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年春天那场雨下得特别大，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半边枝桠都压弯了。我接到电话，说姥爷不行了，快赶紧回去吧。

去年春天那场雨下得特别大，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半边枝桠都压弯了。我接到电话，说姥爷不行了，快赶紧回去吧。

挂了电话，我楞在那儿半天没动弹。窗外雨点打在玻璃上，一道又一道，像是有人在敲门。七年了，我没回过老家，连姥爷过八十大寿我都没回去。

“下雨了，收衣服啊。”楼下王大妈冲着三楼喊，惊起一群麻雀，从电线杆上扑棱棱飞过。

我随便塞了两件换洗衣服，赶最早的班车回了村子。那辆黄皮中巴还是老样子，座位靠背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但标志已经褪色，边角还被人揭了一半。

车到半路，雨停了，天上还是灰蒙蒙的。司机开了收音机，放着不知道哪个电台的相声，但信号不好，噼里啪啦的，笑声和杂音混在一起。

一个老太太拎着装鸡蛋的塑料袋上车，袋子系了两个死结。她坐在我旁边，问我：“闺女，你是回谁家啊？”

“回李家庄，看我姥爷。”

“李家庄？李老汉家？”她眼睛一亮，“那老头子这回真的不行啦？”

我没吱声。她却自顾自说下去：“那老头子可有钱了，听说年轻时在外头发了大财，后来又回村盖了那么大个院子。”

我心里烦，就盯着窗外发愣。路边的电线杆倒退着，一根一根，像是在数着什么。

到了李家庄，雨又淅淅沥沥下起来。我站在村口，一时不知道该往哪走。村子变了样，新修了柏油路，原来的泥巴小道不见了。

“小叶！这儿！”二舅站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旁冲我挥手。他比我记忆中老了许多，头发都白了一大半。

“你姥爷一直念叨着你，说你会回来的，果然。”二舅发动车子，“昨天他还能说话，今儿早上就不行了，就是吊着一口气等你呢。”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

姥爷家的大院还是老样子，就是围墙掉了皮，露出里面的红砖。院子里种的那排杨树已经长得老高了，树叶被雨水打得沙沙响。

屋里挤满了人，有些是我叫不上名字的亲戚。姥姥早几年就走了，现在看护姥爷的是三姑。看到我进来，三姑眼睛都红了：“可算来了，你姥爷一直念叨你呢。”

姥爷躺在炕上，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就剩下一把骨头。他的呼吸很浅，眼睛紧闭着。

“姥爷，我回来了。”我握住他的手。

姥爷的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眼。他的目光浑浊，看了我好一会儿才有了焦距。“小叶……”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姥爷，我是小叶，我回来了。”

姥爷的手动了动，示意我靠近。他在我耳边说：“柜子，第三个抽屉……”

我赶紧去找他说的柜子。那是个老式的木柜，上面落了一层灰，擦掉灰发现木头已经有些发霉。第三个抽屉很难拉，卡住了似的。我使劲一拽，抽屉才勉强打开。

里面放着一把铁钥匙，已经锈迹斑斑。我拿着钥匙回到姥爷床前。

“祖屋……”姥爷断断续续地说，“地下……”

我还想问清楚，可姥爷已经闭上眼睛，呼吸更加微弱了。

夜里十点多，姥爷走了，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办丧事的那几天，我一直忙前忙后，也没顾上去看那个祖屋。等到一切都办完，人都散了，我才想起姥爷给我的钥匙。

“三姑，姥爷说的祖屋是哪个？”我问。

三姑叹了口气：“就是村西头那个老宅子，你小时候还在那儿住过，记不记得了？后来你姥爷盖了这个院子，就都搬过来了，那老宅子空着好多年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村西头。那老宅子破落得厉害，门上的铁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我试了好几次才把钥匙插进去。

门”吱呀”一声开了，扬起一层灰尘。屋里很暗，窗户都用木板钉起来了，只有几缕阳光从缝隙里透进来。

屋子里的东西大都还在原处，只是落满了灰尘和蛛网。墙角有个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上面摆着一个相框，照片已经看不清了。

我想起姥爷说的”地下”，开始在屋子里找地窖或者什么密室。老房子的地面是泥巴糊的，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试着敲打地面，大部分地方都是实心的声音。当我敲到灶台旁边时，发出了空洞的回音。

我找来一把铁锹，小心翼翼地挖开那块地方。挖了没多久，就露出一个木板盖子。我用钥匙撬开盖子，下面是个不大的地窖，只有一米多深。

地窖里有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上面落满了灰尘。我把盒子拿出来，用衣袖擦了擦，发现上面有个锁，正好是我手里这把钥匙的样子。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和一个布包。纸张已经很脆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发现是一张地契，上面的日期是1952年。

地契下面是一些照片，黑白的，已经泛黄。照片上有个年轻人站在一栋洋房前，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样子很神气。我仔细一看，竟然有点像年轻时的姥爷。

