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列绿皮火车载着我和其他二十几名新兵，缓缓驶离县城的小站。七月的风从窗外灌进来，裹挟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

那列绿皮火车载着我和其他二十几名新兵，缓缓驶离县城的小站。七月的风从窗外灌进来，裹挟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

我不敢回头，怕看见娘站在站台上的身影，怕自己忍不住落下泪来。

临行前，娘塞给我两个煮鸡蛋和几个窝窝头，包在一块打了补丁的白布里。她说：＂立业啊，有国才有家，去当个好兵，别惦记家里。＂

我叫王立业，1976年的夏天，我穿上了绿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兵的后生。

家在陕北一个叫石畔沟的小村庄，黄土高坡上，房子像是被老天爷随手撒下的麦粒，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沟壑之间。

我家的窑洞盖在半山腰上，背靠着一道黄土坡，门前是一片不足三分地的玉米田。

一家五口，父亲王大山、母亲李秀兰，还有我和一双弟妹——王小满和王小花。

父亲的腿在五年前的山体滑坡中受了伤，落下了残疾，只能拄着一根自制的木拐，在家门前的小块地里种些菜。

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母亲和我的肩上。

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十里外的砖窑厂背砖，一趟能挣两毛钱，一天能跑三四趟。

我则辍学在家，帮着耕地、种地、担水、捡柴。

石畔沟的日子，就像那黄土高原上的沟壑，起起伏伏，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旱年颗粒无收，苦日子就像嚼砂石；雨水足了，全家人围坐在油灯下，啃着白面馍馍，也是难得的满足。

入伍前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

灯光昏黄，映照在每个人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蜜糖。

母亲的脸上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笑容，眼角的皱纹在灯下如同被风吹皱的麦浪。

她轻声说：＂立业，你是咱们王家的长子，是爬出这穷沟沟的第一人。明天你就是国家的人了，别忘了，你肩上扛的是全家人的希望。＂

弟弟小满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脏兮兮的小手抓住我的袖子：＂哥，你当兵了能不能打坏人？能不能开坦克？＂

他那年才八岁，瘦小的身子像是一根麦秆，一阵风就能吹倒。

夏日里，他总是光着脚丫，踩在滚烫的黄土地上，跟在我后面捡麦穗。

一粒粒麦子攒在他的小布兜里，沉甸甸的，像是攒着一个希望。

妹妹小花只有六岁，却懂事得让人心疼。

她悄悄塞给我一个用红纸叠的小星星：＂哥哥，我给你叠的，戴上它，你就能当最好的兵。＂

她的小手粗糙得不像孩子，因为每天都要和母亲一起洗衣服，小小年纪就能蹲在冰冷的河水边搓洗衣物。

父亲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一言不发地抽着旱烟。

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他眼里闪烁的泪光。

临睡前，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我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儿啊，当兵不容易，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别给咱王家丢人。＂

那晚，我辗转难眠，听着窑洞外的风声，想着明天就要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黄土地。

我不知道军营是什么样子，只知道那是一个能让人长本事、有出息的地方。

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像是在唱一首离别的歌。

村里的狗偶尔吠几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远处，四邻的窑洞里，早已熄了灯，只有我家的油灯还亮着，像黑夜里一颗孤独的星。

第二天清晨，全家人送我到村口。

母亲硬是把家里仅存的两块钱塞进了我的衣兜。

她红着眼眶说：＂路上渴了买口水喝，饿了买个馍馍。＂

我知道这两块钱意味着什么——那是母亲两天的血汗钱，是一家人三天的粮钱。

离家的路上，我一步三回头。

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瘦小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孤单。

她举着手帕，不停地挥着，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入伍第一天，我和其他新兵被拉到了位于西北边陲的某部队。

戈壁滩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火辣辣的疼。

新兵连的老班长姜铁山是个东北汉子，两条浓眉下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带着我们跑步、站军姿、叠被子、学习条令。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练到深夜才休息。

