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那棵老槐树又抽出新芽了，我骑着电动车经过时，不自觉放慢了速度。槐树下，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手里捏着几粒花生米，热闹地聊着什么。那是我们村的”茶话会”据点，比县城里什么”茶颜悦色”都热闹。

村口那棵老槐树又抽出新芽了，我骑着电动车经过时，不自觉放慢了速度。槐树下，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手里捏着几粒花生米，热闹地聊着什么。那是我们村的”茶话会”据点，比县城里什么”茶颜悦色”都热闹。

“诶，小刚回来了！”王大爷抬头看见我，咧嘴笑着，露出只剩下三颗的牙齿。

我把车停在树下，摘下头盔。头盔上贴着去年侄子送的贴纸，已经褪色了，成了辨不清的一团颜色。

“您老又来这乘凉啊。”我走过去，挨着他们坐下。

老槐树下放着几把藤椅，坐垫都破了，露出黄色的海绵。王大爷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皱巴巴的，估计是藏了好久的。他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手拒绝，他也不在意，自顾自点上，吐出一口烟。

“刚从你大舅家过来。”王大爷说，“又去看他那房子了。”

一提起大舅的新房，村里人就有说不完的话。那房子在我们这个小村庄里实在是太扎眼了，像是城里某个小区里的别墅突然搬到了这片低矮的砖瓦房中间。

去年春天，大舅突然回村里说要翻新祖屋。那会儿他已经在深圳打拼了二十多年，听说做了个小包工头，手下带着四五十号人。

大舅回来那天，村里下着毛毛雨。他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戴着顶棒球帽，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跟我记忆里那个穿着破洞背心、蹲在田埂上抽烟的大舅判若两人。

“要大兴土木了！”大舅拍着我爸的肩膀，笑得见牙不见眼。

他的手机响了，是个很老的诺基亚，手机壳上贴着一张已经看不清的照片。大舅看了眼，没接，直接按掉。“哪个工地的事，回头再说。”

二舅从隔壁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个马口铁茶缸，里面泡着几片枸杞。这茶缸是小时候生产队发的，上面的红五星都快磨没了。

“回来就回来呗，折腾啥啊。”二舅打量着大舅，语气酸溜溜的。

大舅笑了笑：“老房子不中了，我想给爸妈盖个新的。”

“就那破地方，你要折腾啥呢？”二舅喝了口茶，皱着眉头，“你们城里人，钱多烧的。”

村里人习惯把离开的人叫做”城里人”，哪怕那人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

大舅倒也不恼，只是笑：“二十年没回来住了，这次想好好住段时间。”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热闹起来了。大舅请了县城最好的施工队，拉来了几辆大卡车的建材。老房子被推倒，推土机轰隆隆地响，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

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几个老人坐在对面的树荫下，一边嗑瓜子一边评头论足。有人说大舅出息了，有人说这是浪费钱，更多的人只是羡慕地看着。

工地上忙忙碌碌，大舅也跟着操心。他一改在外面的老板形象，穿着短裤拖鞋，拿着根竹竿指挥施工。阳光下，他的脸和脖子晒得黑红，但眼神亮得出奇。

工地旁边放着个蓝色的塑料桶，桶上贴着”饮水机”的字样，但早就掉了，里面是工人喝的凉白开。大舅偶尔也会从上面的铁杯子舀一杯，咕咚咕咚地喝下去。

二舅总会趁着遛弯的功夫，走到工地附近，眯着眼睛看看，然后摇摇头走开。我知道他心里不服气。当年村里人都出去闯荡，他却因为父母年迈选择留下。大舅寄钱回来，他负责照顾老人，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过得去。

“要花多少钱啊？”有一天，二舅终于忍不住问出了这个问题。

大舅正在看图纸，头也没抬：“差不多九十万吧。”

“九十万！”二舅惊得茶水都撒了，“你疯了吧！整个村子加起来都不值这个钱！”

大舅笑了笑：“我就想建个结实点的房子。”

“结实点？你是要建碉堡啊！”二舅气得直摇头，“有那钱干点啥不好，非得糟蹋在这破地方。”

