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我去县医院拿药,远远看见杨大姐的大女儿秀秀站在走廊尽头,眼睛红肿,一边接电话一边擦眼泪。
我没想到杨大姐会突然住院,更没想到会在医院走廊里碰见多年不见的小张。
那天我去县医院拿药,远远看见杨大姐的大女儿秀秀站在走廊尽头,眼睛红肿,一边接电话一边擦眼泪。
“你妈怎么了?”我问。
秀秀抬头看我一眼,似乎不认识,又好像在搜寻记忆。我想起来她已经有十年没回老家了。
“王叔。”秀秀终于认出我,“我妈查出肺癌,晚期。”
窗外飘起了雨,打在老旧的铝合金窗框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住院部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隔壁病房传来的鱼汤香气。
“小妹呢?”
“下周才能请到假,她在广州上班。”
我点点头,想说点安慰的话,但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秀秀的手机又响了,她接起来,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谁。
杨大姐的病房在走廊尽头,我没进去,在窗外看了一眼。她躺在病床上,脸色灰白,头发已经全白了,比我印象中的样子老了太多。床头柜上放着半杯豆浆,上面结了一层皮。
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个男人,背影有些眼熟。他穿着深蓝色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的一道疤痕。那疤我记得,是当年帮我翻修猪圈时被钉子划的。
小张。
“小张?”我走近病房门口,轻声问道。
他转过头来,脸上的胡茬有三四天没刮了,眼睛布满血丝。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笑了笑:“王叔。”
十五年没见,小张长高了不少,也壮实了,脸上的线条更硬朗,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你怎么在这?”
他指了指病床上的杨大姐:“照顾杨姐。”然后又解释,“我刚从宁波回来,听说杨姐病了。”
我点点头,没再问下去。县城就这么大,消息传得快。
杨大姐在我们村是个传奇人物。
十八年前,杨大姐带着两个女儿从县城搬到我们村。那时候村里人都知道她刚离婚,前夫是县建筑公司的,家暴还出轨。两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八岁。
她在村口租了间破屋子,开了家小卖部,兼职给村里人缝缝补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从不拖欠房租,女儿的学费也从不迟交。
我家就住她隔壁。有时候半夜经过,能看见她的油灯还亮着,针线活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一晃一晃的。
村里人背地里议论她,说她带两个闺女,日子肯定熬不下去,猜测她会不会再嫁人。但杨大姐始终没再找男人,一个人拉扯两个女儿。
我媳妇有时候会摇头说:“两个丫头,没个男人,这日子咋过啊。”
我总回一句:“人家的事,咱别瞎操心。”
小卖部的生意不好做。村里人买东西时常赊账,有时候拖个半年都不还。杨大姐也不好意思催,只是在本子上记着。
那年夏天,村里来了个打工的年轻人,就是小张。他是隔壁镇的,来我们这干木工活,跟着他叔在村东盖房子。
小张那时候瘦瘦的,脸色蜡黄,没什么精神,说话也不利索。据说是小时候得过病,落下了后遗症,走路有点跛,说话也有点结巴。他叔把他带出来干活,也是照顾他。
我记得那天下午,天气闷热得厉害,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我在屋后劈柴,忽然听见杨大姐喊:“快,下雨了,收衣服!”
我抬头看见杨大姐的两个女儿慌慌张张地从学校回来,帮着收院子里晾的衣服。突然一个闪电,紧接着轰隆一声雷,大雨倾盆而下。
就在这时,我看见小张拖着跛脚从村东匆匆走来,被雨淋得像只落汤鸡。杨大姐看见了,喊他:“小伙子,快进来避雨!”
