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份提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讲述了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集结的情形，称截至1942年3月，日军在苏联远东边境（与中国东北和朝鲜接壤地带）集结了28个旅共120万人，包括5500门大炮和1000辆坦克、1400架作战飞机；日军飞机不断袭扰苏联边境，并深入苏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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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日本攻占新加坡后，苏日战争爆发的危险急剧增加，对日战争成为莫斯科认为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威胁。

一份提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讲述了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集结的情形，称截至1942年3月，日军在苏联远东边境（与中国东北和朝鲜接壤地带）集结了28个旅共120万人，包括5500门大炮和1000辆坦克、1400架作战飞机；日军飞机不断袭扰苏联边境，并深入苏联内陆腹地侦察工业矿产等，频繁程度同1941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将近一倍；日本情报机构还借助间谍、军事侦察、空军与专业技术的帮助，在边境地区从事间谍活动。

整个1942年，远东边疆区三个防段就逮捕了222名日军间谍，此外还发生多起日本军警向苏联境内射击的事件。

1942年4月14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波罗诺夫少将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时提交了题为《苏“满”边境局势》的报告，详细列举了日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种种迹象，比如开始在苏联边境地带集结并修筑防御工事；修建公路与要塞；开始征召预备役，并撤离了边境地区居民和工厂；多次派飞机和间谍侦察苏联情报；开始在东北民众中散布关于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调；在边境地区散布信息，称日本将根据同德国达成的协议在1942年上半年进攻苏联。

与此同时，伪满治安部仍未面临的苏联威胁加剧，并明确将苏联定性为“敌性国家”，将彻底肃清苏联支持的东北抗日游击队作为“国土防卫之基石”。

有迹象显示，上述报告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1942年初，莫斯科指示远东方面军针对潜在的日军进攻制定详细的反击作战方案，并且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确保所有部队与舰队做好战斗准备。还从西线部队中抽调了两个坦克旅和三个炮兵团到远东加强布防。1942年1月24日，大本营正式授权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可以在遭到日本突袭时动用远东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海军予以还击。

1942年夏，莫斯科还在远东地区新设立了拥有独立编制的航空军，将此前分散的飞行师统一编入远东方面军，创建了第九、第十航空军，此外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设立了第十二航空军。根据日军情报，这一时期远东方面军总计完成编组两个步兵师、十个步兵旅、三个坦克旅及十个飞行师。至1942年底，远东苏军作战部队总兵力达到75万人左右。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着手加强远东情报工作，包括增加了远东边防局总局情报人员的人数与侦察活动的频次。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直接指示要加强和改善远东边防部队的武器与人员配备。远东边防军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要求加强了情报工作，其中将境外情报人员的数目增加到219人，并加强了派遣东北活动的情报小组。

此外，远东边防军也在进行战斗准备，国土保护与边防部队的防御方案开始提上研究日程；所有的关卡都修筑了碉堡，而通往关卡的道路也都铺设了严密的障碍；边防军预备队得到加强；编组了两个骑兵团、两个步兵团和三个炮兵营，总计8823人、战马2318匹；边防军总人数达到46759人，战前同期的数字是33107人。

在预备队人员的基础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总局在1942年4月新编组了七个主力和十个预备役边防军单位，作战单位增至104个，其中为远东边防军部队提供2812人。这一切都发生在苏德战争最艰难的阶段。

根据1942年初，莫斯科要求远东方面军制定对日作战方案的指示，6月1日，王新林（苏联白人，与东北抗联直接对接人，本名瓦西里，抗联人叫顺嘴，叫成王新林）第一次向周保中正式提出东北抗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他派人到周保中在伯力城的寓所，指示周保中拟定苏日战争爆发条件下东北游击运动的行动方案。

不过，除了被指示拟定计划表和加紧派遣工作，周保中再未接到其他有关备战问题的指示，也没有再为反攻东北做其他准备。他的工作多是安排春耕、给养、部队纪律、教育与文化学习等问题，并多次讲这些工作列为野营工作的重点，看不出战争爆发的紧张气氛。张寿篯（李兆麟化名）6月25日给金策、许亨植的信中，称现在开始武装民众为时尚早。

