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惊心特务案：粟裕一句话力排众议，救了200多同志！

摘要：1941年7月，苏中抗日根据地迎来梅雨时节。新四军第一师师部设在如东县曹埠镇，屋檐滴水声与电报机的嘀嗒声此起彼伏。师长粟裕刚开完作战会议，保卫科就送来上级下发的一份花名册。在这份厚厚的名单中记录了各部队近期清查出的二百零三名“敌特人员”，平均到每个连队竟然有三

1941年7月，苏中抗日根据地迎来梅雨时节。新四军第一师师部设在如东县曹埠镇，屋檐滴水声与电报机的嘀嗒声此起彼伏。师长粟裕刚开完作战会议，保卫科就送来上级下发的一份花名册。在这份厚厚的名单中记录了各部队近期清查出的二百零三名“敌特人员”，平均到每个连队竟然有三到四人。

按照新四军编制，第一师下辖三个作战旅和一个直属支队，总兵力一万一千七百人。如果名单属实，敌特渗透比例将会达到百分之一点七，这个数字超出常规反间谍工作的经验范围。粟裕把名册摊开在杉木桌面上，警卫员看见粟师长的手指在页码处停留了很长时间。

随后粟裕让参谋处长取来各部队驻防图。他用红蓝铅笔标注出几组数据：第三旅驻守石港镇，编制三千二百人，上报特务四十一人；师部侦察连编制一百二十人，上报特务七人。这些数字让他回忆起去年秋季反扫荡时缴获的日军文件，上面记载苏中地区日本特高课在编特务只有八十七人。他对政治部副主任说：“敌人往我们一个师派来的特务，居然比整个苏中地区的特务还多上一倍？这个数字和特务工作的常规情况对不上”。

粟裕此时的谨慎来自实战中的教训。1932年赣南苏区肃反时，他在红四军担任参谋长，亲眼看到扩大化带来的损失。红十二师曾经在三天内处理了一百二十名干部，造成该部在后续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

1935年浙西南游击战时，他亲自纠正过一个错误判断，救回两名被误认为是叛徒的侦察员。此时他特地让人打开会议室里所有窗户，梅雨天的湿气顿时渗了进来，这是他多年来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保持空气流通有利于冷静思考。

保卫部长汤光恢接到这份通知时正在整理档案。这位来自江西萍乡的老红军习惯穿浆洗笔挺的灰布军装，风纪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1939年他经办过淮南根据地的投毒疑案，通过对照炊事班记录和病员的症状，最终排除人为因素，确定是野菜中毒。

粟裕对汤光恢当面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重新核查每个人的入伍渠道；第二，核实所谓特务活动的具体证据；第三，所有物证都要实物验证。汤光恢注意到粟师长在讲话时，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桌上的德制发报机零件。

接受任务之后，汤光恢让干事按人员来源整理档案，发现有一百六十二名“特务”来自上海。其中包括三十七名大学生、二十三名中学教师、十一名书店职员，这些都是1939年后通过上海地下党交通线输送到根据地的文化人。

此时，一名叫做黄特的青年进入到调查组视线内。在一个深夜，当同宿舍的战友们都已熟睡时，黄特在梦呓中无意识地说出了“一定要小心”、“不能暴露”等。这些梦话恰好被一位惊醒的战士听到。这位战士警惕性很高，并没有当做普通的梦话，而是意识到这可能隐藏着重大问题，随即向保卫部门作了汇报。

保卫部门接到报告后，重新调查了黄特的原始档案。汤光恢发现多个疑点：黄特声称1939年在上海领导组织罢工运动，但工部局档案没有查到那年的相关记录；他自称安庆师范毕业，但该校1936届毕业生名单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这些漏洞本该在初审时发现，但由于战事频繁使得审查工作出现疏忽。

随后黄特被组织隔离审查，在第一次受审时他承认使用了转移视线的手法。曾经利用田青议论过新四军医疗条件差的事，把田青不经意的一句牢骚话歪曲扩大成为政治攻击。

当时根据地药品短缺是大家都了解的情况，师部卫生处每个月都向上级申请药品支援。黄特却把这句话记成“恶意诋毁抗战设施”，随后保卫部门对田青进行连续审讯。在十二小时的高强度讯问后，这个二十岁的女学生精神崩溃，主动承认了不存在的“托派”身份。她随后供出的六个名字，都是在上海一起参加读书会的同学，这些年轻人的所谓罪证只是几本进步书籍。

被田青供出的上海青年周树人由于时常擦拭眼镜，被说成是“发送信号的特定动作”；语文教员王翰因为用英文写日记，被指为“使用密码通信”。最离奇的事情落在老红军王兴华头上，这位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由于在军事会议上反对冒险战术，被歪曲为“故意破坏作战计划”。当汤光翻阅审讯记录时发现，八成以上的供词都有明显的主动诱导性提问，有份笔录上直接写着：“其他人都指认你了，痛快承认对大家都好”。

在第三次审问黄特时，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汤光恢把十八份证词铺在桌上，突然问道：“你说去年重阳节在如东县发展组织，可那天全县遇到暴雨，所有道路中断三天”；“你说用《江淮日报》传递情报，但这报纸半年前就停刊了”。黄特在这些细节面前完全没法自圆其说，前前后后改口十一次。经过七个小时连续审问，最终黄特心理防线崩溃，承认了自己的军统身份。

在当时摩擦的敏感时期。新四军对来自敌占区的青年知识分子会保持必要的政治警惕，但又急需知识分子力量。锄奸部门面临很大压力，希望快速肃清内部敌人，有时会过于重视口供。黄特恰好利用了这种紧张气氛和审查可能存在的粗疏。

军统当时制定了一个阴谋：故意安排一些特务暴露，然后抓住了“坦白从宽”的政策，通过“检举揭发”他人来争取宽大处理，保全自己。然后通过“乱指认”的方式，牵连大批无辜者，企图使新四军锄奸部门“摸不着头脑”，造成内部恐慌。

粟裕接到审讯报告时正好遇到敌情紧张。他马上让报务员优先接通军部频道，亲自口述电文：“经实地核查，所谓二百人特务组织实际是真特务编造的诬告网，建议立即释放所有受冤同志”。军部回电比平时都快，陈毅代军长在电文最后特别加上：“锄奸工作要清除杂草，更要爱护禾苗”。第二天早晨，被关押的二百多位同志在师部操场集合，当宣布洗冤决定时，不少知识分子跪地痛哭，战士们帮他们重新戴好军帽徽章。

这件事之后，汤光恢的办案方法成为保卫系统的榜样。有次检查军纪时，他发现一名战士因与女兵交往被判死刑。查阅案卷后得知，所谓“情书”其实是抄写抗日诗歌的笔记本。重新调查后，这名战士很快回到战斗岗位。粟裕在师部干部会议上特别指出：“保卫工作不是砍柴，不能图快一刀切。汤光恢同志保全的不只是个人性命，更是革命队伍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