小张犹豫了一下,还是快步走进了杨大姐的院子。
那场雨下了有两个多小时。等雨停了,我正准备出门,看见小张从杨大姐家出来,手里还拿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后来才知道,杨大姐不仅让小张避雨,还给他煮了碗面条,又拿了件她前夫留下的旧衣服给他换上。那塑料袋里装的是杨大姐给他的两个馒头和几个咸鸭蛋。
“那孩子可怜,”杨大姐后来对我媳妇说,“说话不利索,走路又跛,干活肯定比别人吃力,一看就饿了好几顿了。”
那之后,小张常去杨大姐的小卖部。不是买东西,而是帮忙。有时候挑水,有时候修理货架,或者帮着卸货、整理仓库。杨大姐总会做点吃的给他,有时候是一碗热饭,有时候是几个馒头。
村里人又有了新的闲话,说杨大姐看上小张了,想给自己找个小伙子依靠。
“放屁,”我媳妇难得骂人,“那小伙子才多大,二十出头吧,杨姐都快四十了。她那是可怜人家孩子。”
一晃眼,又过了几年。杨大姐的大女儿秀秀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小女儿也上了高中。日子似乎好了起来,小卖部也扩大了一倍,还添了冰柜,卖冰棍和冷饮。
那年冬天,小张突然来找我,说想租我家后院的废弃猪圈,想改造成住处。
“你叔家住得不好?”我问。
小张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想自己住。叔家人多。”
我答应了,象征性地收了点租金。小张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猪圈收拾得焕然一新,虽然简陋,但很整洁。
有天下午,我路过杨大姐家,看见小张在帮她修理院子里的水泵。杨大姐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个旧暖壶,不时给小张倒水喝。两人说说笑笑的,杨大姐的笑容很温暖,跟平时见人时客套的笑不一样。
那时候小张已经不怎么结巴了,说话也利索多了。他在镇上的家具厂找了份工作,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风雨无阻。
又过了大概两年,小张突然告诉我要走了,说去浙江宁波,那边工资高。
“猪圈我收拾好了,钥匙放在杨姐那了。”小张说。
我点点头:“有啥打算?”
“去那边跟人学技术,存点钱,将来回来开个小厂。”
杨大姐送小张那天,我在村口看见了。小张背着个大背包,杨大姐给他塞了个保温桶,里面装着她做的几个菜。小张接过去,低着头说了句什么,杨大姐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目送他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现在,小张就坐在病床边,守着重病的杨大姐。
秀秀回来了,手里拿着几张化验单。她看见小张,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张叔,你吃饭了吗?”秀秀问。
张叔?看来小张已经在这里守了好几天了。
“吃了,你别管我,你自己吃点啥。”小张说,声音低沉沙哑。
我跟秀秀打了个招呼,没多说什么,离开了病房。路过护士站的时候,听见两个护士在小声议论。
“那姓张的,听说是病人的远房亲戚。”
“不像啊,我看他比病人小好多,女儿都叫他叔。”
“谁知道呢,反正每天守在那,饭也不好好吃,困了就在椅子上打个盹。”
我没停留,径直走出了医院。雨已经停了,但空气中还弥漫着湿润的气息。
三天后,我又去医院取药,顺便去看杨大姐。
病房里,小张正坐在床边,削着苹果。苹果皮在他手里形成一条长长的螺旋,一刀未断。杨大姐醒着,靠在床头,脸色比上次好了一点,有了些血色。
“王哥。”小张看见我,站起来。
我点点头,把带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大姐,感觉好点没?”
杨大姐笑了笑:“好多了,死不了。”
秀秀不在病房,小张解释说她去医院食堂买午饭了。
“小妹来了吗?”我问。
“下午的火车。”杨大姐说,声音很轻,但很平静。
小张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给杨大姐。杨大姐摇摇头:“你吃吧,我不想吃。”
小张没说什么,把盘子放在床头柜上,然后看了看手表:“我去取点药,马上回来。”
小张走后,杨大姐看着我,突然说:“当年你也看见了吧,他第一次来我家那天。”
我点点头:“那场大雨,记得。”
“那天他浑身湿透了,站在我家门口,像只落水的小狗。”杨大姐笑了,“他那时候才二十一,说话结结巴巴的,走路一瘸一拐,可怜得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听着。
“村里人都说我看上他了,想找个小伙子依靠。”杨大姐轻轻摇头,“我那时候心里只有女儿,哪有心思想这些。我就是看他可怜,又懂事,帮我干活从不偷懒。”
床头柜上的苹果还没动,杨大姐的保温杯里的水也只喝了一小口。
“他去宁波这些年,每个月都给我打电话,问我和女儿过得怎么样。”杨大姐继续说,“有时候还寄些东西回来,给秀秀小妹的,也有给我的。去年他在宁波买了房子,给我发了照片。”
杨大姐眼里闪着光,像是在回忆什么美好的事情。
“我生病的事,是秀秀告诉他的。秀秀有他电话,但我没想到他会回来,更没想到他会一直在这守着。”
窗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杨大姐看向窗外,若有所思。
“他原本说今年秋天要回来的,说在县城看好了地方,准备开个家具厂。”杨大姐说,“现在因为我,他的计划都耽误了。”
“他自己的选择,”我说,“别想太多。”
杨大姐点点头,然后闭上眼睛,似乎有些疲倦。我没再打扰她,悄悄离开了病房。
一周后的晚上,我接到秀秀的电话,说杨大姐想吃村里的豆腐脑,问我能不能帮忙带一碗去医院。
我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村口老李家买了豆腐脑,加了点老李家特制的辣椒油,用保温桶装好,骑车去了医院。
到医院门口,我看见小张站在台阶上抽烟,眉头紧锁。看见我,他掐灭了烟头,走过来。
“王叔。”他喊我。
“杨姐怎么样?”我问。
小张摇摇头:“不太好,昨晚发烧了,现在在输液。”
我把保温桶递给他:“给大姐带的豆腐脑,她想吃。”
小张接过去,道了谢,然后犹豫了一下,问我:“王叔,你说杨姐会好起来吗?”