对王新林来说，相对于未来的远东大战，更紧迫的应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控制。因为根据掌握的情报，东北抗联已被日军情报机构渗透，成为潜在的安全威胁。

4月内务部的报告就提到日本情报机构正在从到过苏联的中朝人员中挑选间谍。这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比较典型的案例，即第三路军副官夏振华的叛逃。日军对其进行严格审讯后，处置意见就是“拟利用其做工作”，即利用夏振华从事对苏情报工作。

此外，由于夏振华的特殊身份（1933年入党、资历老、熟悉北满高层事务、多次出入中苏边界、与苏军负责人有密切接触、受过苏军谍报训练并执行多次侦察任务、了解抗联野营状况等），他的供述对日军掌握东北党内情形、抗联小部队的活动规律，乃至苏联情报机构的真实情形，都极有帮助。

1940年3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六师副官金海山在临江叛变。次月就加入日军情报机构，接受日本陆军参谋部在图们的军事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延吉（间岛）特务机关图们特务分派机构”的领导，前往抚松、安图等地捕杀东北抗联官兵，同时也进行“诱降”工作。

1943年底，日军情报机构还委托金海组织专门的特务小组“金海山挺身队”。这个情报小组不仅在吉东一带捕杀抗联官兵、收集各类情报，还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苏联进行间谍活动。

正如张寿篯（李兆麟化名）所指出，当时的情形非常严峻，“敌人不但利用我们内部的叛徒。同（时）敌人还利用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

鉴于此，自1942年4月，苏军完全封锁了东北党与外界的联系，先是停止邮寄《新华日报》，使北野营官兵再无从得知外界消息，有关中国抗战的信息更是“片纸支字也得不到”；与北野营相比，南野营从未得到过类似的资料。

这一时期周保中与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常驻伯力，与南、北野营官兵以及在留守东北战场的官兵（包括执行派遣任务的小部队），都没有直接联络。一面，给周保中的信要先由苏军审查。周保中本人则从未见过来信的原件，都是听王新林转达内容，即“照例都先经过王新林同志先看”。而周保中、张寿篯从伯力发出的信件，同样要先交给王新林审批。

甚至他们二人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报告都要先经过王新林的审阅才能向部队官兵通报，加上此时东北党内事务也要请示王新林，王新林实际上担任了东北抗联最高指挥之责。另一方面，两个野营都由苏军管理（北野营主任为苏联军官杨林、南野营为苏联军官瑞金），周保中已经不能直接掌握相关情形，对野营的状况是“相当隔膜”的。

无论是考虑到苏日战争的紧迫性，还是应对日益猖獗的日军间谍活动，苏方都不得不开始考虑整合自身在远东的情报力量。就是在1942年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联共（布）中央在远东组建特种训练班以培训情报干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整编东北抗联以充实苏联远东情报系统被提上日程。

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在李海及苏军某政治委员的陪同下前往北野营，向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提出要整编东北抗联，要求将全部人员（包括在苏联但不在野营的、在两个野营的、执行派遣任务的、留守东北的）集中于北野营，整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的一个旅，称“苏联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番号8461部队）。

有迹象表明，苏军这一要求是突然的，至少对于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等东北党领导人是如此。因为在一周前的7月7日，周保中在给王效明的信中，还在强调基本问题“至今根本无变更”。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在7月8日写给北满金策的信中也丝毫未提部队改编之事。直到7月23日，周保中在给南野营负责干部的信中，将王新林关于整编东北抗联的指示称为“新指示”。尽管事出突然，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仍当即表示同意。

回顾东北党与苏军在1940-1941年之间的互动历史，东北党尽管在是否要将东北抗联并入苏军的问题上有分歧和顾虑，也因此同苏军代表发生过一些龃龉，但在部队实际的活动，包括整训与派遣工作的进行，总体上是依照苏军的指示在进行。