第一个月，我的手磨出了血泡，脚上起了水疱，却不敢喊一声疼。

夜里，我偷偷摸出母亲塞给我的那方打补丁的白布，闻着上面残留的家乡气息，想起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想起母亲粗糙的手掌，想起弟弟妹妹渴望的眼神。

有时，我站在操场边，望着远处连绵的山脉，想象着它们一直延伸到陕北，延伸到石畔沟，延伸到我家的窑洞前。

新兵连三个月，我学会了射击、投弹、匍匐前进。

每次训练结束，汗水湿透了军装，饭量也比在家时大了一倍。

连长说我底子好，有股子倔劲，是个当兵的料。

我被分到了通信班，负责维护部队的电话线路和设备。

那时候，通信设备还很简陋，大多是手摇电话和明线电话。

线路常常因为风雨而中断，我们就要背着工具箱，走十几里山路去抢修。

有一次，大雨倾盆，山路泥泞难行。

我和另一名战友背着工具，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前进。

修好线路已是深夜，回来时，我的鞋底开了，泥水灌了进来。

回到连队，战友们都睡了，我悄悄脱下湿透的鞋袜，用冷水洗了洗，挂在床头晾干。

第二天早操，我咬着牙穿上还湿着的鞋，一瘸一拐地跑完了三公里。

第一次发津贴的时候，我捧着那六块钱，像捧着一块烫手的炭。

那时候，普通士兵的津贴是每月六元，够在食堂加两次餐，或者买几本书看。

我把钱整整齐齐地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除了留一元钱应急，其余的五元全部寄回家去。

连队里有不少战友是出身富裕家庭的，拿到津贴就买香烟、糖果或者书籍。

他们邀我一起去，我总是摇头说不饿、不渴、不想要。

晚上熄灯后，躺在硬板床上，我掰着手指计算：五元钱，可以给父亲买一副新眼镜；可以给弟弟买一双新鞋；可以给妹妹买几本课本；可以给母亲添一件棉袄...

第一封家信是入伍两个月后收到的。

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是小满写的。

他在信中说，家里一切都好，母亲的腰病好些了，父亲在村里的篾匠那学会了编筐，能挣点小钱。

最让我惊喜的是，小满考了全校第一，老师说他将来能考大学。

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小满从小就聪明，可因为家里穷，我怕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早早辍学。

如今有了希望，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钱寄回家的决心。

每个月发津贴的那天，我都会先留出一元钱，剩下的五元钱用粗糙的草纸包好，连同一封信一起寄回家。

信中，我不提训练的辛苦，不说自己常常饿肚子，只说部队伙食好，自己长胖了，让家里人不要担心。

其实，那一元钱也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我学会了省吃俭用的本事：肥皂用到只剩薄薄一片才换新的；牙膏挤到最后一点，还要切开管子刮干净；军装穿破了，自己缝缝补补继续穿。

有时候，连队组织看电影，每人交五分钱，我都舍不得去。

夜里值班，我就翻看连队里的旧报纸和杂志，一字不落地读完。

那年冬天特别冷，西北的风裹挟着沙砾，刮得人睁不开眼。

我被派去修理连队外十公里处的电话线。

雪下得很大，齐膝深的积雪让每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

我和战友李国强扛着工具，在茫茫雪原中跋涉。

风吹得脸生疼，手指冻得像木头一样僵硬。

我们找到断线处，脱下手套，用冻得发抖的手指一点点地接线、缠绕、包扎。

修好线路返回时，天已经黑了，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多度。

我的手冻得失去了知觉，脚趾像是被刀割一样疼。

山路上，李国强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脚踝。

我二话没说，背起他走了五公里，直到看见连队的灯光。

回到连队，我发现自己的被子被人偷偷塞了一个热水袋。

老班长姜铁山咧着嘴笑道：＂小王啊，听说你把津贴都寄回家了？连热水袋都舍不得买一个？＂

我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站在门口，望着远方，眼中含着期盼。

春节前夕，我收到了一封家信。

母亲让村里的小学老师代笔，信中说收到了我寄回的三十元钱（六个月的积蓄），给父亲买了副新眼镜，给小满和小花各做了一身新衣裳。

信的最后，母亲写道：＂立业，家里不缺钱，你自己留着用。当兵不容易，别亏待自己。＂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知道母亲是舍不得我吃苦，可我更知道，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一家人正盼着我这个长子、长兄能够出人头地，改变家里的命运。