我没回答,因为我知道晚期肺癌意味着什么。小张似乎明白了我的沉默,点点头,眼睛有些发红。
“我欠杨姐太多了。”小张突然说。
“什么?”
“当年要不是杨姐,我可能早就回老家种地去了。”小张深吸一口气,“我那时候在村东干活,叔叔嫌我干活慢,还结巴,经常骂我,说我是废物。那天下雨,他骂我滚蛋,说不用来了。”
我有些吃惊,没想到还有这段故事。
“那天我淋着雨走,心想着回老家算了。杨姐叫我进去避雨,给我煮了碗面,还问我会不会修缝纫机。我点头,她就让我修她的缝纫机,修好了给我五块钱。”
小张笑了笑,眼里却闪着泪光。
“后来她介绍我去镇上家具厂,老板看我手艺还行,就留下了。杨姐还借我钱买了辆自行车上下班。我工资第一次发了一百多,全给了杨姐,她只收了借我的那五十,还给我做了顿饭。”
医院的广播响起来,播报着某科室的医生紧急前往手术室。小张没在意,继续说:
“去宁波前,杨姐给我做了几个菜,装在保温桶里。她说,小张,你要是在外面受了委屈,就回来,姐家里永远有你的一碗饭。”
小张的声音哽咽了:“王叔,她给了我一碗热饭,还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我拍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小张把保温桶抱在怀里,说:“我去看看杨姐醒了没,想让她趁热吃点豆腐脑。”
看着小张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媳妇曾经说过的话:“杨大姐一个人带俩闺女,没个男人,这日子咋过啊。”
也许杨大姐的日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温暖得多。
又过了半个月,杨大姐病情稳定了下来,医生说可以出院回家休养。小妹请了长假,准备在家照顾母亲。
出院那天,我去医院帮忙。杨大姐坐在轮椅上,小张推着轮椅,秀秀和小妹收拾着病房里的东西。
“王哥,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杨大姐对我说。
我摆摆手:“大家都是邻居,应该的。”
小张在一旁说:“杨姐,我找了辆车,直接送你回村里。”
杨大姐点点头,看着小张,眼里满是感激。
我帮着拿了些东西,跟在后面。医院走廊里依然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窗外的天空格外蓝,没有一丝云。
走到电梯口,小张突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杨大姐:“杨姐,这是我在宁波买的药,医生说配合治疗效果好。”
杨大姐接过盒子,笑了:“你啊,就会瞎操心。”
小张不好意思地摸摸头,然后又说:“杨姐,我决定了,不去县城开厂了,就在村里开个小作坊,这样方便照顾你。”
杨大姐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行,你的梦想是开厂,不能因为我耽误了。”
小张蹲下来,平视杨大姐:“杨姐,我的梦想是让帮助过我的人过上好日子。你给了我一碗热饭,我要报答你一辈子。”
电梯”叮”的一声到了,门缓缓打开。杨大姐没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小张的手背。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突然想起村里那些闲言碎语,那些说杨大姐想找个小伙子依靠的话。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说对了,只是方向错了。
也许,真正需要依靠的,从来不是杨大姐,而是那个在雨中站在她门口的、浑身湿透的年轻人。
杨大姐给了小张一碗热饭,而小张,在十五年后,在杨大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回来了。
电梯缓缓下降,我看着轮椅上的杨大姐和推着轮椅的小张,想起了那个夏日的暴雨,想起了杨大姐晾在院子里的花布衣裳,想起了小张手里那个装着馒头和咸鸭蛋的塑料袋。
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多年前的一碗热饭,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什么样的方式回馈给你。
走出医院大门,阳光照在杨大姐的脸上,她眯起眼睛,嘴角微微上扬。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关系比血缘还要深厚,有些情感比爱情还要长久。它们或许没有名字,但却真实存在,温暖着普通人的生活。
就像一碗热腾腾的饭,在寒冷的雨夜里,给了一个迷失的年轻人希望和力量。
而现在,那个年轻人长大了,他要用余生的时间,去回报那碗饭的温暖。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