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等东北党领导人尽管也对东北游击运动的前途提出一些想法，都因未得到王新林的肯定而不了了之。因此，至少自1940年初，东北党是将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整体置于对苏关系框架之内的，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调整。当然，在第二次伯力会议后，苏方从人身上也基本控制了东北党和抗联的领导干部。当时，周保中、张寿篯被隔离在伯力，同部队官兵的通信和会面受到苏军的严格控制。在野营的官兵则经常被苏军随意派遣或秘密逮捕，留守东北的游击队更是“头不顶天，脚不着地”。

至于7月16日双方关于统编方式的具体交涉，唯一可见的史料是周保中的日记及其书信。

1942年7月16日，周保中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旅司令部以下分编四个教导营，两个直属教导连（迫击炮、交通）。现在东北各地活动中之各部队亦编入教导旅，人员数目先规定一千名为标准。

目的：养成全东北的抗日救国革命军事政治干部。

任务：在东北转入直接战争的新环境时，发动东北之积极游击运动。

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不但不限制独立活动性，而且加强独立活动性。

族长以下干部人员系由东北抗日联军现有干部人员充任之。

以第一路军人员为基干，编成教导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委员安吉。

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人员为基干，编成教导第二营，营长王效明，政治委员姜信泰。

第三路军人员为基干，编成教导第三营，营长许亨植，政治委员金策。

第二路军第五支队人员为基干，编成教导第四营，营长柴世荣，政治委员季青。

旅长由余（周保中）担任，余并向王新林建议，得同意以张寿篯同志为旅政治委员。副旅长、旅副政治委、参谋长、营副政治委，由苏联同志担任。

人员全员除东北抗日联军现有人员，此次饶河伪满军反正抗日之全部编入，以召服务红军中的少数民族“蒙古人”一部拨入，远东中国工人一部召集补入。

相当时期B野营人员全部移A野营集中编整训练。目前需要速急建筑营舍。

旅编成以后，全部军队生活教育训练，准苏联红军，又各级干部人员亦应规定称号（官阶）。

7月20日，王新林在两名苏联军官陪同下前往周保中在伯力的寓所，就部队整编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指示。他要求周保中尽快完成整编工作并开展训练。关于整编方式，王新林的指示是，旅指挥人员、政治工作人员之军事称号及职任（官阶、职任）经商讨决定。而副旅长、副政治委员、副营长、副营政治委员、迫击炮连、无线电信连连长都将由苏军担任。他还要求尽快将南野营搬迁到北野营集中，并要求在东北活动的所有人员于必要时集中到北野营。

7月21日，王新林派人带周保中到军装制作机构定制了旅的新军装，当天晚上，他再到周保中的寓所，讨论决定了各营的营长和政治委员人选。次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部就核准了他们提交的人员名单。

7月22日当天，王新林到周保中在伯力的寓所，正式宣布旅的成立及重要职务的人员任命。

他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的名义正式宣布：

凡留在劳动祖国的现有的东北抗日联军人员，以及由A、B两野营派回东北的人员或留在东北游击活动中的人员，以A野为中心凡暂留劳动祖国者一律实行红军制式，凡担负教育训练及战斗准备专责之各类人员，应受领斯大林红军的适当的光荣军事称号。除委定之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其余人员——战斗员（学员）亦一律依照红军定制编练受训。

他还宣布任命周保中为少校旅长、张寿篯（李兆麟化名）为政治委员，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柴世荣分别担任各营大尉营长，安吉、金策、季青、姜信泰为各营政治委员。随后，王新林领周保中、张寿篯、金日成前往谒见阿巴纳先科大将及其参谋长。从提出整编到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最终成立，前后只有不到一周时间，基本是苏方主导和推进的。

关于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人数问题，王新林7月16日的指示是“一千名为标准”。考虑到当时在苏联的抗联官兵只有约380人，他还在7月20日的会谈中提到将从苏联远东的华人中间征召200人左右，并从苏军抽调50名华裔官兵。此外，他还提到要将刚刚在饶河起义的71名伪满官兵补充到北野营。这些起义的伪满官兵原属于饶河县东安镇伪靖安军二团二营，1942年7月7日在国如阜、祁连升、孙学义等人率领下起义，击毙了伪军军官和日本人电台长，后越境苏联。

