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迎来80周年。这场历经14年艰苦卓绝抗战而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正义与和平力量战胜邪恶与黑暗的光辉篇章。为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近代史研究》特策划组织本次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笔谈（一）
夏春涛
原编者按：
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迎来80周年。这场历经14年艰苦卓绝抗战而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正义与和平力量战胜邪恶与黑暗的光辉篇章。为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近代史研究》特策划组织本次笔谈，约请五位学者，从多维视角进行学理阐发。笔谈聚焦以下核心议题：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的核心领导作用，揭示其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关键所在；探讨中华民族如何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浴火重生，重塑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阐释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挖掘抗日战争中展现的东方智慧及其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我们期望，通过这组笔谈的深度学理阐释，既深化对抗战史的认识，深刻理解这场战争对中国及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亦推进抗战史研究与抗战史学科建设，为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和思想启迪。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对外代表中国政府；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国民党拥有200余万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5万余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反复强调自己在抗战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实际情形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在抗战中做了许多国民党原本应当做却没有做也做不成的大事难事，对取得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起了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正确认识和总结抗日战争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围绕阐释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以理论宣传类论著居多，起了深化认识、推进研究的作用。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坚持正确抗战史观，有必要就此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进一步深化认识。笔者尝试从九个方面就国共两党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的具体表现进行对比，谈点一得之见。凡人所周知的史实尽量从略，着重进行分析论证。
一
形成全民族抗战局面，其前提和基础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这当中起了主导和决定作用，秉持民族大义，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也就无法形成和坚持历时八年的全民族抗战局面。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成为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同时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而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声称“攘外必先安内”，执意打内战，继续全力“围剿”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抗日主张，红军长征北上的主旨之一便是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开创抗日新局面。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党又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1935年10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值此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党各派呼吁：“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中共中央还专门致书国民党中央，为“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而唏嘘，呼吁为救亡图存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为党随后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奠定思想基础。
国难当头，没有中国共产党尽弃前嫌从中斡旋，很难想象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当时，新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痛感于被长期血腥镇压的遭遇，党内有杀蒋呼声；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不惜挑起新的内战，不顾蒋介石安危，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之名发兵进逼西安。日本政府欲坐收渔利。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积极奔走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避免了自相残杀、亲痛仇快的局面，进而极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为大势所趋。毛泽东分析指出，倘若不能和平解决事变，“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
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民族抗战揭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实不易，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不易，遭遇严峻考验，其变数与挑战主要来自国民党方面。在日本诱降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沦为日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工具。1939年1月，距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还不到一年半，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其议题之一是制定“限共”“防共”方针，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为“急患”，并在会后秘密下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嗣后，国民党在四年内三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等地制造军事摩擦。第二次于1941年1月发生在安徽泾县，即震惊中外、被周恩来喻作“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国民党重兵伏击，大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第三次发生在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谬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准备举兵闪击延安。试问，解散了共产党、取消了陕北特区，焉有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焉有全民族抗战？这三次反共逆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频频告危，全靠中国共产党化解危机、力挽狂澜。尤其是皖南事变后，日本认为国共关系将就此破裂，遂进一步向重庆施加压力，诱降、逼降双管齐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的对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仅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从而避免了国共关系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解，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
总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合作也有斗争，斗争的主线是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全民族抗战局面能坚持八年，以全民族抗战抵御日本全面侵华，并最终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密不可分。
鉴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这是国共两党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不过，仍有人持“亡国论”或“速胜论”；至于如何理解“持久战”，人们的认识也颇不一致。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长篇讲演，释疑解惑，条分缕析，从战略高度深刻阐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中国胜利的必然性，科学解答了众所关切的诸多问题，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鲜明体现。
《论持久战》开篇即指出，全民族抗战已历时十个月，“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论持久战》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在“很多人都说持久战”的情形下，最早围绕持久战作了系统研究和深刻阐释。毛泽东全面分析中日两国基本国情和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以持久战战略应对日本的速决战战略；指出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科学论断有助于国人统一认识、坚定信心。持久战究竟有多久？毛泽东审慎指出，这谁也不能预断，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他将之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预判与战争后来的实际进程完全吻合。怎样进行持久战？基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具体而论，要做到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防御阶段，应该以运动战、游击战大量消耗敌人，“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是对全民族抗战以来国民党当局错误战略方针的质疑和批评。十个月来，由于以阵地战为主，一味被动防御，中国军队虽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企图，但自身在惨烈的消耗战中蒙受巨大损失，无数爱国将士饮恨沙场。随着淞沪会战失败、首都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内部弥漫着悲观情绪，“求和”之声四起。两相比较，共产党、国民党之战略思想高下立判。在《论持久战》末尾，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系统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这是持久战的精髓，也是全篇的精髓。这个高度，国民党在认识上达不到，行动上做不到。
