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编著的《剑桥中国史》巨著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费正清在民国时期多次前来中国游学工作，其中文名“费正清”便是梁思成所赠。二战时期费正清更作为美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编著的《剑桥中国史》巨著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费正清在民国时期多次前来中国游学工作，其中文名“费正清”便是梁思成所赠。二战时期费正清更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和驻华使馆官员出使中国，帮助中国抗战。费正清思想亲左翼，他自己也从不否认，在中美建交后作为第一批亲华派重访中国。他在中国的经历让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尤其是中国现代变革的进程有了深入了解。后来，经过抗战时期在中国的工作经历，他自认为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
费正清的左翼倾向也让他在学界遭受许多非议，并在美国麦肯锡主义时代遭受调查，其中国历史观点也并不为很多近现代史学者认同。例如哥大口述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唐德刚便对《剑桥中国史》对中国历史的梳理不以为然，认为是隔靴搔痒。当然费正清也有许多支持者，他熟知胡适和蒋廷黻，现在很红的历史学者黄仁宇也曾是他的学生，参与了编纂《剑桥中国史》的工作。
（费正清）
费正清在三十年代初因攻读牛津大学历史博士来中国游学共四年（1932-1935），在其回忆录中以一个历史学家敏锐的观察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做了详尽的描述。除了史学者的独特视野和理性思考，他热爱中国，对中国的洞察既深刻又有人性温度，以外人视角描绘了一幅民国三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图里有中国人，更有当时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有官员和学者，更有底层民众，栩栩如生而评论精彩独特，让人好像触摸到了三十年代的那个鲜活的民国。
当他不远万里坐船到达中国时，第一站正是处在一二八抗战时期的上海。此时日本的驱逐舰围成一圈，正在轮番炮轰吴淞炮台。日本国旗在费正清看来如此扎眼，“就像绷带上的一抹血迹”，他们乘坐的客轮距离日本巡洋舰“赤云号”以及其他舰船只有几百码。而此时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在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建筑下挖掘战壕，到晚上通过苏州河运送补给。租界“马照跑，舞照跳”的治外法权保护下的灯红酒绿和中日战火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他到了长期向往的中国后所见到的的第一个魔幻画面。
当他绕道天津终于来到北平时，第一眼就被那时的北京城深深折服了。当时北京是华北地区最后一座拥有四方城墙的大都市。他在回忆录中感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费正清和其未婚妻有时就在居住的胡同尽头的城墙上进行野外晚餐。他是这么描述北平的城墙的：“轻轻一踏就碎的碎石路面被缝隙中长出的杂草覆盖，一个门楼接着一个门楼的城墙延伸到远处，这里就像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漫步回廊，美丽而幽静。除此之外，还有一轮圆月挂在东方的夜空中......从城墙上看，北平的夜晚也很令人振奋。黑暗的街道和城墙不时被暗淡的光点照亮......在北京温暖的夏夜里，每个院子都有一位长笛演奏者或是一群听众默默地听着一位歌手演唱”。
（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墙）
那时的景山除了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还可以进行野餐。人们还可在（中）南海乘坐舢板吃中饭。协和医院被叫做洛克菲勒医院，因为医院是由洛克菲勒基金在1915年至1947年之间投资大约3400万美元建立的。通往清华大学的路从城里一直通到颐和园，后来每日清晨都去清华教书的费正清回忆大概一英里的距离，就能看到远处颐和园驻扎的军营，“训练中的士兵看起来如同一幅滑铁卢战役的全景图”。
费正清敏锐地观察到从十九世纪就开始缓慢衰退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旧式体系，在中国却因为1931年后日本的侵略得以保留以对抗日本。例如海关的外籍人士，在中国人眼中，就像学校和医院里的外国传教士那样，在整个30年代日本对华侵略期间仍可对日起到钳制作用。费正清被在海关的英国朋友邀请来到他们位于天津的雇用了9名仆人的宽敞住所。他的朋友仍然过着英国式的生活，上班时间努力工作，下班时间进行体育运动。他一个星期会打三次马球，所以没有时间追求任何带有中国色彩的事物。换句话说，他们受通商口岸文化影响，完全按照条约规定，为中国外贸努力工作，而按西方方式在中国生活。