工地上的水管突然漏了，喷出一股水柱。大舅放下图纸去处理，留下二舅在那里自言自语。

晚上，我去大舅住的临时板房送饭。县城刚开了家麦当劳，我特意买了两个汉堡。大舅拆开包装纸，咬了一口，咂咂嘴：“不如咱村口老王家的煎饼好吃。”

板房墙上贴着张老旧的全家福，已经泛黄了。那是二十多年前拍的，爷爷还在，奶奶头发还是黑的，大舅和二舅坐在前排，年轻的脸上写满希望。

“二舅又来说你了？”我问。

大舅笑了笑：“他那人就这样，心直口快。”

“为啥突然要花这么多钱盖房子？”我好奇地问，“你不是说过不会回来长住吗？”

大舅沉默了一会儿，目光落在墙上的照片上。“去年工地上出了事故，一个工友被钢筋砸中了，走得很突然。”他的声音低了下来，“他才四十出头，老家盖了半截的房子，最后都没回去住一晚。”

我注意到大舅的手机壳上贴的那张照片，隐约能看出是他和一个男人的合影。

“后来我就想，与其等退休了再回来，不如趁现在身体还行，把事情都做了。”大舅拿起汉堡咬了一大口，含糊不清地说，“人这辈子，走的太匆忙，都来不及跟自己告别。”

新房子一天天成型，从地基到框架，从墙体到屋顶。那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用了深灰色的瓷砖，屋顶是深蓝色的琉璃瓦。在村里矮小的土坯房中间，显得格外气派。

大舅特意请了风水先生来看，虽然他平时不信这个。风水先生拿着罗盘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基啊，得打深点，柱子得粗点。”

村里有个赵大妈，大舅搬出去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了。她拄着拐杖，在屋前驻足观望：“老一辈子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房子，要是能活到住进去的那天就好了。”

大舅听见了，笑着说：“赵大妈，等房子好了，您可得来喝杯茶。”

赵大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啊好啊，我可得多活几年。”

盖房子的过程中，大舅和二舅的矛盾越来越大。二舅觉得大舅这是炫耀，是在打他的脸。村里人私下议论纷纷，都说兄弟俩怕是要闹掰。

七月的一天，二舅一大早就来到工地，脸色不好：“你知道这个月水泥又涨价了吗？你搞这么个大工程，能不能考虑下村里人的感受？现在全村的建材都涨价了！”

大舅正在和工人讨论阳台的设计，被二舅一打岔，有些不耐烦：“二弟，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你还说没关系？”二舅指着旁边村民自建房的工地，“看看人家原本要花五万的小房子，现在要花多少？都是因为你！”

大舅皱起眉头：“你少在这胡搅蛮缠。我请的施工队，用的建材，都是从外面运来的，根本不影响本地市场。”

“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留在村里的人。”二舅突然提高了声音，“你有钱了不起啊？九十万，够我们普通人奋斗一辈子了！”

工地上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兄弟俩。大舅深吸一口气，放下手里的图纸：“行了，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别在这影响工作。”

二舅气得脸通红，转身就走。路过堆放水泥的地方时，他故意踢了一脚，扬起一片灰尘。

那天晚上，村里的小卖部里多了个喝酒的人。二舅一个人坐在角落，面前放着半瓶二锅头和一盘花生米。盘子里的花生米一直没动，酒却见了底。

八月初，房子已经盖到了第三层。大舅每天早出晚归，监工的同时还要远程处理深圳那边的事情。他的手机换成了智能机，但还是保留了那个旧手机壳，贴着那张看不清的照片。

有一天，我路过工地，看见大舅正站在脚手架上，跟木工讨论着什么。他的衬衫后背全湿透了，脸上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划出几道痕迹。

“大舅，今天这么热，你休息一下吧。”我冲他喊道。

“没事，就快完工了，得抓紧。”大舅对着我笑了笑，阳光下，他眼角的皱纹格外明显。

突然，一阵风吹来，工地上的彩条布哗啦啦地响。大舅抬头看了看天空：“这天气，怕是要变了。”