《论持久战》合计4万余字，从全国抗战大局展开论述，其积极争取统一战线话语权、对国民党错误战略方针进行纠偏的命意昭然可见。党的宣传工作随即展开，先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全文、出版单行本，接着设法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刊印传播。为扩大影响，《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在上海英文月刊《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连载，并印成小册子秘密散发。《论持久战》一经发表便广受赞誉，颇有思想冲击力。《公正评论》创办人、盛宣怀外孙邵洵美撰文说：“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绝不是偶然事也。”有论者感叹：“这一本博得全世界称誉的名著，深刻明晰地预示了抗战前途和我们自己应走的路”。“这一历史上不朽的文献，对于整个抗战刻画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论持久战》使全国民众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树立了党坚持持久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具有远见卓识的正面形象，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论持久战》为指南，挥戈而上，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局面，有力策应正面战场作战，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另一鲜明体现。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因战线越拉越长而兵力不足，一时无力继续发起大的攻势。抗日战争遂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虽侵占中国大片国土，但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县城和铁路、公路沿线，对广大乡村鞭长莫及。这给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赴敌后提供了广阔空间。日军在正面战场遭遇节节抵抗，顾此失彼，“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八路军深入华北，新四军挺进苏皖，使日军后方不稳，牵制了其在正面战场的攻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山区、平原和江湖河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艰苦超乎想象。八路军、新四军总共才5万多人，与日军相比兵力悬殊，武器装备也极为简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要有后方作为依托，而在陌生环境中，在日伪军重兵进攻和围困下，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背景下，开创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极为不易。敌后战场能在千难万险中渐成气候，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正确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说得很清楚：“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二是统一战线。例如，冀南沦陷后，土匪、民团等各色武装纷起。据陈再道将军回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我们开始进入冀南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高高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紧紧掌握住当时各种游杂武装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争取团结、收编改造、分化孤立、军事打击等不同办法，从而迅速地安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拥护，站住了脚跟。”三是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著名论点，并分析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沦陷区人民饱受日寇铁蹄践踏与蹂躏，不愿做亡国奴，抗日愿望强烈。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除青壮年踊跃参军外，还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农会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这就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聂荣臻深有感触地说：“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以上三大因素，归根到底在于党的领导。
国民党军队除正面战场作战外，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39年冬还专门编写《游击战纲要》一书。其兵力和可利用资源远甚于八路军、新四军，但具体表现却相形见绌。其原因在于国民党搞片面抗战，即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无力也不敢放手发动民众，而军纪败坏更是大失人心。譬如，作为蒋介石嫡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河南强征军粮、肆意骚扰，以致民怨四起。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天灾人祸交织而至，民谚有“河南四荒，水旱蝗汤”一说，“汤”指汤恩伯。有些国民党将领甚至公然叛国投敌，充当伪军，掉转枪口进攻抗日军民，如臭名昭著的孙殿英。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因而能够真正赢得民心。国民党力量在敌后急剧萎缩，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人心向背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已从5万多人壮大到近50万人，另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从日军方面的文献看，同在1940年，华北日军已将八路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明确“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1942年，又强调华北日军“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到1943年，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牵制和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64%和全部伪军的95%。到1945年春，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个，人口约9550万人，在战略上形成对日军盘踞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
以上从统一战线、持久抗战、敌后战场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论持久战》有一段话说得很深刻、很有分量：“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动员老百姓，推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是由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决定的。说到底，抗战得以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离不开党倡导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
二
支撑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军事外，还包括政权建设、理论建设、作风建设以及经济、文化、精神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均表现出色，顺应时势和民心，形成高效的战时机制，显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国共两党对各自战略后方的治理迥然不同，影响到人心向背和各自力量消长，进而影响到抗战大局的走势。
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首府，下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也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典范。在政权建设上，边区村级基层政权系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司法机关通过间接选举产生。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选出正副议长、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1940年3月，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明确规定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采用“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体现了党实行民主政治、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体现了政治上的胸襟与自信，为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先行探索与实践，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方。在边区示范和带动下，党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纷纷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抗日、民主的旗帜把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国民党拒绝革新政治，无意改变一党专政，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及大后方推进民主政治的呼声置若罔闻，导致弊窦丛生，大失人心。1944年12月，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严正指出，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军事，而且要政治，“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向何处去？自1939年起，毛泽东在延安相继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创造性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描绘了中国发展的新图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视为这一理论的“试验区”。边区的各项政策和建设，均鲜明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原则。1940年3月初，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次年11月6日，又在边区参议会上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作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相比之下，国民党虽提出“抗战建国”主张，但缺乏真正提振人心的实际举措，故反响寥寥。1943年春，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标题很吸引眼球，但无非是老调重弹，渲染儒家传统的“四维八德”，诋毁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该书煞有介事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全书连篇累牍论证中国命运与国民党的关系，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强作辩解，了无新意、内容空洞，故面世后招致不少讥讽和批评。闻一多教授便表示：“‘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就境界、眼光、气魄而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之命运》实有霄壤之别。