正当我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门外传来脚步声。

“谁在里面？”是村长的声音。

我赶紧回答：“是我，李家老爷子的外孙女。”

村长李大山闻声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脸色变了：“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我指了指那个地窖：“就在下面。”

村长走过来，蹲下身看了看地窖和我手中的盒子，眼睛越瞪越大：“这…这不可能啊…”

“怎么了？”我问。

村长没回答我，而是自言自语道：“老爷子这是要翻案啊…”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继续翻看盒子里的东西。在那叠发黄的纸下面，我找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财产登记》。

打开小册子，里面记录着一大笔财产：上海的一栋洋房、北平的两间铺面、天津码头的股份……

最后那个布包里包着一块银元和一个铜印章。

村长看到这些东西，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他喃喃自语：“这么多年了，原来是这样…”

我问他：“村长，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村长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凳子上落了灰，他也不管，长长地吐了口气：“你可能不知道，你姥爷年轻时是个大老板，解放前在上海有好几家工厂。”

我惊讶地看着他。

“后来解放了，你姥爷被定为地主成分，家产都充公了。那时候村里批斗他，说他藏了很多财产没上交，可是搜了好几次也没找到。”村长继续说，“你姥爷受不了批斗，就去自首了，说自己确实有藏东西，但已经都捐给了新政府，还拿出一些证明。这事后来就平息了。”

村长拿起那本《财产登记》翻了翻：“这些年，村里一直有传言说你姥爷其实根本没捐，是藏起来了。特别是他后来盖了那么大一个院子，大家都觉得他肯定还有钱。”

我此时才明白为什么姥爷会给我这把钥匙。这些不是什么藏起来的财宝，而是他的清白。

我们把东西都搬出来，一起去了村委会。村长叫来了几个老人，都是当年的知情人。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沉默了。

那本《财产登记》最后一页贴着一张收据，盖着公章，证明姥爷确实在1952年就上交了全部财产。

布包里的那块银元和铜印章是唯一留下的纪念。印章上刻着”诚信为本”四个字。

“这老爷子，憋了一辈子气啊。”一个老人叹息道，“当年那么多人骂他，说他藏了钱财，可他就是不辩解。”

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姥爷是个硬骨头，宁可背着骂名也不多说一句。现在总算是清白了。”

回到姥爷的大院，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着那排杨树。原来院子并不是姥爷用藏起来的钱财盖的，而是他后来凭自己本事一点点赚来的。

我突然注意到，石凳下面有个小坑，里面放着几个烟盒。我捡起来一看，是”大前门”，姥爷生前最爱抽的烟。烟盒都空了，但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像是被人故意放在那里的。

三姑走过来，看到我手里的烟盒，笑了：“你姥爷有个怪习惯，抽完的烟盒从来不扔，说是怕浪费。后来我们也不管他了，他就在这石凳底下挖了个坑，专门放烟盒。”

我打开其中一个烟盒，发现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姥爷歪歪扭扭的字：“做人要有骨气，但不要有怨气。”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那天晚上，村长请我去他家吃饭。他家里挂着个旧挂钟，时针都掉了，但还在”滴答滴答”走着。

“你姥爷这事，我得跟你道个歉。”村长给我倒了杯茶，茶叶是用旧罐头瓶装的，上面的标签已经看不清了。

“为什么？”

“当年我爹也是批斗你姥爷的人之一。”村长叹了口气，“我爹临终前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冤枉了你姥爷。”

村长的媳妇端上来一盘花生米，碟子边缘已经缺了一块，但擦得很干净。

“其实，你姥爷后来发达了，可以为自己平反的，但他从来没这么做过。”村长说，“他说既往不咎，何必再翻旧账。”

回城的前一天，我又去了趟祖屋。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但角落里居然开着几朵野菊花，黄澄澄的，在阳光下特别显眼。

我在屋子里又找了一圈，在灶台下面的一块砖后面，发现了一个小铁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铜质的奖章，上面写着”劳动模范”。

我把这枚奖章带回了姥爷的院子，问三姑这是怎么回事。

三姑接过奖章，眼睛湿润了：“这是你姥爷在五十年代末获得的，那时候他在公社带头学习新技术，发明了一种提高产量的方法，得了这个奖。”

“那为什么会藏在祖屋里？”

“因为后来有人举报他成分有问题，这奖章就被收回了。”三姑抹了抹眼泪，“虽然后来平反了，奖章也还给他了，但你姥爷说，既然能收走一次，就能收走第二次，不如自己藏起来。”

那天晚上，我梦见姥爷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冲我笑。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城的班车。车窗外，村子渐渐远去，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我会永远带在身上，就像姥爷的那句话：“做人要有骨气，但不要有怨气。”

车开到半路，天又下起了雨。司机打开了雨刷，“咯吱咯吱”地响着，节奏和那老式挂钟的”滴答”声莫名地重合在了一起。

我掏出手机，发现姥爷那个奖章的照片拍糊了。不过没关系，有些记忆，不需要照片也能记得清清楚楚。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打在车窗上，像是有人在轻轻敲门。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