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来好啊，走了这么多年，该回来了。”王婶点点头，手里的瓜子壳落在地上，不知不觉已经堆成了小山。

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手里的蒲扇一上一下，却怎么也扇不走这七月的闷热。

“听说了吗？三叔要回来了。”老李头吐出一口烟圈，眯着眼睛说。

“回来好啊，走了这么多年，该回来了。”王婶点点头，手里的瓜子壳落在地上，不知不觉已经堆成了小山。

三叔，村里人都这么喊他，其实他叫张明德，今年五十有八。二十年前，村里第一批出去打工的人里就有他。

我今年三十五，从记事起，就记得三叔那张黝黑的脸和总是弯成月牙的眼睛。那时候我们村还没通电，晚上大家都喜欢在三叔家院子里乘凉，听他讲些城里的故事。

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三叔常年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衬衫，袖口磨得发白，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他腰间别着一个铝制的水壶，走到哪都带着，从不舍得买饮料。

“你们听说了吗，他只带了一个旧皮箱回来。”王婶压低了声音。

“打工二十年，就带回一个皮箱？”村里最年长的张大爷皱了皱眉头，“那他儿子怎么说？”

三叔有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在县城医院当医生。前年，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三叔成了爷爷，电话里乐得合不拢嘴，说一定要回来看看。可拖了两年，直到上个月才说要回村。

我其实也很好奇，打工二十年，三叔到底挣了多少钱？听说城里工厂干满一年，少说也有两三万。二十年，那得有多少？我掰着手指头算，怎么也得有五六十万吧？怎么会只带回一个皮箱？

“他住哪？”我问。

“还能住哪？老房子早塌了，听说住他儿子给收拾的那间祖屋。”老李头说。

三叔的老房子在村西头，那是祖上留下的三间土坯房，二十年前他走时，屋顶已经漏雨了。这些年无人居住，前年的一场大雨后，房子就塌了大半。好在他儿子孝顺，去年清明回来，把侧屋收拾了一下，换了新门窗，说是给老父亲留个归处。

接三叔回村的那天，我开着面包车去了县城客运站。

站台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三叔。他比记忆中的样子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身形却比二十年前更瘦小了，皮肤黑得发亮，像是被太阳烤过很多次。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老式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损严重的旅游鞋，右手拎着个很旧的皮箱，左手夹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个西瓜。

“三叔！”我喊了一声，快步走过去。

三叔眯着眼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小强？是小强吧？长这么大了？”

我接过他手中的皮箱，感觉出奇的轻。

“三叔，这就是您全部的行李？”我有些不敢相信。

三叔笑了笑：“够用就行，带那么多干啥。”

回村的路上，三叔看着窗外不停变化的景色，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我偷偷瞄了他几眼，发现他的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色，不知道是油渍还是别的什么。

“三叔，这些年您在哪打工啊？”我问。

“哪都去过，广东、浙江、江苏、福建……”三叔掰着手指头数，“刚开始在纺织厂，后来去了建筑工地，再后来去了机械厂。”

“挣了不少钱吧？”我笑着问。

没想到三叔沉默了。半晌，他才叹了口气：“钱啊，有时候挣得多，有时候挣得少。算下来，也没剩多少。”

我不好再问，只是觉得奇怪。按理说，打工二十年，怎么也应该有些积蓄，更何况三叔一向节俭。难道是生病花了？还是被人骗了？

到了村口，三叔从车上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还是家乡的空气好啊。”

村里的老人们早就听说三叔要回来，都聚集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到三叔，大家都围了上来。

“老张回来了！” “明德，你可算回来了！” “这么多年不回来，想死我们了！”

三叔被围在中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笑得像个孩子。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老李头拍着三叔的肩膀，眼睛却瞟向那个旧皮箱，“就带了这点东西？”

三叔点点头：“够用了，够用了。”

我把皮箱提到三叔的新住处。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老式电视机。

三叔环顾四周，满意地点点头：“挺好，挺好。”

他将皮箱放在床上，却没有立即打开，而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田野发呆。

“三叔，您饿了吧？我去给您做点吃的。”我说。

三叔摆摆手：“不急，不急。待会儿去老李家吃饭，他早上来电话了。”

晚饭后，村里的老人们都聚到了三叔的新家。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床沿上，有的站在门口，还有的干脆蹲在院子里，都想听听三叔这些年的见闻。

三叔像个孩子一样兴奋，说着城里的高楼大厦，说着工厂的机器轰鸣，说着夜市的灯红酒绿。但每当有人问起他挣了多少钱，他就含糊其辞，转移话题。

“三叔，你那皮箱里装的啥宝贝啊？”村里最小的刘大妈忍不住问。她比三叔小两岁，却因为辈分的关系，一直喊他三叔。

屋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那个放在床头的旧皮箱。

三叔笑了笑，走过去，轻轻抚摸皮箱上的划痕：“这是我出门时带的，二十年了，一直陪着我。”