入伍第一年的春节，我主动请缨值班，没有回家。

连队组织了简单的团圆饭，每人发了两个橘子和一块糖果。

我把橘子小心翼翼地包好，准备下次寄回家给弟弟妹妹尝尝。

战友们都说我傻，橘子放久了会坏。

我不信，还是固执地把它们放在柜子里，直到两周后发现已经长了霉。

那晚，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不是为了那两个橘子，而是想起了弟弟妹妹盼望的眼神。

津贴依然按月寄回家里，只是每次都在信中反复叮嘱，让他们别亏待自己。

那年夏天，部队组织抢修水库大坝，我连续工作了三十六小时。

洪水就在脚下咆哮，我和战友们用沙袋一点点地堵住决口。

任务完成后，我累得瘫在地上，浑身泥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连长看着我们这群小伙子，眼里满是欣慰，特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

回到连队，我收到了小满的来信，说他在学校参加了科学小组，做了一个风力发电的小模型，获得了县里的表彰。

信中还附了一张他和模型的照片，照片上的小满瘦瘦的，但眼睛亮得惊人。

我把照片贴在床头，每天起床第一眼就看到它，心里充满了力量。

那年夏天，我立了一次小功，奖励了十元钱。

我捧着这十元钱，心中升起一个大胆的想法——给家里添辆自行车。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自行车是稀罕物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我们村里只有生产队长家有一辆，每次他骑着车经过，总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我想象着父亲骑着自行车去集市，母亲骑着车驮着砖，小满骑着车去十里外的中学上学...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再也挥之不去。

夜里，我躺在床上，计算着自行车的价格——一辆二八大杠，当时要一百五十多元。

如果每月能寄回五元，再加上这次的奖金，大约两年能攒够。

这个想法让我激动得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连队小卖部打听了自行车的最新价格，确认了大概需要一百四十元左右。

我开始更加节省，每月留下的那一元钱也减至五毛。

剩下的五毛，我用来买纸和笔，在闲暇时间学习无线电技术和简单的机械维修。

连队的老文书见我勤奋好学，把自己珍藏的《无线电基础知识》借给我看。

我如获至宝，每晚熄灯后，借着微弱的月光，一页页地读，一字字地记。

夏日的训练场上，烈日炙烤着大地，汗水浸透了军装。

我和战友们一遍遍地练习架设电台，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事。

嘴唇干裂了，我舍不得买润唇膏；脚后跟磨破了，我用热水泡一泡就继续训练。

战友们都说我是个＂铁人＂，却不知道我的心里装着一个秘密——为家里添辆自行车的梦想。

一天深夜，我被紧急集合哨声惊醒。

原来是邻近村庄发生了山洪，需要紧急疏散群众。

我们连夜出发，踏着泥泞的山路，赶往灾区。

到达时，洪水已经淹没了低洼处的房屋，村民们惊慌失措地站在高处。

我和几个战友冒着大雨，趟过齐腰深的洪水，一家一家地敲门，确保没有人被遗漏。

一位老大娘死活不肯离开，说要等她的猪一起走。

我二话不说，跳进猪圈，把那头两百多斤的大肥猪背出来，送到安全地带。

那一晚，我们救出了全村三百多人，无一伤亡。

第二天返回连队，连长表扬了我们，还特地给我记了个嘉奖。

我心里高兴，不是因为嘉奖，而是想到又多了一笔钱可以寄回家。

1977年冬天，我收到了小满的来信。

他告诉我，他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和住宿费。

读到这里，我心如刀绞。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县重点中学每年只招收几十个学生，毕业后上大学的几率比普通中学高出好几倍。