电视里一直在说台风可能登陆，但村里人对此不以为然。几十年来，台风从没给我们村带来什么大的灾害，最多就是刮倒几棵树，掀翻几片瓦。

“真要来台风，你这房子能顶住不？”我半开玩笑地问。

大舅认真地点点头：“当然能。我可是按照深圳的防台风标准建的，地基打了八米深，用的钢筋都比规定的粗一号。不光能抗台风，就是地震也不怕。”

当时我只是笑笑，没当回事。谁能想到，大舅的话会在几天后得到验证。

台风来得比预想的更猛烈。

那天下午，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像是有人拉上了窗帘。风越来越大，雨点砸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县气象局发出了台风红色预警，但村里很多人都没当回事。

晚上七点左右，台风正式登陆。狂风裹挟着雨水，像是要把整个村子冲走。屋外的树被连根拔起，房顶的瓦片像纸片一样被掀飞。村里的电线杆倒了几根，整个村子陷入一片漆黑。

我们一家人挤在堂屋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母亲点起了蜡烛，黄豆大的雨点打在窗户上，发出啪啪的声音。父亲不停地查看门窗是否关紧，生怕被风吹开。

“大舅那边没事吧？”我问父亲。

父亲摇摇头：“谁知道呢，这么大的风，谁家都不好过。”

我想起大舅那句”按深圳标准建的”，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但随后又想起二舅家的老房子，屋顶前年就漏了，一直没修。

“二舅那边怎么样了？有人联系过吗？”我又问。

正说着，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父亲打开门，外面站着浑身湿透的二舅和二舅妈。二舅的头上有个小伤口，还在流血。

“老弟，你们这咋了？”父亲赶紧把他们拉进屋。

二舅喘着粗气说：“我家屋顶塌了一半，墙也裂了，不敢待了。”

母亲赶紧拿毛巾给他们擦身子，又端来热水。风雨的声音越来越大，整个房子都在颤抖。

“村长说让大家去大礼堂避难。”二舅说，“已经有几家房子倒了。”

父亲看了看我们的屋顶，也在漏水，决定一起去大礼堂。我们刚要出门，父亲突然想起什么：“大哥呢？有人联系到他吗？”

二舅摇摇头：“不知道，电话打不通。”

“得去看看他。”父亲坚持道。

穿过风雨，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大舅的新房子前。让人惊讶的是，这座新楼在狂风暴雨中竟然岿然不动。屋里透出灯光，原来大舅安装了备用发电机。

我们敲门，大舅很快开了门。看到我们这幅狼狈模样，他吓了一跳：“你们怎么来了？外面这么危险！”

“来看看你。”父亲说，“村里好几家房子都塌了。”

大舅把我们让进屋，屋里干燥温暖，一点也不像外面正经历台风的样子。他给我们拿来干毛巾和衣服：“换上吧，别着凉了。”

二舅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看着这个坚固的房子，又想起自己那个坍塌的老屋，复杂的情绪写在脸上。

“二弟，进来吧。”大舅走过去，拉着二舅的手。

二舅挣脱了一下，但最终还是跟着进了屋。他环顾四周宽敞明亮的大厅，水泥还散发着新鲜的气味。角落里放着几箱方便面和矿泉水，显然是大舅提前准备的。

“早知道台风这么大，我就该提前让你们都过来。”大舅说着，给每人倒了杯热水。

风越来越大，窗外的树被连根拔起，砸在附近的房子上。但在这个新房子里，我们只听到风声，却感受不到任何摇晃。

“你这房子，真结实。”二舅突然说道，声音低沉。

大舅递给他一杯水，笑了笑：“那可不，我花了九十万呢。”

二舅抿了抿嘴，没再说话。我们就这样坐在大舅的新房子里，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等待台风过去。

第二天早上，台风终于离开了。阳光透过云层，照在满目疮痍的村子上。我们走出大舅的房子，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村里至少有十几户房子完全倒塌，更多的房子不同程度受损。大树被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电线杆倒了一大片，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唯一完好无损的，就是大舅的新房子。

