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家学者本应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深入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往往会对公众的认知、政府的决策以及社会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近年来，部分所谓的专家却屡屡发表一些脱离实际、荒谬至极的言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和质疑。以下这八

在我国现在，“专家”这个名字可不是一个好称号，并且一提到了所谓的专家，人们都非常反感，这得益于他们的不当言论，信口雌黄，笑掉大牙。

专家学者本应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深入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理性、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往往会对公众的认知、政府的决策以及社会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近年来，部分所谓的专家却屡屡发表一些脱离实际、荒谬至极的言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和质疑。以下这八位专家的言论，堪称信口雌黄，其行为令人愤慨。

一、“五十万存款论”的陈浩

经济学家陈浩曾大放厥词：“谁家没有50万存款呢？中国人哪有那么穷，咱们国内的股票投资者，哪个拿不出？”此言论一出，瞬间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五十万存款论” 的陈浩是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首席策略师。陈浩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天狼50 证券分析系统研发人。他在 2019 年获得新浪微博 “十大影响力财经大 V” 的称号。此外，他还在二十几家公司担任股东或者管理职务。

陈浩因在一期访谈节目中称 “谁家没个 50 万呢？咱们中国的股票投资者，有几个人没有 50 万”“国内家庭平均总资产 300 万很正常” 等言论引发关注和争议，这些言论被认为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感受存在巨大差异。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对于广大普通家庭来说，50万存款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有许多家庭为了维持生计、应对日常开销、子女教育、医疗费用等，每月都在精打细算，甚至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以一些三四线城市为例，普通工薪阶层的月收入可能只有几千元，除去生活成本，所剩无几。要攒够50万存款，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期间还不能有重大的变故。而对于那些农村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说，50万更是一个天文数字。陈浩的这番言论，完全是站在少数富裕阶层的角度，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尊重，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

二、“燃油涨价治拥堵”的黄有光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要想解决城市拥挤问题，很简单，就必须大幅提高燃油价格，涨价几倍，这样很多人就加不起油了。”这种观点看似简单直接，但却忽略了许多实际因素。

黄有光，1942 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州，澳大利亚籍华人，是著名经济学家。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 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 年至 1985 年在莫纳什大学任教授，1985 年起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2013 年成为莫纳什大学终身荣誉教授。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担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2019 年 8 月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还担任牛津大学全球优先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咨询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等职务。包括中国经济、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等，他提出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1986年，入选《经济学名人录：1700-1986 年主要经济学家传记词典》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2007 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 杰出学者。已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宇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审稿论文 200 余篇，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最多、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有《常见经济学错误》《综观经济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与快乐》《金钱能买快乐吗？》等。

黄有光因提出 “燃油涨价治拥堵” 的观点而引发广泛关注，他认为目前汽油税明显偏低，汽车的消费有污染、堵塞、噪音等大量外部成本，油价应该增加 10 倍以上，这样可以有效减缓交通拥堵。

三、“低工资优势论”的李剑阁

经济学家李剑阁声称：“我们不能再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啦，工资低是我们国家的优势啊！不然那些外国投资者就要跑到越南等地去投资了。”这种观点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严重忽视。

李剑阁，男，1949 年 12 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他是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和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李剑阁的从业资历横跨政界、金融界及学术界。

1984年 12 月，他硕士毕业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此后担任过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体改法规司副司长、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等职。1994年 6 月，李剑阁调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负责期货市场及监管，1995 年 11 月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主持证监会工作。1998 年 4月，他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委员，后任副主任至 2003 年。2003 年 3 月，李剑阁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 年 7 月被免去该职务。离开政府机关后，李剑阁于2008 年 7 月担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2013 年 7 月，他赴任申银万国董事长，2015 年 12 月任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首任校长。2019 年 7 月，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共同发起成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李剑阁任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

作为 “学者型管理者”，李剑阁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曾三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 —— 孙冶方经济学奖，他还为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实施等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 年获得了中华医学科技奖，是非医学界唯一获此大奖的人士。

