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河村前年通了自来水，村里那口老井就没人用了。只有李婶每隔几天还会提着水桶去打水，她说井水和自来水不一样，用井水煮的饭有股甜味。

大河村前年通了自来水，村里那口老井就没人用了。只有李婶每隔几天还会提着水桶去打水，她说井水和自来水不一样，用井水煮的饭有股甜味。

没人跟她较真，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口井是她丈夫李根生生前挖的。

1982年夏天，全村闹旱灾，李根生带着村里的壮劳力挖了这口井。他是村里为数不多读过初中的人，懂得看地形，硬是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挖出了清甜的井水。

那年李婶刚怀上老二，她站在井边，望着井里倒映的月亮，对李根生说：“这水甜，咱闺女以后洗脸，肯定比城里姑娘还漂亮。”

李根生呵呵笑了，抹了把脸上的土，顺手在李婶的围裙上蹭了蹭：“你想啥呢，闺女长得像你，不用洗也漂亮。”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根生，也是最后一次。过完年，他去邻县帮人盖房子，被塌方的土埋了。李婶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去收尸，硬是没掉一滴泪，只是把女儿往李根生灰白的脸上蹭了蹭，说：“闺女，记住你爹长啥样。”

有人说她狠心，李婶却说：“哭有啥用，眼泪能当饭吃？”

李婶就这样，独自带着一双儿女在村里扎了根。大儿子明辉那年五岁，小女儿月月刚出生。村里人都劝她改嫁，毕竟还年轻，长得也不错，又有手艺——她的绣活在几个村子里都有名气。

我奶奶就曾经递话，说隔壁青龙村有个鳏夫，家底不错，愿意连带两个孩子一起要。李婶听完，看了眼她绣到一半的荷花枕套，说：“大娘，您说啥呢，我耳朵进水了，没听清。”

从此，再没人敢提这事。

李婶的日子过得清贫却有条理。她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晚上点着煤油灯绣花，赶订单。那些年，村里姑娘出嫁，彩礼里少不了她绣的枕套和肚兜。

她家那扇木门总是半掩着，夏天为了通风，冬天为了省柴火。门框上挂着一串铜铃，那是李根生在赶集时买的，说是这样能听见孩子们的动静。李根生走后，李婶再没取下过那串铃铛，好像只要铃声还在，这个家就没散。

铃铛下面的门框上，刻着两道刻痕，旁边写着日期和名字：明辉，1986年，1.2米；明辉，1987年，1.32米。再往下就没有了。

那年明辉上小学二年级，老师说他数学好，可以考重点中学。李婶听后拿出了家里仅有的5块钱，要明辉去供销社买了本奥数题，还特意去邻村找了个初中老师给明辉补课，每次去都带上自己绣的手帕或袖套作为报酬。

补课老师姓张，微胖，戴副眼镜，走路时喜欢背着手。他很少说话，但偶尔会指着黑板上的数学公式，对明辉说：“这个，像什么？”明辉答不上来，他就摇摇头，自言自语：“像生活，明白吗？”明辉还是不明白，但还是认真地点头。

我记得那个夏天特别热，李婶坐在补课的教室外面，一边绣花，一边用蒲扇赶蚊子。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流下来，滴在绣到一半的牡丹上。她也不擦，就那么让汗水洇开了，成了花瓣上一滴露珠的形状。

月月则跟着大哥上学，虽然她才四岁，但李婶没人可托付。小姑娘乖巧，就坐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摆弄李婶给她缝的布娃娃，一坐就是一整天。

日子就这样过着，慢慢地，人们习惯了李婶家的不完整，甚至有时候会忘记，她曾经是有丈夫的。

1992年的冬天，明辉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月月已经上小学四年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夸她字写得好，像印刷体一样整齐。

那年村里通了电，李婶家里也装了一个灯泡。冬天的晚上，昏黄的灯光下，母子三人围坐在那张方桌旁。明辉在做题，月月在抄生字，李婶则埋头绣着嫁衣。她的眼睛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好了，经常要眯着眼睛找针眼。