村长组织人手开始救援和清理。大舅的房子因为有电，成了临时指挥部。村民们都聚集在这里，领取食物和水。

二舅站在自家倒塌的房子前，神情恍惚。屋顶全没了，墙也塌了大半，二十多年的家当全都湿透或埋在废墟下。

大舅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二弟，先别难过，人没事就好。你们先住我那儿，房子可以重建。”

二舅转过头，眼睛湿润：“大哥，我…”

“别说了。”大舅打断他，“咱们是兄弟。”

那一刻，我看到二舅眼中的那道坚硬的冰渐渐融化。

台风过后的日子里，大舅的房子成了村里的避难所。一楼大厅放满了折叠床，住着失去家园的村民。厨房一天到晚都在煮粥，院子里搭起了临时厕所。

大舅的手机不停地响，但他总是简单交代几句就挂掉，继续帮村民们清理废墟、搭建临时住所。

二舅主动承担起了分发物资的工作，从早忙到晚。有时候，我看到兄弟俩站在一起，商量着重建计划。那种隔阂似乎在灾难面前土崩瓦解。

一天晚上，村民们都睡了，我在院子里看到大舅一个人坐着抽烟。他的手机开着免提，对面是深圳工地上的事情。

“老板，那边的项目非得您亲自去一趟。”对面的声音说。

“再等等吧，这边还没安顿好。”大舅掐灭烟头，疲惫地说。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大舅，你真的要在村里住下来？”

大舅笑了笑：“老家始终是老家。我这把年纪了，也该回来看看。”

他拿出钱包，从里面掏出那张贴在旧手机上的照片。现在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他和一个年轻人的合影，背景是一片工地。

“这是我徒弟，去年出事故走的那个。”大舅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总说要回老家盖房子，给父母一个好住处，结果…来不及了。”

大舅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钱包：“人啊，总以为来日方长，殊不知无常随时会来。所以我决定趁着还能动，把想做的事都做了。”

远处，二舅家的废墟上竖起了几根新的柱子。大舅说要帮二舅重建房子，用和自己一样的标准。起初二舅不肯，但拗不过大舅的坚持。

“你花了那么多钱盖这房子，图啥啊？”我忍不住问。

大舅指了指熟睡的村民们：“就图个安心。你看这不是派上用场了吗？”

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睡觉去，明天还得早起帮二舅家立房梁呢。”

如今，一年过去了。大舅的房子已经成了村里的地标，二舅的新房子也在大舅的帮助下重建完成，比以前结实多了。

村里人都说，多亏了大舅那九十万的”浪费”，才在台风夜救了大家。二舅再也不说大舅炫耀了，反而逢人就夸大哥有远见。

大舅在村里住了三个月，又回深圳去了。不过他答应每年都回来住几个月。临走前，他把房子钥匙给了二舅：“有事没事就去看看，别让房子空着。”

每到周末，二舅都会去大舅的房子打扫一遍，然后坐在阳台上看会儿书，喝杯茶。有时候村里来了客人，二舅还会骄傲地带人参观：“这是我大哥盖的，九十万呢，连台风都刮不倒！”

昨天，我收到大舅的信息，说过完年他就退休，打算回村里住了。我问他后不后悔花那么多钱盖房子，他回了句：“花都花了，哪有后悔的道理。再说了，房子结不结实，遇到台风不就知道了？”

我骑着电动车，经过村口的老槐树。树下，几个老人还在那里聊天，王大爷眯着眼睛晒太阳。

我停下车，摘下头盔。也许这就是人生吧，你永远不知道哪些准备是必要的，哪些又是”浪费”。但当风雨来临时，那些被嘲笑的”过度准备”，往往成了最后的避风港。

大舅常说：“做人要踏实，盖房要结实。”简单的道理，却是他用了一辈子才悟出来的。

“小刚啊，你大舅啥时候回来？”王大爷问我。

“快了，”我笑着回答，“他说今年要回来过年。”

春天又要来了，村口的老槐树又会发新芽。而在这个小村庄里，大舅那栋被嘲笑又被感谢的房子，依然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见证着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