我立刻写信回去，承诺每月多寄两元钱，务必让小满继续上学。

这意味着我的＂自行车计划＂要推迟，但我毫不犹豫——弟弟的未来比什么都重要。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动用自行车钱的时候，连队来了个新任务——支援当地农村建设。

我们被派到附近的一个公社帮助修建水利工程。

大坝高三十多米，全是人工开挖和砌筑。

我每天扛着几十斤重的石块，从山脚爬到坝顶，一趟又一趟，累得腰酸背痛。

晚上回到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身上的衣服能拧出水来，脚底的血泡一个接一个。

但想到这工程能让几个村子的庄稼不再受旱灾之苦，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满足。

劳动之余，公社给每个战士发了五元钱的补助。

这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我小心地将这五元钱和之前攒的钱放在一起，计算着距离一辆自行车的价格还有多远。

那时的二八自行车，最便宜的也要一百五十多元。

我已经攒了八十多元，再加上每月寄回家的钱中挪出一部分，似乎看到了希望。

但我不知道的是，家里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78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家信，是母亲让村里的民办教师代写的。

信中说，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需要去县医院看病，家里已经借了不少钱。

读到这里，我心如刀绞。

当晚，我把所有积蓄装进信封，托班长姜铁山代寄回家，并在信中写道：＂爹，您的身体要紧，别舍不得花钱。我在部队一切都好，等我转业回来，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

寄出那封信后，我的＂自行车计划＂又回到了起点。

但我并不灰心，每个月依然省吃俭用，把津贴的大部分寄回家里。

春去秋来，我在部队锻炼得越发结实，也学会了修理收音机、缝纫机等小电器。

班长说我手巧，脑子活，是个难得的人才。

有一次，连队的广播坏了，我花了一晚上时间，把它修好了。

战友们都夸我有一双＂巧手＂，连长还特意表扬了我。

那段时间，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营部的修理室帮忙。

老师傅王德林见我肯学，就手把手地教我各种电器的维修技巧。

慢慢地，我不仅会修理简单的电器，还学会了维修更复杂的设备。

每次修好一样东西，看着它重新工作，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班长开玩笑说：＂小王啊，你这手艺，出了部队能吃香着呢！＂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热——是啊，有了这门手艺，回家后就能多一条谋生之路，也许能更快地帮家里添置那辆自行车。

1978年初，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家信。

小满写信说，县里要选拔优秀学生去省城参加科技竞赛，他的风力发电模型被选中了。

信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但最后一段话让我鼻子一酸：＂哥，去省城要坐火车，还要住宾馆，学校说每人要交三十元钱。我想去，但不敢和爹娘说，怕他们为难...＂

我立刻写信回去，告诉小满一定要去参赛，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那段时间，连队正在进行武器装备的保养维修。

我主动向连长请缨，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连长看我这么拼命，问我是不是家里有急事。

我如实相告，连长二话没说，给我批了一笔特殊补助——三十元钱。

这笔钱，我第一时间寄回了家，并写信告诉小满，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要有心理负担。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小满的来信，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的风力发电模型获得了省级三等奖，还被省科技馆收藏展示。

信中附了一张他和获奖证书的照片，照片上的小满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笑得那么灿烂。

看着照片，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个从小就聪明的弟弟，终于有机会展现他的才华了。