同时期在中国长大，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Buck）在自己的书中曾描述了她如何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成长：一个是属于长老会的美国白人家庭，那是一个狭小而清洁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中国的愉快生活，那是一个广阔但是不太讲究卫生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任何沟通。费正清甚至在北平举行了自己的婚礼，婚礼进行的地方就是他和未婚妻居住的胡同。回忆录中他扶着新娘踏过红色的木门槛，进入鲜花盛开的四合庭院。而美国领事穿着他参加马球比赛时的服装，在前往比赛途中到场，充当他们婚礼的见证人。
（三十年代的北京）
费正清夫妇完全则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在露天市场听人说书，或是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观看杂耍，去老北京剧院观看表演。他更走入了中国社会，对当时的民国社会有了细致观察，例如缠足：“只有满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逃脱了缠足的噩梦。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变革者以及传教士的促使，缠足的习俗才慢慢终止。但是，从事实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清晰可见缠足的痕迹”。对于为什么缠足，费正清的看法可以说鞭辟入里，完全没有给这个传统陋习留任何面子：“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将裹着的小脚称为三寸金莲。这其实是一种变态性欲的恋物表现......平日里它们被迷人精致的绣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从而在神经末梢产生官能上的愉悦。作为一种伴随终身的色情符号，三寸金莲让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变态显得相形见绌。它只在那个年代起作用，被视为强化男性统治地位的一种性恋物确保它长存”。
当费正清在蒋廷黻的介绍下在清华历史系任教时，他回忆每每在办公时间遇到学生时，男生们会纷纷来找他谈天说地，但是没有太多女生来。当终有女生来而费正清按西方习惯掩上门时，女生就会显得极为焦虑。费正清被告知男女单独待在一个房间时关门是一种最坏的暗示。在三十年代对于这个不幸的女性来说会被猜忌为有见不得人的事，无法承担的恶名甚至会伴随她的余生。
（三十年代的清华学堂）
1934年费正清夫妇和朋友还去刚刚被日本军队占领的热河省会承德。承德是一个军事驻地，日本女孩也被引进当地的妓院供军官们享乐。费正清看到日本人也在日占区修公路，建铁路，建立公共设施和医院，给当地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同时他们的警察管理着社会治安，算是一种喧闹的进步。但同时日本人继续保持着旧军阀政策对农田征收过重税收，以至于农民不得不种植罂粟来满足税收的要求。费正清认为日本想得到的不仅仅是税收，还有其政治目的 - 通过鸦片帮助日本麻醉华北地区。
费正清一行从承德再到滦州，乘火车前往当时外国人的海滨避暑胜地 - 北戴河。从长城到华北平原的旅途中，虽然有中日战争和日军搜查，但治外法权保证了他们的旅行顺利，费正清感叹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人获得的权利之一就是旅行的权利，这样的特权才使得他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苦难历程，而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们除了游历北方，还去了商业发达的南方通商口岸。这些城市让费正清体会到中国在激进转型过程中的另外一面。和北京充满美感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大不相同，这些城市更加昏暗也更有生气，而相应产生的矛盾也酝酿着巨大的革命暗流。他们去上海时参观了外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3000名女工，有39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小时，空气质量很糟糕但并无大害。与此对比的是他们去的民营缫丝厂。在缫丝厂的童工，年龄一般是9岁到12岁，每天站着工作14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们不停地在混杂着水蒸气的茧盆里抽茧丝，以至于手上的皮肤脱落，这样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工钱是每天1角钱。而当地一家最大的纺织厂：“眼窝深陷的女工，大概16岁，每天站着或跑着工作12个小时，照看着纱锭和隆隆作响的纺织机”。
费正清感叹“一排排闪光的机械，代表着效率的最高点。在机器之间是那些穿着破旧、满是污垢的女工，就像是流浪猫一样”！早期工业化在中国展示了肮脏罪恶的一面。与西方工厂中工人操作机器不一样，现代中国的工业化却导致用人力来代替动物和机器，费正清批评人类对待其他人不应该像对待动物一样，而如果这些都是在人的意志下被特意安排，则更是文明的一种耻辱。
（上海大生纱厂）