李剑阁曾因发表“低工资优势论” 引发关注。在清华大学举行的 “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 上，他表示 “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有权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工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工资增长却相对缓慢。低工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吸引一些外国投资者，但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他们对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味地压低工资，不仅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会导致人才流失，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而且，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仅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包括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市场规模等多个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改善投资环境等方式来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是依靠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四、“老人再就业论”的丁佐宏

经济学家丁佐宏提出：“60岁以上退休人员完全可以重新就业，这既解决了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减少国家养老支出。”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没有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实际需求。

丁佐宏是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理事长，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人民政协网。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丁佐宏提交了《关于鼓励开发初老群体人力资源价值的建议》，他认为按照联合国世卫组织对人类年龄划分的新标准，66 岁至 79 岁依然是中年人，鼓励初老群体再就业，不仅可以发掘老年人的技能潜能，丰富老年生活，还能缓解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问题。2023 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再次就 “初老族” 就业问题发表看法，称不能剥夺 “初老族” 通过工作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一些以前专属于年轻人的职业也可以向 “初老族” 开放，未来可能会出现 “银发空乘”。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体机能已经逐渐衰退，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和调养身体。而且，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希望能够享受悠闲的晚年生活，陪伴家人。让他们重新就业，不仅会增加他们的身体负担，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此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鼓励生育等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把压力转嫁到老年人身上。同时，国家养老支出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财政投入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而不是通过让老年人重新就业来减少支出。

五、“农民种地论”的王福重

经济学家王福重的言论更是荒谬至极。他说：“农民应该自己动手来种地，不要太依赖各种机器，农用机械会对大气造成污染，应直接摒弃。”他还说：“我们吃的粮食，主要靠阳光水分，养分生成而成，与农民的劳动其实关系不大！”

王福重，1965 年出生于河北，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学家、财经作家。1998 年获得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 年至 2001 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大学任教，担任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做访问学者。他还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理事，以及 CCTV、上海第一财经、凤凰卫视等多家电视台的特约评论嘉宾。在《经济科学》《金融研究》等学术杂志发表中英文论文 100余篇，著有《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人人都爱经济学》《公平中国》《金融的解释》等多部经济学著作。

王福重曾因发表“农民种地论” 引发争议。他称 “农民对国家的发展几乎没有贡献”“农民在地里锄了两垄地后他就回去睡大觉了，种子在发芽庄稼在长，农民跟我们吃到粮食的关系并不大” 等，其言论被认为是对农民群体的不恰当评价，忽视了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在现代社会，使用农用机械是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的必要手段。虽然农用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污染，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来降低污染程度，而不是完全摒弃。而且，农民的劳动对于粮食生产至关重要。从播种、施肥、除草到收割，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农民的辛勤付出。没有农民的精心照料，即使有阳光、水分和养分，也不可能有丰收的粮食。王福重的言论是对农民劳动的不尊重和对农业生产的无知。

六、“生育处罚论”的赵燕青

社会学家赵燕青提出：“当下新生儿数日益减少，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对于不愿生育的适龄男女进行处罚，以减少丁克家庭的产生。”这种观点是对公民生育权利的严重侵犯。

赵燕青是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青拥有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学位。他曾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还担任过厦门市规划局局长。

在学术研究方面，赵燕青著有《大崛起 --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等著作。他在城市规划、宏观经济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和独特见解。

2022 年，赵燕青因提出 “生育处罚论” 引发广泛争议，他建议将生育与社会保障、养老金挂钩，对不生孩子的家庭下调养老金，而对生育多胎的家庭则给予更高的养老金待遇。这一建议被认为缺乏现实依据，带有强烈的强制性，违背了年轻人对生活和家庭的自主选择。

