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此二赋，于书法史上堪称扛鼎巨作，自然难以避开朝廷的追寻索求。乾隆时期，其被收纳入清内府，并被镌刻于《三希堂法帖》之中。而后，它们被溥仪带往长春，1945 年竟神秘失踪。直至 1982 年，二赋已销声匿迹达整整三十七个春秋。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此二赋，于书法史上堪称扛鼎巨作，自然难以避开朝廷的追寻索求。乾隆时期，其被收纳入清内府，并被镌刻于《三希堂法帖》之中。而后，它们被溥仪带往长春，1945 年竟神秘失踪。直至 1982 年，二赋已销声匿迹达整整三十七个春秋。

此二赋的收藏者为刘刚，乃是吉林市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师。1945 年，他家尚在长春，秋日之际，父亲刘忠汉匆忙归来，将一包裹交予母亲，并叮嘱妻子务必妥善保管。刘忠汉毕业于沈阳陆军学校，在伪满洲国担任小军官一职。彼时正值多事之秋，刘忠汉离家之后，再未归来，至今生死未卜。1946 年，刘刚一家从长春迁至吉林市，父亲交与母亲的包裹也随之带到了吉林市。

刘刚渐次长大，攻读了历史专业。当他开启父亲遗留的物件时，直觉告知他，倘若苏东坡的二赋乃是真迹，就应当有个明晰的说法，必须交付国家收藏。于是，在友人的引荐之下，他寻到时任吉林市图书馆副馆长的刘廼中，请求其予以鉴定。刘廼中又邀来书法家金意庵共同甄别。刘廼中、金意庵亦为传奇人物，前者毕业于辅仁大学，曾于文化部直属单位任职，1957 年被划为右派，发配至北大荒劳动改造，其后就地安置，来到吉林市工作。

金意庵具皇族血统，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辗转至吉林铁路局工作。二人命运多舛，却因丰厚的文化涵养与颇高的书法创作能力，受到吉林地方政府的重视，众多书画爱好者成为他们的拥趸。二人离世后，先后设立了艺术馆，以作永久铭记。

于刘廼中的办公室内，二赋手卷缓缓铺展，刘廼中的双目为之一亮。此乃 1982 年 12 月 7 日的下午时分，长达 306.3 厘米，宽达 28.3 厘米的二赋，在吉林市图书馆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夺目。二赋总计六百七十余字，书写于宋代白麻纸上，以七纸接装而成，姿态曼妙，飘逸灵动。

刘廼中手边存有早年延光室印制的二赋，相互比对，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点。眼前的二赋，引首与隔水已然不见，正文第一行稍有残缺，其余部分仍旧完好。收藏印章共计六十六枚，延光室印制的二赋为五十三枚，多出的印章诸如 “宣统御览之宝” 等乃后来钤印的，曾钤于引首处的 “乐寿堂鉴藏印”“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 等印，与引首一并消失。

乾隆、嘉庆、宣统的印迹，以及元、明、清收藏家的印章，井然有序地钤于二赋的不同位置。印泥的色泽透露出时间的长短，轻轻一瞥，便能体悟到二赋的厚重分量。刘廼中将自身的见解告知了金意庵，二人继续研讨斟酌，展露出会心的微笑。

藏者刘刚坦诚直言，只要二赋确为真迹，即刻捐献给国家。

吉林省文化厅高度重视，决议由吉林省博物馆予以收藏。1983 年 1 月 26 日，吉林省文化厅在长春举行了颁奖仪式，奖赏刘刚一万九千元奖金，并颁发了奖状，另奖励刘廼中、金意庵、周克让每人一千元奖金，肯定了他们在保护二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二赋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乃苏东坡的文学杰作，亦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洞庭春色赋》创作于 1091 年，即元祐六年。再度被贬至杭州的苏东坡，接获诏书返京，却遭程颐等人诬陷构陷，又被贬往颍州任职。对于政治的沉浮似乎已然习以为常的苏东坡，心情依旧烦闷，遂有 “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惸鳏” 之慨叹。