我把照片小心地夹在日记本里，每次翻看，心里都充满了骄傲和希望。

1978年夏天，我接到通知——可以探亲了。

两年的军旅生涯，我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了。

临行前，我把所有积蓄取出来清点了一下，一共有四十五元钱。

加上这两年来寄回家的一百三十元，应该足够买一辆自行车了。

我拜托在县城有亲戚的战友帮我打听了最新的自行车价格——一百四十元左右，终于可以实现我的心愿了！

出发前，连长特意找我谈了话，表扬了我这两年在部队的表现。

他说：＂小王啊，你是个好战士，回家好好看看，让家里人放心。＂

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心里激动得无法言语。

临行那天，全班战友都来送我。

老班长姜铁山塞给我一包家乡特产：＂拿回去给你爹娘尝尝，就说是我的心意。＂

我含着泪接过，心里暖流涌动。

探亲的路上，我忐忑不安。

火车缓缓驶过黄土高原，窗外是熟悉的黄色山峦和沟壑。

我不知道家里会是什么样子，父亲的病好了吗？小满的学业如何？小花长高了吗？母亲的腰还疼吗？

一个个问题在心头萦绕。

列车在陕北的小站停靠，我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

黄土路弯弯曲曲，延伸到远方的山峦间。

道路两旁是新栽的杨树，细细的树干在风中摇曳，像是在欢迎我回家。

到达县城已是下午，我换乘一辆拖拉机，又步行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了石畔沟那熟悉的轮廓。

夕阳西下，给黄土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是母亲！

她似乎比我离开时老了许多，脊背有些弯了，头上的白发也多了。

但她站在那里，像是一棵矗立在黄土高原上的老树，坚韧而挺拔。

＂娘！＂我大喊一声，撒腿就跑。

母亲听见我的声音，转过身来，眼睛一下子亮了。

她张开双臂，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了我离家时就深深烙在记忆中的笑容。

＂立业回来了！立业回来了！＂她高声喊着，引来了四邻八舍的乡亲们。

我跑到母亲面前，想要抱住她，却又不敢，只是站在那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母亲用粗糙的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轻声说：＂好孩子，你可算回来了。＂

她的手上满是老茧，像是一张粗糙的地图，记录着她这些年的艰辛岁月。

母亲拉着我的手，一路小跑着回家。

她像个孩子一样兴奋，不停地回头看我，似乎怕我突然消失一样。

回到家里，父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能下地走动了。

他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圈，但精神却好了不少。

他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远远地看见我，眼眶就红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是咧嘴笑着，使劲点头。

小满已经长高了一大截，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神童＂，老师说他明年可以考高中了。

他一见我，就抱着我的胳膊不放，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哥，你当兵回来了，快给我讲讲部队的事！＂

小花也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小姑娘，见了我就喊＂当兵的哥哥＂。

她拉着我的手，一蹦一跳地领我进屋：＂哥哥，我给你织了一双袜子，你看！＂

她从炕头的小抽屉里拿出一双粗糙但整洁的棉袜，上面歪歪扭扭地绣着几颗星星。

看着这双小小的袜子，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这是家的温暖，是亲情的力量。

晚饭很简单，一碗玉米面糊糊，几个咸菜，母亲特意蒸了两个白面馒头给我。

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立业，你看你，当兵两年，瘦了这么多。是不是部队伙食不好？＂

我连忙摇头：＂不是的，娘，部队伙食好着呢，我这是练出来的。＂

其实，我知道，我不是瘦了，而是长结实了。

肩膀宽了，手臂粗了，脸也晒黑了。

只是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疼爱的孩子。

饭后，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望着满天繁星。

他问起部队的生活，我把有趣的事情一一道来，只是略去了艰苦的部分。

说着说着，我突然想起了自行车的事，便问道：＂爹，我这两年寄回来的钱，加起来有一百三十多元了吧？＂

父亲愣了一下，掐灭了烟，叹了口气：＂立业，你别怪爹娘。你寄回来的钱，我们确实没舍得花。但去年你爹病得厉害，又赶上小满上学要交费，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父亲继续说道：＂你娘不让我告诉你，怕你在部队分心。但你寄回来的钱，救了咱一家人啊！＂