生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情况选择是否生育以及生育的时间和数量。不愿意生育的适龄男女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可能是出于经济压力、职业发展、个人生活规划等多方面的原因。通过处罚的方式来强迫人们生育，不仅违背了法律和道德原则，还会引发社会的不满和抵触情绪。解决新生儿数量减少的问题，应该从改善生育环境、提供更多的生育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入手，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等，而不是采取强制手段。

七、“闲置资产增收论”的许宪春

大学教授许宪春说：“低收入人群，有一个增收的好办法，那就是让当下低收入人群，把他们闲置的房子拿出来出租，或者利用闲置的车辆灵活就业。”这种建议看似可行，但却没有考虑到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情况。

许宪春，1956 年 10 月生，汉族，辽宁省凌源人，高级统计师，博士生导师。1982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6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现代应用统计研究室，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2年 9 月至 1983 年 8 月，任辽宁朝阳柴油机厂职工大学教师；1983 年 8 月至 1984 年 5月，任辽宁省朝阳职工大学教师；1986 年 7 月至 2006 年 7 月，先后在国家统计局平衡司、国民经济核算司任职，历任干部、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见习副司长、副司长、司长等职；2006 年 7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此外，他还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创始主任，以及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

主持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等国民经济核算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主持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了多项国家自然和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杂志发表论文300 余篇，出版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等多部个人专著。10 多篇论文和著作获奖，其中《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 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22 年，许宪春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低收入群体可通过 “私家车拉活” 和 “出租闲置房” 增加收入。但该建议被质疑脱离实际，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3.68 万元，拥有一套以上房产或私家车的家庭往往不属于低收入群体。

对于许多低收入人群来说，所谓的“闲置房子”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住房，根本无法拿出来出租。而且，即使有闲置的房子，出租也需要考虑到市场需求、房屋维护等问题。同样，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所谓的“闲置车辆”可能是他们日常出行的必要工具，也不一定能够用于灵活就业。此外，低收入人群往往缺乏相关的技能和资源，要实现利用闲置资产增收并不容易。许宪春的言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没有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真正有效的增收途径。

八、“农民进城买房论”的董藩

大学研究员董藩表示：“农民都应该进城去买房，然后每天开着车回农村种地，房贷30年觉得压力太大的话，可以改成40年。”这种观点完全脱离了农民的实际生活。

董藩，1967 年生，2003 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董藩26 岁硕士毕业后直接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副教授，32 岁时晋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他提出了构建 “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实施 “双向经济环流战略” 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主张和 “工业化进程规律” 等理论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5 项，主编国家 “十五” 重点图书等 4 套丛书，出版著作近 10 部，在国际会议和《经济研究》等海内外报刊发表文章 300 余篇，70 次获国家、省（部）、市级奖励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其成果 60 余次在内参刊出，17 次直报国家主要领导人，50 次受到国家、省部级领导重视、批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董藩还兼任东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教授，以及民革中央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等社会和学术职务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22年，董藩提出 “农民县城买房，开车回村种地” 的言论引发热议，他认为农民到县城居住可以享受城市文明，且大部分县城房价不高，农民买房可贷款，首付较低，有些地方还有补贴。此外，他还建议还贷时间延至40 年，退休也能继续还，可采取降低首付比例、前五年只还利息等措施。其相关言论被网友吐槽，且他的微博、今日头条等账号曾因违反相关规则处于禁言状态。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进城买房需要支付高额的房价和相关费用，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而且，每天开车回农村种地，不仅会增加交通成本，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延长房贷期限虽然可以减轻每月的还款压力，但会增加总的利息支出，使农民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负担。董藩的言论是对农民利益的忽视，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

这些所谓的专家，本应肩负起为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为民众谋福祉的责任，但他们却发表了这些信口雌黄的言论。他们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专家群体的形象，也误导了公众的认知，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们应该对这些专家的言论保持警惕，同时也呼吁专家们能够真正深入实际，了解民众的需求和疾苦，用科学、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发表观点和提出建议，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真正有价值的智慧。

来源：天下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