桌上放着一台小收音机，是明辉用废品换来的，正播着京剧。李婶最爱听《红灯记》，每到李奶奶唱”柳岸春风绿丝绦”时，她就会停下手里的活，闭上眼睛，跟着哼几句。

那些年，明辉和月月的学费总是按时交齐，从不拖欠。村里人都纳闷，李婶那点绣花钱，怎么够两个孩子上学的。后来才知道，她晚上还到镇上饭店洗碗，每天走十里夜路回家。

有次下暴雨，她踩到水坑里崴了脚，愣是咬着牙走回家，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邻居王婶劝她歇几天，她笑笑说：“哪能啊，地里的苞米正要追肥呢。”

她裤脚下的脚踝肿得像馒头。

明辉上高中后，家里的日子更紧了。李婶又多接了份活，给县里宾馆做清洁工。那段时间，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一次，我去她家送东西，看见桌上放着一个饭盒，里面是从宾馆带回来的剩菜，还有两个窝头。

旁边放着一张字条：“妈，我和月月吃过了，这是留给你的。”字迹很工整，应该是月月写的。

1996年，明辉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全村人都为李婶高兴，村支书还专门开了个小会，表扬李婶把孩子教育得好。村里给凑了200块钱作为贺礼，让明辉带着上大学。

那天晚上，李婶难得喝了点酒，脸颊泛红，望着天上的星星说：“根生啊，你看见没，咱儿子争气。”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提起李根生的名字。

月月初中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那孩子争气，还拿了奖学金。李婶拿着奖学金证书，在村口的老井边看了又看，最后小心翼翼地卷起来，塞进怀里。

“月月像她爹，脑子活络。”李婶对打水的村民说，“当年她爹就是班上的第一名，要不是家里穷，早就上大学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2000年，月月也考上了大学，去了南方一座城市学护理。李婶站在村口，看着远去的客车，突然像是老了十岁。

那天晚上，村里人看见她一个人坐在井边，手里攥着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在干嘛。月光下，她的背影显得格外单薄。

村里人都说李婶是个有本事的女人，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但没人知道她付出了多少，也没人知道她那双绣花的手，指腹上的茧有多厚，指甲缝里的泥垢有多深。

明辉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在一家机械厂上班，娶了个城里姑娘。结婚那天，李婶穿着自己缝的蓝布旗袍，显得有些局促。她坐在儿子的婚礼上，像个局外人，连笑都是克制的。

新娘敬茶时，李婶的手有些抖，茶水洒了一点在裙子上。她连忙用手抹了抹，好像很怕弄脏这套新衣服。

月月毕业后也没回村，在南方一家医院当护士。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信封里有时还会夹着照片，照片上的月月越来越像个城里人，白皙的皮肤，时髦的发型。

李婶把这些照片都贴在墙上，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照片角落的日期已经被她的手指摸得发白。

时光悄然流逝，转眼间，李婶满头的黑发已经掺进了不少白丝。她的身板还是那么硬朗，仍然每天下地干活，只是步子没以前那么利索了，腰也总是直不起来。

去年春节，明辉和月月同时回家过年。这在李婶家是头一遭，她高兴得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还特意到集市上买了新窗花和对联。

大年三十那天，李婶一大早就起来包饺子。她包的饺子从来不露馅，可那天却总是漏，一连包破了好几个。她有些着急，嘴里念叨着：“怎么回事，今天手怎么这么笨…”

中午，明辉和月月到家了。他们带来好多东西：电视机、洗衣机、还有一台电饭煲。李婶手足无措地站在那些大盒子前面，不知道该碰哪一个。

饭桌上，明辉说起了他的工作，月月谈论着医院的事。李婶安静地听着，时不时给他们夹菜，眼睛里闪着光。

“妈，我和月月商量了，”明辉放下筷子，正色道，“您一个人在村里太辛苦了，我们想接您去城里住。”

李婶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我哪能去城里啊，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城里那些高楼大厦，我住不惯。”

“可您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不放心，”月月也说，“您也该歇歇了，这么多年，够辛苦的了。”

李婶没再说什么，只是低头吃饭。

晚上，当李婶以为这件事已经翻篇时，明辉又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妈，村里的王叔，您知道吧？他爱人去世三年了，一直一个人。前几天他来找我，说很欣赏您这些年的为人处事，想…”明辉的声音越来越小。