7月11日周保中在从苏军代表口中获悉此事时，还感叹“惜乎饶河方面我方干部人员部队，恐难应付事变，殊为焦急”，岂料7月19日苏军就将起义官兵送到了北野营。如此一来，加上留驻东北的游击队，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就完成了“一千名”的定制。

1945年8月25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丘维林少将给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交报告称，截至报告当天（8月25日），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共1354人，其中原东北抗联中朝（族）官兵476人（中国官兵373人，朝鲜籍官兵103人）、那乃人等少数民族官兵416人，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人数为462人。另据1945年10月12日远东军区司令部发布的命令：1943年1月第八十八旅的总人数812人，1944年1月1日是992人。不同时期受到派遣、逮捕、牺牲、退役等因素的影响，第八十八旅官兵人数会有些变化，但基本维持了最初设定的“一千名”的标准建制。

关于整编目的，王新林一再强调是为中国抗日救国事业培养政治与军事干部。或许是要证实这一点，他主动提出保留中共东北党的政治与组织系统以及东北抗联的军事系统。7月22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和王新林接见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阿巴纳先科大将首先也提到为中国抗日救国事业培养干部的说法，继而提出，新成立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将来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一则可以成为在东北地区联结苏联红军与中共军队的重要连锁，将最终完成东北解放事业的使命；二则全旅官兵都将成为未来中共在东北建军的基干力量。

阿巴纳先科大将还明确指示周保中训练要点。

第一，培养旅之指导员、政治工作人员，不但要领会战略战术与游击运动的原则与经验，还必须精通现代各种兵器之技术技能；第二，培养数目众多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干部。这也反映出苏军对这支部队的另一定位，即战时的“作战军的侦察联络部队”。

同时还要关注的是，就在王新林下达整编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同时，1942年7-8月间，内务人民委员部接连发出指示，要求远东方面加紧组织游击队干部与情报人员。在8月13日一份指示中，副内务人民委员谢洛夫与大本营游击运动总司令要求远东三个边疆区（赤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内务局与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局加紧组织游击队和培训干部，指示称，鉴于远东当前没有建立游击运动的司令部，相关组织工作可以交由远东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局和党的机关来承担，而大本营游击运动总司令部将承担与培训游击队干部相关的所有支出、物资与财政保障。

这份指示与旅的组建或不无关系。

王新林还在旅内设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机关，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受旅指挥部节制。该工作机关对旅内所有官兵都分别建立了档案，拥有直接审查、征调与秘密逮捕之权。

1940-1943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逮捕的抗联官兵就有89名，他们有的被释放做情报工作，有的则被直接处死，有的长期囚禁，有的莫名失踪，最后获准回旅的只有七人。季青与柴世荣就是在1944年被以间谍嫌疑秘密逮捕，周保中与张寿篯（李兆麟化名）毫不知情。1945年9月29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伊凡诺夫上将指示后贝加尔方面军军事委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这些被捕官兵交还周保中。

由此，苏军尽管一再声称尊重东北党的组织和政治独立性，且保留了中共组织与领导系统，实际上通过组织与指挥系统的设置，实现了对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严密控制。

国防人民委员部还联合共产国际干部部，详细调查了以周保中为首的那些被委以要职的东北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干部部结合1941年初对周保中的调查很快出具了鉴定报告。报告保留了对周保中的历史问题做进一步调查的建议，总体上肯定了周保中是一位“坚定的、富有创造力的、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可以担任军事领导职务”。

崔石泉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他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老、地位高（云南讲武堂出身、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加入中共，参加北伐与广州起义），尽管他在1942年7月被王新林批准担任旅副参谋长，在党内也担任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仍被共产国际指称有奸细嫌疑并很快被解除职务。1943年1月27日，他被正式免去“第八十八旅参谋部副参谋长职务”，降为“第八十八旅负责宣传工作的高级指导员”。

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