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从质疑朱熹看明清学术的转变

摘要：明朝末年，江南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政府制度，质疑朱熹对孔子学说的阐释，展现出自由开放精神，如黄宗羲批判皇室世袭，顾炎武驳斥旧制度。当时中国城市化、商业化发展，与欧洲类似，民间力量皆对专制和传统思想产生怀疑。

明朝末年，江南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政府制度，质疑朱熹对孔子学说的阐释，展现出自由开放精神，如黄宗羲批判皇室世袭，顾炎武驳斥旧制度。当时中国城市化、商业化发展，与欧洲类似，民间力量皆对专制和传统思想产生怀疑。

明朝末年，江南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着手研究政府制度，他们认为有些制度不对，甚至开始怀疑孔子学说。起初，他们并不是要攻击孔子，而是质疑朱熹对孔子学说的解释。这情形和欧洲宗教改革时不骂耶稣而骂教皇一样。

我们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例，黄宗羲认为政府制度由皇室世袭是不对的。在那个专制时代，质疑皇室制度是相当大胆的行为。他建议由有知识和品德的人聚集于学校讨论政事，然后交给县令，让县令依讨论结果施政，这不算代议制，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参政。

黄宗羲

他认为民间也要办社会福利。各地的地方官吏不该由皇帝随时说换就换，而是应该常驻于当地，且拥有相当的权力，相当于独立的诸侯；而县以下应该由老百姓间有知识、有品德、有地位的人联合管理。换句话说，他建议的是一种地方自主、类似联邦的制度。西欧启蒙运动里所谈到的民主制度的第一步也不过尔尔。

顾炎武所写的《日知录》，条条都在驳斥从古至今的制度：收税、征兵、取士、任官制度都不合理。这种批判的精神，与当时艺术上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自由、开放。

明朝晚期在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商业伦理与怀疑传统的精神，其所走的路线与西欧几乎是一致的。当时西欧教皇的力量正在崩溃，对外的商港、贸易港，尤其是对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所开的港口逐渐取代了地中海的港口。欧洲本土贸易路线沿线，诸侯权力大增，致使后来的民族国家、商业城市一个个兴起。

此外，欧洲各地出现自由开办大学的情况，由一群教书匠，每人带着自己的一套家传本事，以类似收门票的方式传授知识。University（大学）就由这批教书匠建立，教皇是管不着的，于是他们传播科学，传播自由思想。各地的商人和工人也开始组织工会，发挥力量，甚至与诸侯讨价还价，由自己管理城市和纳税，不准官吏进入自己的城市。这个背景与明代的晚期几乎一样，都是由民间蹿起的一股力量，对专制独裁政体、对传统的正统思想产生怀疑。凡此种种，都属于心性的开放。

东林书院

明朝即将灭亡之际，在东林书院传播自由思想的学者们，一个个都被“特务”抓起来，有的宁死不屈。东林与复社，可以集合几百个人在广场上举行批评时政的会议。大型的集会，以苏州虎丘集会为例，就有成千人参加讨论，批评政府。当时若再进一步，可能就会发动革命了，可惜没有持续下去。

没有持续下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清兵入关。在明朝，皇帝再差，也没有把老百姓当奴才看，他们总认为大众就是他们的百姓。但是清朝政府，却将统治力量建立在八旗强悍的武装力量上，自视为主子，视百姓为奴隶。

虽然清朝也有像康熙、雍正这样的勤政皇帝，但政府凌驾于百姓之上，斩断了政治上谋求改革的可能性。清朝的《四库全书》，将所有犯忌讳的字眼，不仅是骂满洲的部分，连对主人不恭敬、对上司不礼貌的字眼也包括在内，全部都消除掉了。清朝以政治因素禁书、毁书来钳制思想，同时科举制度采用正统的经典解释并强化讲究尊卑及三纲五常的思想，以开科取士的方式来笼络读书人，让读书人一窝蜂地读朱子思想。这时候，强调外在约束纪律的朱子学说即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

四库全书

二是思想转折。除了政治力量，思想本身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转折，这转折是内在的改变。因为儒家的思想，对于“知识”这两个字，并不是将之当成认知的知识而已。其认知的部分，是为了道德的“知”。道德的“知”与认知的“知”，不是同一个“知”。对儒家来说，求知并不是寻求认知的“知”，而是追寻道德上的准确。

换言之，真与善是一个整体：真即是善，善就是真。但道德与认知混在一起以后，读书往往是为了道德的修养，而非知识的获得。将真与善分开，其好坏认定得从各个角度来看。两者分开就是欧洲的思想传统，今日所有的大学与学术界皆是以认知的“知”为唯一的求知方向，而认为善与真不能互相干扰，要防止宗教或是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干扰学术。

这一分开的好处是现代科学从此发展，坏处则是读了一辈子书的人很可能知识非常丰富，但道德却未必高尚，因为读书管不到其思想行为，掌控不到其心性的成长。反之，中国将认知与道德混为一谈，结果欧洲的短处成了中国的长处，欧洲的长处就正好变成了中国的短处，两者孰好孰坏，很难有定论。