艰苦卓绝的抗战，必须以好作风作为支撑。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1943年5月8日，延安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公约》，订立十条行为规范，并逐一注释说明。第五条为“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注释曰：“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第七条为“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注释曰：“群众是我们的依靠。要善于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不贪图群众一点便宜。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全民族抗战的主体力量，强调要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他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将之称为“伟大的工程”，从维护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高度来看待党群、干群关系，郑重告诫全党要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严肃指出，要用90%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问题，用10%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否则，“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他强调：“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党的建设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相比之下，国民党虽三令五申惩治贪腐、整饬吏治，但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基本成为一纸空文，没有实际约束力。西安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中心，文恬武嬉现象突出。吃酒打牌、跳舞嫖妓之风在国民党官员中迅速蔓延。有人甚至借机大发国难财，以致出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现象。国共两党对战略后方的不同治理情况，特别是对待老百姓的不同态度，势必影响到人心向背。1945年4月，昆明西南联大全体学生发文，慨叹“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国土连年丧失，人民惨遭涂炭。贪污已成泛滥的狂流，特务作为统治的工具；财富集中，通货膨胀，大多数人民不能不陷于饥饿死亡；统治思想，排除异己，正义的声音被迫归于喑哑；士兵辗转饥寒，接连溃败”。该文表示，“在这祖国十万分火急的关头，我们——西南联大的二千五百［名］同学，实在不能再安于缄默，不能不以血泪和呼号，喊出我们对国是的意见”。意见共六条，前两条分别为“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1943年传唱于晋绥边区的抗战歌曲《解放区的天》的歌词，是紧紧跟党走的广大农民从心底唱出的欢歌。两相比较，确有天壤之别。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1940年冬，华北日军震惊于八路军“百团大战”，对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报复性“扫荡”。国民党此刻却不顾大局，完全停发八路军粮饷，并调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边区，以致边区“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艰难竭蹶之中，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陕甘宁边区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而渡过这一极端困难时期。相比之下，国民党严重依赖美国、苏联等外援，且贪渎现象严重，故自立能力脆弱。通过发展大后方经济，虽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力量，但自194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疲态尽显，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工业生产下滑，虽采取一些应对举措，但难挽颓势。
在文化建设上，蒋介石有意标新立异，于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日常生活入手，宣传“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等，以革除陋习、提高国民素质相期许，但终归是新瓶装旧酒，最终不了了之。不革新政治，不改造旧道德旧文化，焉有“新生活”？中国共产党倡立新道德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包括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该文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党的文化建设很有针对性。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边区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党致力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尤其重视在思想文化上破旧立新，着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延安创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包括马克思列宁学院、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令人耳目一新。
在精神面貌上，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统区也形成鲜明对比。党和人民军队内部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一座大熔炉，充溢着崇高理想、优良作风、严明纪律，形成许多崭新的精神，诸如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进而奏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壮丽凯歌。唯有在这种新精神激励下，才能真正催生新生活、孕育新希望。1944年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感叹：“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党对青年尤其寄予厚望。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撰写《五四运动》一文，希望全国青年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满怀激情地说：“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三天后，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肯定延安青年们的政治方向、工作方法是正确的，盛赞“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未偏安一隅，而是胸怀全国，着眼整个抗战大局。党在边区的一切主张和举措，都是从全国范围来思考和立意的。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确有吸引力，吸引着无数爱国进步青年从四面八方长途跋涉而来。一曲《抗大校歌》，时常回荡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唱出青年人的理想与情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概括地说，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党的革命文化建设大力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极大促进了人们思想和精神的解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空前迸发，人人各得其所，精神面貌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卓有成效的建设，成为引领方向、凝聚人心的旗帜。根据地人民通过切身体验，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从而掀起人民战争的惊涛骇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敌后战场，并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人民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促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有力支撑了全民族抗战局面。
三
以上从九个方面就国共两党在全民族抗战期间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军溃败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从延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人们不仅坚定了抗战胜利信心，还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1940年5月，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从重庆来延安访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以粗茶淡饭招待他，与蒋介石在重庆花费重金宴请形成对比。陈嘉庚不禁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深有感触。1945年7月，他与其他五名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访问延安，深切感受到延安的新气象，赞叹中共政治作风“变向平凡”，不禁慨叹道：“中共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在转变。”“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再看外国人的相关评论。日本的中国问题评论家藤枝丈夫早在1938年便断言，“抗日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1944年访问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认为：“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未来不是属于蒋介石的，而是属于他们。”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矢志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后来基于自信、自励，又不断深化这一认识。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时，他又斩钉截铁地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就没有以人民战争为鲜明特色的广大敌后战场，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空前迸发，就无法形成和坚持历时八年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国民党没有做也做不成的事，中国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对抗战最终胜利起了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鲜明体现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充分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归根到底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枢纽。伟大的抗日战争锻炼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烽火洗礼下，中国共产党迅速走向成熟壮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24年来的历史作出科学结论，充满豪情地宣布：“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随后召开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再后来，仅用三年多时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新中国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党不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金以林、吴敏超、高国荣对拙文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吴敏超还在资料搜集上提供了帮助。谨表谢忱！
作者：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红色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