仕途跌宕起伏，1093 年，对苏东坡而言亦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8 月 1 日，夫人王润之离世，年仅 46 岁。苏东坡再度宦海迁移，充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9 月 3 日，宣仁太后驾崩，哲宗亲政，10 月 23 日，苏东坡又赴定州任职。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中山松醪赋》。关于此篇文章，“苏门四学士” 之一的晁补之曾言说一番意味深长之语：

公帅定武，饬厨传，断松节以为酒，云饮之愈风扶衰。松，大厦材也。摧而为薪，则与蓬蒿何异。今虽残，犹可收功于药饵。则世之用材者，虽斲而小之为可惜矣，倘因其能，转败而为功，犹无不可也。

晁补之对于《中山松醪赋》的体悟尤为深刻，他从 “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的剖白之中，洞悉到了老师的内心深处。

次年，苏东坡再度遭人构陷，“因语涉讥讪，削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罢定州任，以左朝奉郎知英州。即行复论罪，降左承议郎，仍知英州”。1094 年 2 月，自定州赶赴英州，途经河南睢县，凭借他那 “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 的笔锋抄写《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而后踏上了自身宦海沉浮的不归之途。

至于为何在睢县抄写此二赋，苏东坡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予在资善堂，与吴传正为世外之游。及将赴中山，传正赠予张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过韦城，而传正之甥欧阳思仲在焉，相与谈传正高风，叹息久之。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独爱重之，求予亲书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独恨传正未见。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从也。

《苏轼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合卷真迹的流转过程跨越近千年，涉及宋元明清四代藏家与宫廷递藏。该卷最初由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被贬岭南途中书就，以白麻纸七纸接装，总长306.3厘米，是现存苏轼传世墨迹中篇幅最长者。元代至元年间，该卷首见于张姓藏家题跋，至明代经乔宇篆书引首，后由杨一清、黄养正、李东阳、王世贞兄弟递藏。王世贞曾评价此卷“如狮蹲虎踞，结构严整”，其弟王世懋更将此卷转赠陈从训，足见明代文人群体对其艺术价值的推崇。

清代该卷入藏安岐《墨缘汇观》，乾隆时期进入内府后经历四次御题，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在定州（今河北保定）两次临摹《中山松醪赋》，刻意强化苏轼在此地任职时创作的历史关联性。近代该卷随清宫旧藏流入长春伪满皇宫，1945年散佚民间，直至1982年重新发现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院，现存卷首“洞庭春色赋”五字及部分引首已佚失。

从书法史角度看，此卷集中体现了苏轼晚年“侧锋取势，偃卧用笔”的革新性特征。两赋书写时间相隔三年（1091-1094），却呈现出高度统一的艺术语言：《洞庭春色赋》32行287字以欹侧取姿，《中山松醪赋》35行312字则强化横势开张，通过“肉丰骨劲”的笔墨处理，在扁平结体中暗藏篆籀气韵。黄庭坚曾特别指出其“酒酣放浪，字特瘦劲”的矛盾统一，这种将文人醉态转化为笔墨张力的创作方式，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典型范式。

该卷的传播史更折射出艺术经典化过程：苏轼生前多次书写《中山松醪赋》赠友，通过私人交游突破朝廷对其文集刊刻的限制；元代出现石刻本，明代梁清标《秋碧堂帖》推动其进入公共鉴赏领域，至清代宫廷摹刻使其升格为书法典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后十三则题跋构成跨越六百年的鉴赏谱系，从李东阳“郁屈瑰丽”到张孝思“结构严整”，不同时代的审美解读层层叠加，最终确立其在书法史上“宋四家之首”的经典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卷《北宋苏轼中山松醪赋》，字迹雄健豪迈非民间作伪者所能为，结字与上海博物馆藏《北宋苏轼祭黄几道文》多有相合，或为双钩廓填本也未可知。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