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在年青时,为了向当时理学大师程颐请教学问,离乡背井,千里迢迢赶到了河南。在一个隆冬时节,杨时冒着鹅毛大雪终于找到了程颐的家,可是又碰上程颐在休息,他就独个儿站在雪地里,一连等了好几个时辰。程颐一觉醒来,方听得叩门之声,连忙把杨时请进屋里,程颐见这位远道而来的
北宋时代,有个学者名叫杨时,祖籍福建,晚年隐居龟山,人称“龟山先生”。
他在年青时,为了向当时理学大师程颐请教学问,离乡背井,千里迢迢赶到了河南。在一个隆冬时节,杨时冒着鹅毛大雪终于找到了程颐的家,可是又碰上程颐在休息,他就独个儿站在雪地里,一连等了好几个时辰。程颐一觉醒来,方听得叩门之声,连忙把杨时请进屋里,程颐见这位远道而来的青年人浑身是白花花的积雪,为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便收他做了门生。几年以后,杨时学有所成,便来到无锡办了个书院,取庐山美景之一“东林”名其书院,称东林书院(后人又称龟山书院)。杨时在无锡聚徒讲学达十八年,讲的是理学。理学是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官方哲学,因为它讲述的是所谓“天理”,所以叫理学,又因为它本原于孔孟之道,所以又叫道学。它是为巩固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服务的。理学在探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命题时,又充满着深刻的辩证法观点,对我国理论思维的发展有所贡献。杨时在年老时离开了无锡。他走后,东林书院几经变迁。
六百多年以后,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东林书院又恢复旧观,再次成为讲学的地方。主持讲学的是高攀龙和顾宪成,他俩都是无锡人,本来都在朝廷里做官。当时宦官把持朝政,排斥忠良,种种黑幕不一而足。高、顾二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不畏强暴,不避权贵,敢于说一些真话。例如高攀龙就揭发过魏忠贤党羽崔呈秀贪赃枉法的种种丑事,从而得咎于宦官集团,遭到革职回籍的处分。高、顾回到无锡之后,得到友人的资助,于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久已荒废的东林书院。顾宪成亲自给书院撰写对联一副,上面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表明了东林书院的宗旨和高、顾办学的方针。由于高、顾二人在朝廷里做过命官,熟知官场内幕,他们在讲学中讽议朝政,抨击当权人物,内容当然就十分丰富和精采了。因而一时名声四播,听者日众。
高、顾在讲学中始终贯串着改革弊政的中心内容。在政治上,他们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主张实行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让中小地主阶级也获得一定的参政权;在经济上,他们反对贵族大地主的经济掠夺政策,即反对朝廷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敲诈勒索、破坏工商、残害人民的行为,主张税收应有定额,城乡负担必需合理摊派;在学术上,他们反对偏听偏信和迷信的学风,提倡博学、明辨、深思。东林党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尽管是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更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广大市民阶层的利益和愿望。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昏庸的明熹宗。宦官魏忠贤当道,他自称是“九千九百岁”,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思。以他为头子,由皇室、宦官、勋戚、权臣组成的腐朽的反动集团,当然容不得东林党人在江南一隅的这些作为了。魏忠贤指派爪牙到太湖之滨秘密侦探,先后编成《东林点将录》《同志录》这一类黑名单,打算逐一逮捕,加以迫害。1624年(天启四年),东林党人的著名首领杨涟上了一本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的奏折,指出当时的政局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杨涟的奏折,捅了马蜂窝。不久,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黄尊素等被捕下狱,备受酷刑后死去。其他东林党人,成批地被杀害、关牢、免职。后来,魏忠贤又下令摧毁全国
面对权奸的倒行逆施,东林党人谈笑自若,置生死祸福于度外。顾宪成吟诗曰:“纵然斫尽东林木,一片平芜也是林。”还有人写下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以示东林党人是斩不尽、杀不完的。
1626年(天启六年)的一天,魏忠贤的爪牙准备对高攀龙下毒手,高攀龙闻讯后仰天大笑,痛饮了几杯美酒,从容地写下遗书一封,然后投水自尽了。解放以后,郭沫若同志在高攀龙投水的地方题词:“高子止水”。邓拓同志又在“高子止水”处写下赞诗一首:
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
攀龙风节扬千古,字字痛心绝命辞。
今天,封建专制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东林党人注重实学、反对邪恶的战斗风貌,对我们还是有所启迪的。
来源:历史追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