小成当兵的好意，只请他帮忙介绍了这个工作。

堂嫂的凉粉摊还在那个十字路口，不过只在周末摆了。每到傍晚，收摊时，她总会抬头看看天空，然后拍拍手腕上的表，自言自语地说一句”时间到了”。

我问她为什么执意戴那块手表，明明市场上能买到更好更漂亮的。

“这不是普通的表，”她说，“这是堂哥的功劳，是我们家的荣誉。”

上周小成回来看堂嫂，我在她家吃了顿饭。小成长高了，也壮实了，说家具厂的活他已经熟悉了，老板还夸他手巧。席间堂嫂拿出那份文件和手表给小成看，告诉他爸爸的事。小成看完，眼圈红了。

“我爸真的做了这么重要的事？”

堂嫂点点头，“咱们家祖上都是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硬骨头。你爸那次冒着大雨带情报，走了一夜的山路，脚上都是血泡，第二天还坚持去送。”

小成端起杯子，默默地喝了一口水，然后说：“妈，我想去当兵。”

堂嫂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好，妈支持你。”

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小成回家具厂。路上他问我：“姨夫，你觉得我去当兵行吗？”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行，你爸当年能做的事，你一样能做到。”

他点点头，眼睛亮亮的，在路灯下闪着光。

昨天，堂嫂告诉我，小成报名参军的申请通过了，下个月就要去体检。她说这话时神情很平静，但我看得出来，她很骄傲。

“你堂哥若是在九泉之下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她一边擦摊子一边说，“一家人，终归是要有个传承的。”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脸上，那一刻，堂嫂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

“明天还摆摊吗？”我问。

“摆啊，怎么不摆，”她笑着说，“日子还长着呢。”

我看着她手腕上那块旧表，闪着温暖的光。

有时候想想，这世上的情分，就像堂嫂的凉粉，看似简单，却需要很多心思。有的人一碗就够了，有的人，却要买上五十碗，才能把二十年前的一顿饭一张床报答。

我也不知道那个周建国现在在哪儿，做什么。只知道县城这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堂嫂的凉粉摊子，见证了这场跨越二十年的重逢。

每当我路过那里，总会想起堂嫂切凉粉的动作，麻利而坚定，就像她的人生一样，不管刀疤还是坑洼，都是她自己走出来的路。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