李婶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什么意思？让我改嫁？”李婶的声音有些颤抖。

“妈，您别激动，”明辉赶紧解释，“我和月月也是为您考虑。您才五十出头，身体还硬朗，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过吧？”

月月也附和道：“是啊，妈。王叔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不错，您跟他在一起，也有个照应。”

李婶沉默了很久，最后缓缓站起身，走进里屋。

我们村的房子都是老式砖房，一进门是个堂屋，两边是厢房。李婶的房间在东厢房，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梳妆台上放着一个铜镜，那是当年李根生给她的聘礼。

她打开床头的小抽屉，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上的花纹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但还是能看出是朵牡丹花的形状。

李婶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压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英俊挺拔，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

照片背面写着：“根生同志，公社民兵连练习射击留念，1978年。”

这是李根生唯一的一张照片。

李婶把照片端正地放在桌子上，然后又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小本子很旧了，封面都卷了边，上面写着”1984年”。

她翻开本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账： “1月15日，绣花两副，5元。” “1月18日，李队长家的枕套，3元。” “2月1日，去镇上送活，车费，5角。”

账本后面几页，字迹变了： “1985年3月，借公社王会计50元，9月还。” “1986年5月，借生产队长30元，明辉买学习用品。”

再往后翻，记录更加琐碎： “明辉鞋子大了一码，可以穿两年。” “月月的校服领子磨破了，改成圆领。” “米袋里的米，够吃到月底。”

李婶把账本和照片都带出来，放在桌子上。

“这是你们爹，”她指着照片，声音平静，“他走的时候，你们还小，可能都不记得他长啥样了。”

明辉和月月凑过去，小心地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和他们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大。

“你爹不是塌方死的，”李婶突然说，“他是在救人的时候，被埋的。”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那年修房子，地基挖得太深，突然塌方了。你爹在外面，看见里面还有两个人没出来，就冲进去了，把人推出来，自己却…”李婶的声音哽住了。

她翻开账本，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这些年，我把能记的都记下来了。你们的每一分钱学费，我都记着从哪来的。有时候实在不够，我就去借，但我从来没耽误过你们的学费。”

“妈…”明辉想说什么，却被李婶打断。

“不是我有多能干，”李婶继续说道，语气平静，“是因为我答应过你爹，说一定把你们拉扯大，让你们都上大学。你爹生前就说，他没机会读书，但他的儿女一定要读。”

她抚摸着那本发黄的账本，就像抚摸一件珍宝：“这些年，我没敢多花一分钱。每次想买件新衣服，就想起你们的学费；每次想吃顿好的，就想起你们的书本费。我不是抱怨，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些年，我从来没忘记过你爹，也从来没想过要改嫁。”

月月已经泪流满面，明辉也红了眼眶。

李婶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坚定的平静：“我守了这个家三十年，不是为了让别人来接手。我答应过你爹，这辈子就是他一个人的媳妇。你们不用担心我，我在村里过得挺好，有邻居，有老井，还有你爹的那些回忆。”

第二天，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王叔来道歉，说是自己考虑不周。李婶笑着说没关系，还送了他一双她绣的鞋垫。

明辉和月月走的那天，李婶一直送到村口。回来的路上，她特意绕到那口老井边，打了桶水。

我刚好路过，问她：“李婶，都通自来水了，您还打井水啊？”

她笑了笑，说：“这井是他挖的，水是甜的。”

那个”他”，我们都知道是谁。

后来，明辉和月月轮流回来看她，每次来都会住上几天。李婶还是那个李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还是会绣花，虽然眼睛已经花了，但手艺不减当年。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李婶这样的老人还留在村里。每到傍晚，她总会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看着远处的夕阳，有时候还会哼几句《红灯记》。

去年冬天，明辉的儿子出生了，李婶终于答应去城里住一段时间。她带着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李根生的照片和那本旧账本。

临行前，她特意去了一趟老井，打了一桶水带走。

“井水甜，”她说，“给娃洗脸，长得俊。”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