听到这里，我鼻子一酸，眼泪又涌了出来。

我明白了，我的自行车梦想可能要再推迟一段时间了。

但看着父亲健康的面容，想到小满可以继续上学，我心里又感到一阵踏实和满足。

黑夜中，父亲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儿啊，你长大了，懂事了。爹娘心里有数。＂

他的声音里带着某种我从未听过的骄傲和欣慰。

就在这时，小满从屋里跑出来，神秘兮兮地说：＂哥，明天早上，有个惊喜给你！＂

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什么惊喜这么神秘？＂

小满只是神秘地笑着，不肯多说。

夜深了，家人都睡了，我躺在记忆中的土炕上，听着窑洞外的风声。

那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声音，带着沧桑和温柔，如同一首古老的摇篮曲，伴我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行囊准备去县城给家里买些必需品。

刚走到村口，就看见一辆崭新的二八自行车停在那里。

车把上系着一条红绸带，车筐里放着一束野花。

母亲站在自行车旁，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立业，这是你寄回来的钱买的。你爹说了，儿子的孝心不能辜负。这车就当是咱家的，你爹骑着去看病，小满骑着上学，你娘骑着去镇上卖鸡蛋...＂

我呆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辆自行车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崭新的车轮，锃亮的车把，结实的车座——一切都那么完美。

此刻，这不仅仅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它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和梦想。

＂娘，这...＂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别担心钱的事。你寄回来的一百三十元，我们省吃俭用，只用了八十元给你爹看病和小满交学费。剩下的五十元，加上村里人凑的一些，刚好够买这辆车。你看，这是全村唯一一辆自行车啊！＂

听到母亲的话，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

这辆自行车不只是我的心愿，更是全家人共同的梦想。

小满从人群中挤出来，兴奋地说：＂哥，我已经学会骑了！我可以骑着去上学了！＂

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小花站在一旁，怯生生地摸着车把，小声问：＂哥哥，我能坐在后面吗？＂

我笑着点头：＂当然可以，哥哥带你兜风去！＂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人群后面，眼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

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点头，嘴角挂着欣慰的笑容。

我扶着车把，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骄傲和感动。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多少钱财，而是能够用自己的双手为家人创造幸福。

我骑上自行车，载着小花，在村里的土路上兜了一圈。

乡亲们都站在门口，投来羡慕的目光。

小花坐在后座上，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衣服，开心地尖叫着。

风吹过我们的脸庞，带着泥土和麦子的香气。

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离开村子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我穿着整齐的军装，胸前的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小满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载着我走出了村口。

他骄傲地对每个路过的人说：＂这是我哥，当兵的！这车是他寄钱回来买的！＂

母亲走在后面，眼中含着泪水，却又笑着挥手。

父亲站在村口，拄着拐杖，一直目送我们走远。

小花跑在自行车旁，小手高高举着，不停地喊：＂哥哥要回来啊！＂

阳光洒在黄土路上，照在那辆闪闪发光的二八自行车上。

它不再只是一件交通工具，而是连接我和家人的纽带，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宝贵的成就。

回到部队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家里，详细询问了自行车的使用情况。

小满回信说，父亲每周骑车去集市卖编的筐，母亲有时骑车去邻村看望亲戚，他自己则每天骑着上学，省了不少时间，成绩更好了。

信的末尾，他写道：＂哥，我一定会像你一样，走出石畔沟，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读着这些话，我的心中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后来，我又在部队服役了三年，学会了更多的技术。

转业后，我带着在部队学到的电器维修技术回到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修理铺。

小满如愿考上了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小花也学习认真，考上了卫校。

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帮着我在修理铺做些简单的活计。

母亲终于不用再去背砖，可以在家安心养鸡种菜。

那辆二八自行车陪伴我们家走过了十多年，虽然后来生锈了，车把歪了，但它仍是我们家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当我回首那段军旅岁月，最珍贵的不是那些荣誉和表彰，而是那辆承载了全家希望的二八自行车。

它不仅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更让我明白了责任和担当的分量。

一把坚韧的菖蒲草，也能在这贫瘠的黄土地上开出希望的花朵。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是否还会把每月的津贴一分不少地寄回家，只为了给家里添一辆二八自行车？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