“里面装的啥？”刘大妈又问。

三叔没有回答，而是弯下腰，慢慢地打开了皮箱。

皮箱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金银财宝，而是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叠纸。

“这是啥？”有人问。

三叔小心翼翼地拿出最上面的一叠，展开给大家看：“这是我打工的厂里发的工牌，每换一个地方，我都留着。”

工牌上是三叔年轻时的照片，一个个地方名称，一个个厂区名称。他的手指轻轻抚过每一张工牌，仿佛那不是塑料，而是什么珍贵的玩意儿。

“这是我在广东时，厂区组织去海边玩，我捡的贝壳。”三叔又拿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发黄的贝壳。

“这是我在浙江做保安时，每天写的工作日记。”他拿出几个发黄的笔记本。

“这是我在江苏工地上，和工友们的合影。”一摞照片，每张都皱皱巴巴的，但都保存完好。

一件件，一样样，三叔小心翼翼地展示着他的”宝贝”：一块工地上捡的红砖碎片，一朵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干花，一张早已过期的火车票，一个生锈的小螺丝钉……每一件物品，他都能说出一段故事。

“这是…”三叔拿出最后一个信封，手有些颤抖。

他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汇款单。我凑近一看，都是寄往县城医院的，收款人是他儿子张医生。最早的一张日期是十八年前，最近的一张是三个月前。金额从最初的500元，到后来的3000元，再到近几年的5000元。

“这是我这些年寄回来的钱，一共389笔，总共127万3千元。”三叔说这话时，声音很平静，但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闪烁。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

“你…你把钱都寄回来了？”老李头结结巴巴地问。

三叔点点头：“是啊，我儿子从小就爱学习，我想让他不要像我一样没文化。他考上医学院那年，我就决定出去打工。学费、生活费，后来的结婚钱、买房钱，都是我一点点寄回来的。”

“那…那你自己呢？”刘大妈问。

“我？”三叔笑了，“我花不了多少钱。住集体宿舍，吃工厂食堂，有时候自己做饭更省钱。衣服穿旧了补一补，鞋子破了粘一粘，能用就行。”

我突然想起三叔那件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衬衫，和他腰间别着的铝制水壶。

“前年孙子出生，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回来含饴弄孙。我说，等我再挣两年，给孙子攒点学费。”三叔又拿出一张照片，是他儿子一家三口的合影，“这是他们去年寄给我的，我的孙子，白白胖胖的，像小时候的他爸。”

老李头突然站起来，走到外面去了。我跟出去，看到他站在院子里，用袖子擦眼泪。

“你三叔，他……”老李头说不下去了。

我明白了什么，心里一阵酸涩。三叔从来没有跟家里说过他在外面的苦，他只是默默地把钱寄回来，让儿子有尊严地生活，让儿子不再像他那样为生计发愁。

当我回到屋里时，看到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屋子里的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围着三叔的皮箱，老泪纵横。

三叔有些不好意思：“哭啥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老张，你这些年，苦了。”张大爷哽咽着说。

“不苦，不苦。”三叔摆摆手，“看着儿子有出息，我心里高兴着呢。”

我知道，三叔说不苦是假的。二十年，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风吹雨打，多少回孤独寂寞，他都一个人扛过来了。而那个轻飘飘的旧皮箱，装的不只是些杂物，更是一个父亲二十年的牵挂和爱。

第二天一早，三叔的儿子开车来接他去县城。

“爸，我们家现在宽敞了，有您的房间，您就不用住这老屋子了。”张医生一边帮三叔收拾东西，一边说。

三叔笑着点头：“好，好，去看看我孙子。”

临走时，三叔环顾四周，目光在那间小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停在了那个旧皮箱上。

“爸，这旧箱子就扔了吧，我给您买新的。”张医生说。

三叔摇摇头，轻轻抚摸着皮箱上的划痕：“不扔，带着。这是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

他小心地把皮箱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什么珍宝。

我送他们到村口，看着那辆小轿车渐渐远去，心里五味杂陈。

老李头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边，他递给我一根烟，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小强啊，你知道什么叫富贵吗？”

我摇摇头。

“你三叔，他才是真正的富贵人。”老李头望着远方，“他那皮箱里装的，是咱们村里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东西。”

是啊，那个轻飘飘的旧皮箱，装的是一个父亲二十年如一日的爱和牺牲，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

村口的大槐树下，蝉鸣声此起彼伏。我想起三叔离开时的背影，想起他怀里抱着的那个旧皮箱，突然明白了老李头的话。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些东西，比金钱更贵重；有些情感，比财富更珍贵。三叔的皮箱里，装的正是这样的宝贝。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年轻时的三叔，他穿着那件褪色的蓝布衬衫，腰间别着铝制水壶，站在村口向我们挥手告别。二十年后，他带着那个装满了故事和爱的旧皮箱，又回到了这个日思夜想的地方。

而那个皮箱，一直都是满的，从未空过。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