在香港这个英国的自由港，走私活动非常猖獗。香港并没采取任何措施来打击走私活动。广州政府的炮舰定期向官办专利机构运送白糖，广州至九龙的铁路线上走私活动也很猖獗，南京政府失去了很多税收，面临着19世纪北京的清政府早就发现的同样棘手的难题。这些口岸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又互相紧密连接的前沿共同体，私人企业的兴旺发达。在此的外国人都寻找并依赖中国的合作伙伴 — 买办，来负责中国一方的贸易，但是这种敏感的合作又容易激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因此，中国沿海作为中西文明汇集之地，是现代化的起源之地，也是革命暗流涌动之地。
费正清把他在中国各地旅行时遇到的国人分为三类，一类为农民或乡民，不懂世故，只知道如何与土地打交道，群体很大，努力工作，单纯、友善。一类为在北京遇到的西化的归国留学生，大部分作为个体都很有魅力，但不得不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保持存在。而第三类就是在上海，香港等口岸中遇到买办类型，费正清认为口岸从中国的土地中被分离出来，远离了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公众舆论，因此被通商口岸所吸引来的往往是最坏的一类中国人- 皇帝曾称之为“华夏之奸宄”。他去的汉口、天津和其他城市的情况大同小异。
新兴的中国资本家背后所牵连着的是掌管着海关和租界通商口岸的国外势力。不平等条约外的支持者们相信外国人可以很好地治理上海和其他租界。在20世纪中期的国民革命期间，Francis Aglen任总税务司，他在1923年拒绝让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获得广东的税收盈余。为此北京的外交公使以珠江上的15艘炮舰来为他撑腰。此情况曾让不少在中国的西方人都猜测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反对迅猛发展的西方化的运动，之前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预示了这些观点似乎是合理的。但最终情况是西方化在中国并没有迅速蔓延，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国民政府在北伐统一中国后，通过以党务体系的建立和新生活运动等一些列措施建立了一个民族政权，阻止了殖民式西方化的潜在矛盾。就像费正清在山西观察到的，两大主要的现代服务机构，政府和教会一个在不断壮大，而另一个日渐衰退。
费正清也逐步了解到国民政府实行现代化管理的所做出的努力。他的一位哈佛校友在陈立夫创建的中央政治学校帮助培训行政人员，他带着费正清一行参观了“斯巴达式的一尘不染的兵营”，每个房间住8个人，每天生活中充满了纪律训练，还有类似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军官进行同样培训和激励。费正清注意到当时开展的“新生活运动”试图将包括纪律和忠诚的儒家思想与流行的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传播到广大城市民众中去。
而当时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在为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史学家R. H. Tawney写下他的经典巨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提倡用一种现代化的规划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权稳固并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国家。他比约翰·杜威晚10年来到中国，对蒋廷黻这样从美国返回的学者曾给予许多支持。而蒋廷黻这些海外归来的人信奉稳步的改革而不是激烈的革命。Tawney提议从长江下游以南京为中心地区开始逐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国民党始于广东地区而在华北一带并没有多少势力，南京—上海地区起到的作用就像普鲁士对于德国、皮埃蒙特对于意大利的作用一样。这个建议，在蒋廷黻被蒋介石庐山召见时也被提出并被采纳实施。Tawney还提出了从当前准备开始的现代化的全部事项，费正清甚至认为Tawney1931年开出的现代化的“处方”和50年后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非常接近。
（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
费正清敏锐地察觉到国民政府和历史上任何传统政府甚至之后的新中国政府都有所不同。国民政府第一次主要依靠贸易获取财政收入，而后者及传统传统政府则依靠土地。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中国，不同于所有朝代的传统政府或者游牧入侵者所看到的北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民政府建立后所面临的，核心是这些由海运贸易而开辟的港口群所组成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和西方贸易伙伴看到的一样，是一个和国际和对外贸易连接的中国。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